如果“科学无法脱离价值”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乌托邦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处在不同社会场域的人们只不过是提出了不同的乌托邦想象而已，例如自由市场乌托邦、科学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乌托邦等等（王维佳，赵月枝，2010：24）。诚如东欧理论家齐泽克（S.Zizek）在分析了2008至200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所论，“与其说意识形态乌托邦时代已经过去了，毋宁说，资本主义不受挑战的霸权是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恰当的乌托邦核心维系的”（Zizek，2009a：77）。而森托斯更是一语中的地说，新自由主义是以反乌托邦面目出现的乌托邦（Santos，2006：1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在认识到历史并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也没有消失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历史与社会，在对人类共同体所面临的多重危机有强烈的焦虑感和对华语学人在人类知识共同体中应有的贡献与担当有充分自信的基础上，重新讨论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乌托邦来建构我们的学术想象和实践（Zhao，2009；王维佳，赵月枝，2010：24）。在这里，“重新发现乌托邦”特别指向一种在全球社会正义运动中所形成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思想和对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期待。这同时也是一种自省式的学术努力。它坚持，“一种试图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人类劳动的力量与一种将劳动降格为市场交换商品的力量正在进行着斗争”（Mosco，1998）。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广义上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当中，也存在于学术界内部。包括华语学人在内的东方与南方知识分子坐拥上百年的社会革命历史资源，共享建设替代性社会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今天仍然在文明互动加速和压迫与反抗并存的世界中寻求知识和从事意义生产。这些人曾经是、也应该继续成为替人类寻求出路的关键群体，是批判性世界主义(critical cosmopolitanism，Murdoch，2005）思想复兴的希望。
当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危机重重。可以说，罗马在燃烧，社会正是需要思想界出来排忧解惑提供新思路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当整个世界体系里的不同势力处于极度不平衡和多变状态的时候，小规模的社会动员就有非常大的影响，而这正是复杂理论（complex theory）所指的“蝴蝶效应”。因此，他说，“这是一个政治主体能动性可以战胜结构决定主义的时刻”（2010：141）。无论是在传统中国社会还是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变革中，中国知识人士一直是很活跃的“救国救民”的政治能动主体。儒家传统在尊奉读书人精英身份的同时，要求他们超越自己的利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里，知识分子以革命者的政治主体身份投身社会变革，甚至主动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当下，也有不少华语学人在体制的限制下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难得的学术勇气和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民主化变革。这其中的挑战精英主义的参与式民主思想和精神尤为难能可贵。他们不是先入为主地和居高临下地对待研究对象，进而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被认为是“低素质”甚至是“无知”的下层民众，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和开放的心态去了解社会运动主体的群体智慧，并让自己的知识与社会运动主体的知识在互动中相互提升，从而达到改变现有不平等社会权利关系的目的。他们是森托斯的“南方认识论”在中国的实行者。在大陆传播学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教授在流动农民工和相关社会群体中进行的诸多参与式行动研究就是这方面的范例（卜卫，2009；2010a；2010b）。
如我前面论述所明示，挑战西方主导知识/权力霸权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地一概排斥任何“西方”知识。事实上，在西方学术界，批评学者一直在从事抵抗主导知识/权力霸权体系的反体制知识的生产。在当下，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全球意识形态的破产，批判学术界有关资本主义转型的讨论非常活跃。例如，在分析了当下的危机之后，沃勒斯坦（Wallerstern，2010：140）就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上宣称，“问题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能修补自己和重新向前迈进，而是，它会被什么样的制度所替代？什么样的秩序会从这样的混乱中出现？”为此，他呼吁，就我们希望构建什么样的世界体系和如何转型进行严肃的、开放的和真诚的学术对话和辩论(2010：142)。与此相呼应，传播学者麦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与合作者福斯特(John B.Foster)在最近的一篇文章(2010)中指出，“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毁灭主义”（Socialism or Exterminism）。而早些时候，东欧理论家齐泽克在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多重矛盾之后，更是旗帜鲜明地宣称：“Communism，Again！”(Zizek，2009a：77)。他认为，有四个对立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不可能永远被再生产：生态灾难，把人类知识通过所谓的知识产权私有化的不合适性，新科技发展、尤其是生物工程的社会和伦理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新形式的社会隔离。在这样的背景下，齐泽克认为，新的解放性政治主体将不再是某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体，而是不同主体的爆炸性组合。经典的形象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今，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是，“我们面临失去一切的险境”(Zizek，2009b：53-54)。
显然，我们不是要回到斯大林主义，回到中国的“文革”。这更不是为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种种弊病辩护。相反，如麦切斯尼和福斯特所言，前苏联和当下中国的某些经验表明，“如果社会主义不是根植于普遍权力（popular power），就会事实上消灭自己，导致资本主义复辟”（McChesney and Foster，2010：10）。华语传播学界呼唤具有批判与反思精神的学者。这样的学者既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西方鹦鹉，更不是“中华文化”本质主义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热衷于跟着官方口号做什么“中国崛起”和中国“软实力”的文章。相反，他们会站在批判世界主义的立场认识“中华文化”以及批判地总结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的本土知识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认识论想象和民主想象这一对翅膀，使他们穿越时空自由地翱翔，为本土和国际传播民主化寻找理论和实践资源。
■超越以英美为原点的“中心辐射式”研究议题
在研究议程上，“向东看，往南走”意味着超越以西方、尤其是以英美为原点的“中心辐射式”国际传播研究框架和议题设置思维定式，把日益活跃的“东—南”和“南—南”间的传播与文化流动当做重要的研究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许多中国大陆学者的想象里，世界就是西方，与世界接轨就是与西方接轨。当然，这是与西方的摩天大楼、高尚社区和出入这些场所的中产阶级接轨，不是与西方的殖民与侵略历史和在美国某些社区，非洲后裔的青年进监狱的概率比进大学更高这样的现实接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一个面对西方，背对第三世界的过程。
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在引进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视角聚焦在欧美，尤其是英美。在理论层面，“美国中心论”影响严重（赵月枝，邓理峰，2009）。在实践与制度层面，研究者们往往是聚焦《纽约时报》、BBC和英美传播法规所代表的制度设置。更值得讨论的是，我们不是历史地、全面地去研究这些机构和机制，把它们还原为本土实践来理解和分析，而是把这些也是作为本土实践的媒体与制度机制高度理想化、符号化、规范化，企望以此来型塑中国传播制度。但是，与有些学者的一厢情愿相反，有评论认为，中国想学北美，一不小心成了拉美。当然，这也是对拉美不公平的一种表述。事实上，拉美的许多正的和反的经验，从高度商业化私人媒体和政权相结合的市场威权主义模式到自下而上的传播民主化和草根媒体理论与本土实践经验，非常值得华语传播学者好好研究。
当然，超越以英美为原点的“中心辐射式”国际传播研究框架和议题设置思维定式不仅仅意味着对非英美国家传播现象与制度的关注。这样的研究议程还包括以下的含义：首先，有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的讨论中，已经有人倡导，南方的国家在相互合作以改变世界游戏规则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这基础上，可以形成新的象征发展中国家团结和合作的“万隆”，而且，在新的条件下，“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有政治和道义上的影响力，而且有经济上的实力来挑战西方（Palat，2008：721；Arrighi，2007）。在这方面，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的出现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发展。由此引出了以下一系列有关传播研究的问题：如果在上一轮的在全球范围内争取社会正义的实践中，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是核心内容，那么，在今天知识经济和信息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信息与传播领域在全球政治经济民主化的过程中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西方的媒体改革运动与东方和南方的媒体民主化运动如何连接、有益互动与相互促进？过去，西方学者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及其进步性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今天，我们对跨国市民社会及其作用是否也有浪漫化的倾向？
其次，面对西方消费市场萎缩和其他结构性的原因，中国政府正在大规模实施资本、技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而亚非拉等地区是中国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输出的重点。我们如何能超越以我为主、甚至是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的视角，超越工具理性和媒体与政府官员的视角，站在批判性世界主义的高度，检视中国“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比如，中非媒体关系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媒体是如何呈现中非关系和非洲社会、阿拉伯社会和其他非西方社会的？中国与非洲的传播交往在非洲社会的阶级、种族和国内政治关系的重构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资本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是否正在创造中国媒体宣称的“中国奇迹”？还是正在创造一种西方媒体宣称的“新殖民主义”？又或者实际情况其实比这两种说法都更复杂？如果说非洲在欧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被称为“失落的大陆”，那么中国能否为非洲带来工业化，并成为让非洲更好发展的“引擎”（Friedman，20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