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中美WTO协议的签署是中国继续向市场经济转型和与全球市场经济整合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说，中国顺利“入世”推进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议程。西雅图抗议虽然导致中国报刊上出现了少数对WTO和全球资本主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反思文章，但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框架仍然是市场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如布洛维（Michael Buraway）所述，作为超越其他意识形态的“全球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不仅是“现实的神秘化”，并深植于经济与政治生活中，与“特定集团的真正利益”紧紧相联(2000：342)。以转型后的匈牙利为个案，布洛维点评道，“后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失去了一种意识形态而需要另一种。强调市场万灵的新自由主义非常符合他们的目的，一方面使他们逃脱对经济失败与缺乏社会公正所应负有的责任，也同时悄无声息地重新建立他们的支配地位”(2000：342)。虽然中国的经济转型途径不同于匈牙利，从以上分析可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有关“入世”的报道中也不是没有呈现。可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已经学会在新的全球经济中‘飞翔’的成功的城市人，对它深信不疑”(Link等，2002：7)。市场化报纸在这方面尤其明显。它们的记者，它们访问的跨国公司和专家，还有它们关心的“民众”——聚集于TGI Friday餐厅的外国经理与中方雇员、股民、城市专业人士和富裕的消费者，这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受益者都心悦诚服地相信，中国进入WTO是一种福分。除了“国退民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外，规则透明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充满吸引力。反对WTO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声音，哪怕远在西雅图，也逃脱不了被中国媒体边缘化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前，主导新闻话语就已深深植根于支配性的全球秩序中——从党报成为跨国公司友好的宣传渠道，到市场化报纸依赖美国方面发布中美WTO协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可见一斑。
正如报纸话语的暗示以及采访资料所证实的那样，中国官方权威机构没有及时透露协议的内容并严格限制任何相关的负面评价。一旦定下基调后，中国报纸，尤其是市场化报纸，便在实际运作中通过权威的国际新闻源、专家分析、市民热线、小测验以及调查统计等多种形式，从而与政府一唱一和，共同营造了一种WTO协议带来的“双赢”气氛。在“与世界接轨以此建设富强的中国”这种国家主义话语不容置疑的情况下，中国报纸更多地借助于跨国公司的话语、来自精英机构的经济学家的话语，以及有关“老百姓”的消费主义话语，来建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导叙事。这些话语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在全球化问题上的霸权声音。精英利益在普世性的语言与“更大的理性”的乔装打扮下成为普遍利益，而报纸宣称其所代言的“老百姓”实则由股票持有者、专业人士和社会地位相对优越的城市居民所构成，这样强国梦被具体化为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天堂。倘若中国新闻实践史上那些有关工人农民如何为某一政策而欢呼的报道(“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农民们高兴地说”)是空洞且具有操纵性的，那么，当下报章话语中的精英主义话语主导也令人震惊：事实上，它已将这两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从话语对象中硬生生地抹去，更别说他们拥有言说主体的地位了。与以往的宣传相比，时下的报章话语相对更多样化，记者可获得的新闻源相对增多，自主性也相对增强，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建立新的社会经济权利关系并使其合法化的过程中，媒体扮演了新的动员者与规训者的角色。
与传统宣传模式相比，内部多样化的三类报纸实则有着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分工，它们标志着更新了的媒体话语霸权。就党报而言，一方面，它们体现了党和跨国公司的宣传口径——“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这一流行于美国国内、反映美国公司霸权的口号也许改写成“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是对中国有利”这一崭新版本了；另一方面，它们在报道中继续沿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抽象的字眼。市场化报纸(《南方周末》有时可以算是例外)突出商界和专业阶层的利益，为富裕的城市消费者建构了一个想象的消费天堂。不过，相对于传统党报，它们在很多重要方面有突破。这些报纸在中国官方没有提供有关WTO协议内容的情形下，巧妙地把美方提供的信息埋在报纸的内页，由此处理信息公开与控制这一对矛盾，而非完全删节有关WTO协议内容。这些报纸，尤其是《北京青年报》也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法，使西雅图抗议事件边缘化，而非单纯地不做报道。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在这方面，像《北京青年报》这样走在中国新闻实践创新前沿的报纸(Zhao，1998；Rosen，2000)，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学习并掌握了本书第4章所显示的北美主流媒体遏制反霸权话语以及对付社会异见的做法(另见Gitlin，1980；Hackett，1991)。
这些报道框架与策略是中国媒体行业新的招数，它们能保证这些报纸在中国报业体系中建立并巩固其作为“新主流”的话语霸权地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传统的以工人、农民、妇女为特定目标受众的报纸几乎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象征权力”的失衡如此明显：当《中华工商时报》与《北京青年报》这类报纸任意调配所有资源，并将其读者利益表述为整体和普遍利益之时，分别以工人、农民和妇女群体的名义出版的三家报纸却无法拥有足够的象征性资源与经济资本为这些社会群体代言发声。《工人日报》仅有一篇属于自己采写的报道，而该报道却是以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为题给中国工人上了一课。《农民日报》的低调处理一方面反映了它的编辑明白“农民是WTO协议的输家”这一道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占绝大多数的从事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民根本就不是这张报纸的目标读者，除了农业方面的官员，由于国内外农业企业是它所追求的主要广告客户，与这些企业相关的读者群才是它的重要读者(与一资深编辑的访谈，2000年12月17日)。《中国妇女报》的深度分析文章与市场化报纸亦步亦趋，也未能从妇女的视角来阐述问题。这些党领导下的对象性报纸，其发行领域在报业市场结构中被边缘化，在内容方面从属于党报和市场化报纸所构建的霸权性报道框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是被中国报纸包裹在国家民族主义话语之中的。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性的话语：让中国加入WTO以顺从全球市场的规则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该话语含蓄地挪用了中华民族辉煌的过去等历史背景，但它同时也必须遮蔽民族主义情绪与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关联性。中国报纸删除了中国革命和改革前的经济政策，将WTO及其体现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正常化与自然化。这些都证明，在构建主流民族主义话语——通过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整合以实现强国梦——的过程中，报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仅恢复了在WTO中正当的位置，而且像其他处于后殖民社会又早已是WTO会员的民族国家一样，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在资本的全球秩序中的位置”(Chatterjee，1986：168)。因此，这样一个协议的最终签署，才是重中之重，而不管其内容如何。在这样的话语构架中，报纸的任务就是庆祝这项成就，并动员全民参加到全球竞争体系中来。此外，尽管普通人被排除在是否加入WTO的讨论之外(而且很多人可能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永远没有享受加州柑橘和德州牛排的口福)，但起码，他们被动员参加申奥行动，而且肯定有机会通过媒体观看这一全球奇观，一饱眼福。“入世”可能造成更多工人与农民的社会与经济错位，由此导致阶层急剧分化与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即便如此，奥运会却将保证中华民族在电视屏幕前团结一心。因此，“入世”和“申奥”是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整合这同一个故事的两面。
然而，虽然在对待全球化与中国“入世”等议题方面，意识形态的排他模式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在中国也有其政治与意识形态上脆弱的一面。而且，作为个案，本研究、本章不可能对中国报业是否系统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做出概括性结论。支持WTO的政治势力、经济力量与知识精英都抱持各自不同的议程(Fewsmith，1999)。鉴于此，后WTO时代的中国去往何方也并非事先可以预见。
当然，中国的下层民众并非反对全球主义以及与世界融合，即使民意调查做得很全面，大多数民众也不一定会反对加入WTO。虽然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不再在媒体与大众想象中占据地位，但除了民族主义话语的社会动员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外，被“入世”话语挪用的全球主义理想好像也符合“世界大同”这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普遍主义乌托邦话语。然而，随着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某些弱势社会群体成员与边缘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激进的反帝反资和阶级话语，而另一些群体在寻求经济生存和社会公正的局部挣扎中求助于道德经济的主张(Perry，1999)，这使中国与世界市场体系融合的过程矛盾重重。主导性社会力量一方面努力遏制其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论与来自底层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寻求微妙的社会妥协而向前推进其政治经济议程(Zhao，2001，2005；Zhao and Schiller，2001)。
当然，“入世”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与社会争论的落幕。不管媒体是否给予关注，那些被排除在决策程序与公共传播途径之外的人们，都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或许不能将自己的声音汇入西雅图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声浪中，但他们不会被隔离于反新自由主义全球社会保护运动之外并不受其影响。毕竟，作为中国的社会成员和社会力量，现在他们也已经“入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