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工人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那么他们的意见和关注是否有可能出现在民意调查这一日益流行的新闻源中？未必。大多数的调查无意包括农村居民。这些调查多半在主要的城市中完成，而在城市中又通常从常住人口中抽样，从而自动排除了上亿的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另外，很多调查采用电话访谈的方式，尽管2000年城市电话装机率平均值为38％，却没有报道论及电话调查方法的有效性。报纸刊登的调查结果自然而然地显示了对WTO协议一边倒的支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对1156个有效抽样对象进行的“简短的电话调查”，《中国妇女报》(11月24日，第7版)报道说，“几乎99％的民众支持‘入世’”。《中华工商时报》(11月29日，第6版)根据一个商业调查公司的结果声称“‘入世’：中国公众的意愿”。报道开头以“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名义发言，但含有实际调查数据的第二段转而改用“市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部给一些调查结果冠以这样的标题：《中美协议前后WTO在国人眼中》(11月27日，第3版)。谁是“国人”呢？它指涉主要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的居民、企业家、有大学学历的京沪居民，还有一位北京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
■对西雅图反WTO抗议的报道
中国内部对WTO协议的异议虽然在报纸上明显缺席，但报纸在构建自己的话语时仍隐晦地提到这些反对的声音。WTO专家薛荣久在11月11日《中华工商时报》头版新闻里指出，很多国家突然意识到让中国加入WTO的紧迫性来自于“这些国家注意到国内一些人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担心将中国拒绝在WTO之外会逼迫中国改革走回头路。《中华工商时报》在同一版的另一篇文章中承认，加入WTO会给某些产业带来更多负面因素的看法在公众里有相当的影响力。另一位常被引用的经济学家盛洪也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中间接承认，有一些力量和倾向助长并制造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和仇恨”(11月17日，第2版)。驳斥性修辞方式的普遍采用，加上前面提及的各种抢眼的表态性新闻标题——如《南方周末》的《开放：我们义无反顾》(11月19日，第1版)与《中华工商时报》的《改革不可逆转》(11月16日，第2版)——都暗示着在这个问题上暗流汹涌的国内争议。这种反对声音同时存在于精英阶层与民间。代表某些产业领域的政府官员担忧国际竞争压力的增加；也有观点认为，全球化掩盖了美国的世界霸权，接受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背叛；民间流行观点觉得领导层对美国“太软弱了”。例如，有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和汉学家就认为，1999年4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就有高官对不惜代价加入WTO的原则表示不认同，而倾向于就这个问题更广泛地征询意见(Fewsmith，1999)。不过，正如把WTO会员资格与自由主义民主相联系的自由主义观点没能在报纸上出现那样，这些反对意见也仅仅出现在内部讲话、限量发行的国内出版物、香港报纸以及互联网上。
那么，国内媒体是否报道了在西雅图街头得到充分展示的国际上对WTO的不同意见呢？总体而言，中国报纸几乎没有给予西雅图抗议活动任何关注。“抗议”一词几乎从未在报纸标题中出现，更遑论“反WTO抗议”之类的字眼。当然也有一些报纸，比如《北京青年报》，注意到了西雅图示威，但是，总体而言，报道将其边缘化，而且通过各种新闻处理手法使其看起来与中国无关。
第一，报道重点突出官方会议而对抗议示威轻描淡写。《经济日报》12月2日的处理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题为《WTO西雅图会议开始》的国际版头条文章没有提到任何抗议以及抗议者对会议的破坏。然后，《经济日报》在另一则题为《西雅图处于夜晚宵禁之中》的短新闻里(比旁边一则关于罗马尼亚一建筑开发公司因劣质装修工程被罚款的新闻还短)，报道了警察与抗议者的冲突，以及示威者堵住通往会场的道路以致会议延迟5个半小时的事实。
第二，报纸倾向于使用法制新闻，也就是本书第4章中所提及的吉特林所指的犯罪新闻的框架，来报道抗议活动。“合法争议”的框架基本不存在。当然，更没有新闻从认同抗议者的正面框架来报道。这从以下标题可窥见一斑：《西雅图进入紧急状态》，《西雅图警方设立“非示威区”》，《反WTO抗议难以控制》。另一常见的框架则是从会议组织者和参加者的角度报道抗议活动的破坏性。
第三，报纸贬低抗议者并将其琐碎化，忽略抗议活动的主旨。这些报道通常用贬损轻视的语言描写抗议者的奇装异服与滑稽举止，尤其是他们的暴力行径，却绝口不提标语口号和抗议者所传达的信息。虽然《北京青年报》在一则新闻中承认抗议者指责WTO“只满足了跨国公司的需要”(12月3日，第4版)，但它很快就引用WTO总干事莫尔（Michael Moore）的话说，抗议者反对WTO就是在反对世界上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这终于证明中国报纸还是有报道平衡意识的，只是，看来记者们只在不得不报道国际冲突时偶尔使用这种平衡术)。
第四，报道认定抗议活动受到“特定”利益驱使，并与发达国家的某些组织与政客有关。它们没有提到全球民间社会组织反对WTO，也没有提到有发展中国家参与抗议活动。此外，报道提到虽然“大规模抗议活动表面上针对WTO，但它受美国国内政治所驱使”，特别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职业政客们”(《南方周末》，12月10日，第3版)。
最后，有几份报纸通过对抗议活动的报道来嘲讽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北京青年报》引用石广生的话说：“我们决不会让一些人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来干涉其他人的民主自由……一些人的‘民主自由’使会议代表没法出门，国际会议没法继续。我们确实不能欣赏这种‘民主自由’”(12月5日，第1版)。
然而，西雅图抗议事件也迫使中国报纸多少重新审视了它们所描绘的可尊可敬的WTO。它也给这些报纸提供了一个间接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提出质疑的机会。有“发展中国家”视角的报道更多地关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歧以及目前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公平问题。比如，《人民日报》将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总结为全球公平的问题，承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利益冲突，并认为在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它重新阐明了帮助弱小和扶持贫困的道义原则对于人类社会生存的重要性，认为新一轮WTO谈判必须使发展中国家受益(12月3日，第6版)。在另一篇文章中，《人民日报》注意到，虽然表面上每个国家在WTO中都有同等的发言权，事实上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它还注意到全球化消极的一面，尤其不同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包括美国)的贫富差别情况。它甚至引用了美国劳工方面的观点：全球化有助于大公司而损害工人的利益。《南方周末》也承认发达国家的利益决定了WTO的议程：“并不出乎意料的是，谈判的破裂被发展中国家视为一个胜利……这说明了WTO是多么不健康”(12月10日，第3版)。上述报道和话语都与早些时候中美双边贸易协议时媒体再现WTO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对WTO的国际批评并没有与反思中国急于加入WTO这一事实勾连，在西雅图会议进行时，支持全球化与WTO的论述继续大规模地见诸报端，大量的文章继续支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议程，并进一步阐述中国加入WTO的益处。12月2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题为《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头版文章，认为全球化的实质含义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流动，资本不受地缘、血缘、主权、技术、意识形态的限制，快速地超越一切屏障去获取最大利润”。该文承认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社会冲突，但认为全球化比起以“局部地区或局部行业利益”为依据的观点具有“更大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