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本书最后一章还将进一步论及，诸如“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样的概念并不只是社会政治范畴。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构中，这些概念还有道德和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它们不仅只涉及社会和政治组织，而且也涉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中国，这样的理解有助于人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一些“新启蒙”自由主义者推动的现代化、理性化和世俗化工程在意义和文化层面的狭隘性。虽然一些社会群体开始从宗教和类宗教等意义体系中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和个体的精神满足，并因此使中国国内外的阶层政治与意义和认同政治的关系更加复杂化，美国实证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理论遗产的影响意味着，许多传播研究者仍没有理解意义和认同的重要性，并且将一切与现代工具理性不吻合的东西都斥为前现代的“封建迷信”或者理解为盲目个人崇拜。而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的偏差又使许多学者对中国近年正在强化的大众民族主义感到担忧甚至恐惧。我们可以争论这些认同和情感(affective)因素的强度和特定政治文化指向，但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和全球经济融合并不能取消人们对集体归属感和“群社记忆”的需要，因为正是这种归属感和记忆让人们感知他们的历史、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的未来。而这也正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951)对传播中的时间与空间维度的研究和他对现代传播技术的空间倾向性的批判的精髓所在(赵月枝，2005)。正如许多传播学者(包括对民族认同问题因欧盟这样新的超国家治理形式的形成而有了新的敏感的主流欧洲学者)所认识到的，有必要“认识到集体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的情感面向的重要性”(Schlesinger，1999：270；200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第9章提出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进程，提出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
正如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原初理论建构前提的批评开启了建构“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可能性一样，对公共领域少些狭隘的理性主义解释和多些文化意义和整个生活层面的理解会开启建构非西方公共领域和另类民主生活形式的可能性。这里，我想回到我在本章前面提到的观点上，那就是，那些期望在中国建立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人们缺乏世界体系理论和充分的全球视角。很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社会转型和媒体民主化不仅仅是非西方国家人民任重道远的追求。如本书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的许多章节所示，近十几年以来不断涌现的在西方和国际层面的媒体民主化理论和西方社会媒体改革运动的兴起已经证明，媒体改革和传播的民主化，或者退一步讲，维系民主，在西方正变得越来越迫切。传播民主化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因此，毫不奇怪，哈贝马斯(1996：373-374)在他的后期著作里将公共领域描述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网络，扩展到多面向、相互重叠的国际、国内、区域、本地和亚文化的角斗场中”。
不同民族国家内部公共领域的性质与全球化的深入密切相连。比如，正是美国媒体对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一边倒的新闻报道，以及将叶利钦对俄罗斯国会的攻击描述为民主行动的新闻框架，为中国主流媒体提供了口诛笔伐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局限性的机会。类似地，在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政治和媒体动员中，美国右翼共和党人士和主流劳工组织所结成的政治联盟表现出的反共、种族歧视和帝国的话语倾向，从反面强化了中国的主流民族主义话语，使中国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把“入世”和主办2008年奥运会这两个与全球体系融合的标志性工程作为全民族的事业来庆贺。而西方媒体2008年春对奥运火炬接力和西藏“3·14”事件的报道又为中国媒体和网民认识西方媒体的“客观性体制”局限和强化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提供了机会（赵月枝，2008）。全球化传播的含义和新传播技术的社会意义，都需要放在国家边界内外的具体互动中来理解，放在国际国内社会分层的背景下来理解，放在不同层次的话语吸纳和排斥模式中理解。
■结论
总之，构建一个全面和综合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框架来分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权力关系需要涉及如下方面：
第一，避免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化，避免把诸如国家、市场、社会、自由民主、公共领域、阶级、权力、意识形态等重要概念脸谱化、去历史化和庸俗化。它要求对中国社会中国家和市场形成的特定历史过程有深刻、全面和从全球视角的理解，在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同时警惕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陷阱。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当代中国是一个在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锻造过的，曾经拥有普遍的权力宣称的现代国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欧资产阶级所反对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国家一方面无法抛弃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和一个不平衡的国际权力结构的束缚下追求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发展。
第二，必须超越一系列受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伪二元逻辑。这些伪二元逻辑掩盖了中国国家和市场之间、国家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市场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构建和链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有关传播与社会的研究需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中国的阶层形成和社会分化过程，以及已经和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仍是各种社会冲突的容器和纷争的场域这一事实。虽然“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概念具有现实的吸引力，有关它们在中国语境中的讨论有必要考虑这样两个因素：世界体系中具体的社会权力结构以及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在高度全球化的信息资本主义时期，在这样一个发展极端不平衡而且至少有一半人口还生活在农村的社会里，在这样一个以代表工人和农民等底层“公共群体”为其历史合法性基础的政党领导的革命后国家，一个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想化了的、让一些人满怀期待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许有因其先天发育不全而(再次)夭折的可能。从现实的角度，如果（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西欧形成的本意就包含着既要反抗来自上面的政治威权又要钳制来自底层的大众抵抗的双重过程的话，那么，当今中国社会力量的平衡关系状况意味着，中国各方面的精英可能在钳制来自底层社会压力的共同事业中结成联盟。当然，如我在本书第10章所论，这不排斥某些政治权力个体和部门与部分知识分子——一个被布尔迪厄(Bourdieu，1998a)恰如其分地称为统治阶层中的被统治者阶层——之间的冲突。有时，这种冲突会相当明显（Zhao，2008a）。但是，忽视、低估社会分化，把抽象的全称“社会”概念和单一的、理想化了的“公共领域”概念与被去历史化和脸谱化了的“国家”概念相对立的分析框架，要么是“理论的贫困”的表现，要么是有意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努力有可能是为了掩盖新兴社会权力主体的霸权意图而把自己呈现为普遍阶级(universal class)的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
第三，传播研究的广泛、更全面的视角要求克服多数公共领域争论中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向而关注身份与认同问题，尤其是至关重要的民族认同问题，也要求克服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分析重心上的分野。同时，还需要通过对国家边界之内、之间和之外的复杂互动的分析，来强调理解社会分层过程、统治和抗争的结构，以及全球人口、经济、文化流动中的动态发展。如我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所展示，这将开启构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民主形式的可能性，也将开启在全球背景下构想人类传播新视野的可能性——这种传播研究关注人类在全球社会和一个由于资本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扩张而导致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对共同生存的追求过程。我们需要警惕以革命的名义施暴和在推翻一种统治权力关系后建立新的、也许更有压迫性的权力，也要拒绝因把权力和意识形态概念绝对化和庸俗化而导致的犬儒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诱惑。同时，我们也不应抛弃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革命话语所隐含的被布尔迪厄(1998b)称之为“合理的乌托邦”(reasoned utopia)的内核，无论它是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或古巴革命。
第四，在价值层面，要超越对“国家专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反射式的人文主义负面批评，而去分析国家、资本的不同赋权和社会压制本质及其表现形式，以及它们作为权力的不同维度在具体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与不同社会力量的文化传播需求进行的具体链接。这样做，其目的是为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坚持人文主义精神。如莫尔(Barrington Moore Jr.)所指出，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工程的发展或者“进步”，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大规模的人类灾难。莫尔敏锐察觉到，“值得记住的是，没有证据证明任何地方的民众曾经向往一个工业化社会，但有很多相反的证据。说到底，所有形式的工业化都是由冷血的少数推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1993：506)。莫尔的评论者弗雷德曼(Edward Friedman)和斯加特(James Scott)接着指出：“如果这将继续成为事实——很难让人理解为什么这一不良的现实会突然消失——那么，人们必须警觉那些许愿天堂就在市场经济和议会政治里的人们，而必须诘问在任何转型时期是谁在承受着痛苦”(1993：xii)。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传播领域的技术发展过程，已经同时加剧了这种许愿的吸引力及其带来的痛苦。
显然，我在这里讨论的宏观理论框架和阐述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出发点不同于其他许多分析。比如，在国外，林奇就认为，“中国文化”持续重构过程中内在控制力的“丧失”，是中国“为了财富和实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1999：201)。在国内，在1990年代，王山以德国汉学家的名义发表过为了所谓的“民族大义”某一阶级必须被牺牲的言论，被称为充满“霸气、血腥气”的反民主的“超人政治”言论（王蒙，1998）。在新世纪初的“郎咸平风波”中，时任《北京青年报》社评部主任的张天蔚(2004)对“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集体政治姿态和社会传播策略的如下阐述也颇令人深思：尽管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些积累下来的矛盾已经很难遮掩，但“遮，还是不遮”，却依然是颇费思量的艰难选择。主流经济学家当然是“遮掩派”的骨干。……面对当前的现实，他们对自己当初不遗余力的主张也未必没有怀疑。但经济学家是深谙路径与成本计算的。……尽管可能付出代价，比如一代人——当然不包括经济学家自己——的幸福，但只要埋头冲过去，前面就是美好的秩序：产权清晰、交易公平、司法公正、社会和谐。而能够“冲过去”的前提，是在这个过程中注定成为“代价”的那些人，最好能在浑然不觉中被“付”出去。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计算中，这是在已经形成的路径依赖约束下，中国走向辉煌未来“成本”最小的选择。然而，中国的改革精英们不得不在推进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面对那些作为“代价”的社会主体的知觉和感受。这些某些精英们认为必须被牺牲掉的人们不但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而且想方设法传播他们的声音和他们为生存而进行抗争的呐喊。动物在以弱肉强食为自然原则的丛林中遭到攻击和威胁时尚且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何况在18世纪就呼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人类？更何况又在上个世纪经历了反剥削和反压迫社会革命的中国民众？2010年春，多名富士康工人不堪生活压迫之重而连续跳楼自杀的新闻震惊中外。此前，少数绝望的个体，在争取自己正当的权益无果而且在人格上受到强势权力的侮辱之后，行凶杀人，以自己的暴力报复制造出了一起起有关刑法框架内的罪与罚、法律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公共传播事件”。这反映了部分社会话语主体对社会正义和个体尊严的强烈渴求和对扩大社会话语空间的热切呼唤（Zhao，2008a）。行凶杀人固然罪不可赦，但这些原本是体制中的“弱者”最后以身试法、成为杀人犯的行为昭示，没有社会公正，就没有社会和谐；而没有政治意愿表达的民主化和传播领域普遍权利的实现，则很难实现社会公正。
如我在本章开篇所言，在我所试图构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内，权力问题是核心。就其终极关怀而言，这一理论框架的归宿不是“中国”、“中国文化”、“民族大义”和“中国走向辉煌未来”等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抽象全称概念和总体性社会工程，而是特定社会群体、特定时空和社会关系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和群体，以及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构成之间活生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关系。毕竟，不是抽象的传播过程，也不是被物化的传播制度，而是社会传播，即不同社会权力主体之间的传播关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也即整个生活方式，才应该是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