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阶级构成以及社会冲突
以上的讨论已部分说明，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简单二元论一样，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二元论也会掩盖而不是昭示处于国家与社会结合点上的媒体和传播的角色。简单地建构“媒体消费者”、“公众”和“受众”这些全称概念也会掩盖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模糊媒体和传播在中国社会新旧权力关系的维护和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莫斯可(1996)所言，“受众”这一术语不是一个可以跟阶级、性别或种族这些概念相提并论的分析范畴，而是传播产业自身的一个产品，被用来鉴别市场和界定商品。因此，把它与国家放在一起使用并把它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或“公民”只会潜在地模糊媒体在构建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分野中的角色。反之，考察国家、媒体和社会不同分层之间的链接，分析媒体在阶层和阶级分化与重构中的角色、各种社会群体的传播实践，以及他们与统计话语、专家话语、市场规则、传播技术和全球知识文化流之间极度不平衡的包容与排斥模式，将会更有意义。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本来就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30年的改革导致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重构和新的社会关系，包括劳资关系的形成，同时使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城乡分化、社会性别分化和地区分化等问题更加突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社会分化不能只简单地在阶级基础上进行把握。比如，妇女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社会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年妇女构成了下岗职工中的大多数，而另一方面，女性民工构成了沿海地区从事出口加工业中农民工的大多数。
出于种种原因，中国传播学者很少讨论中国媒体在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社会学者有关中国社会结构方面的分析一直层出不穷。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陆学艺等人(2002)用“洋葱头”来比喻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立平(2003；2004)在著作中把“断裂”与“失衡”分别当做19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和运作逻辑，并认为一个显然不同于1980年代的“新社会”已经出现。到了2005年，李培林等社会学家在《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更是以系统的实证资料描述了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各阶层、阶级的意识形态状况。丰富和大胆的社会学文献为传播学分析中国媒体和社会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起点，包括媒体在阶层与阶级的分解与重构中的角色、各种社会群体的传播实践，以及他们与统计话语、市场规则、传播技术和全球知识文化流之间极度不平衡的包容与排斥模式。
不用说，社会分层的急剧过程已经诱发了多层面的社会和文化冲突。而且，“正在出现的冲突和对抗模式既不能只是作为对改革的反弹来理解，也不能是某种历史性对抗的演绎”，相反，“这些冲突和对抗刺激和影响了改革自身的重要维度”(Perry and Selden，2003：1-2)。虽然这些冲突往往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但是，资本和市场关系在这些冲突中也并非是无关与无辜的。这点在工人和农民以及城市居民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地方官员及发展商的各式“圈地运动”中尤为明显。如本章第一部分已提及并引用王绍光的分析进一步强调，中国在建立市场关系过程中持续和深化的社会冲突印证了波兰尼有关市场与社会的分析的现实意义。正因为市场的扩展危及社会，社会才被激活，把自己重构成“能动社会”，并与国家互动以求克服因劳动力、土地、货币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而产生的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写于“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波兰尼乐观地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市场秩序的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让人类记住教训，抛弃19世纪建立市场乌托邦的实验。他当时相信，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可信性，人们也看到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终结”（Polanyi，1944：142）。然而，在经历了二战后的劳资妥协和福利社会以后（在国际上，这表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话语下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合作”），经济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在1980和1990年代卷土重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与以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核心的争取社会正义和生态生存的社会抗争构成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新的“双向运动”（Silver and Arrighi，2002）。
中国所独有的社会状况是，改革名义下市场关系的确立和资本积累的客观过程、急速阶层分化的后果和社会文化的断裂，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的。更加非同一般的是，这一过程是被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平等、社会正义以及抗争的正当性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体所亲历与体验的(Zhao，2008a；in press)。中国民众长期擅长于解读媒体“字里行间”的意义。虽然主流舆论导向谨慎处理有关“群体事件”的新闻传播，“稳定压倒一切”更是媒体最重要的政治底线，但是，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感受到尖锐的阶级冲突意识(李培林等，2005：171)。如《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一书所示，79.1％的被调查者感受到资本和劳工之间不同程度的冲突，78.1％感受到干群之间的冲突，75.8％感受到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而且，那些将自己界定为社会阶级结构的高层或者底层的人群，更倾向于认知上述社会冲突的严重性。更引人关注的是，研究者们不仅发现社会中存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明显的相互敌意”(李培林等，2005：171)，而且发现“那些将自己界定为社会结构高层的绝大多数不愿意承担帮助穷人的责任”(174-195)，这些人中的将近一半反对增加税收以缓解贫困，从而缓和贫富矛盾。考虑到该调查的城市倾向性(这次调查是在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少数人群中进行的，排斥了居住在小城市和农村的绝大多数人口)，我们可以推断，事实上阶级分化和对抗意识应该尖锐得多。
当然，如孙皖宁(Sun，2002)和我在本书许多章节所示，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身份认同的建构有了跨国流动性。在我所居住的温哥华，在穿梭于中国和加拿大的一些跨国华人商业人士聚会上，在酒过三巡之后的闲谈中，这些“弹性公民权”(flexible citizenship，Ong，1999)的持有者们对底层民众的蔑视态度，对底层社会成员对权贵阶层的敌意的认知，对民主的反感和对以威权来统治“低素质”人口的政治选择的理所当然的赞同令我这个致力于传播与民主关系问题研究的学者瞠目结舌。我实在不愿意自己是一个满脑子意识形态概念的学者，但作为一个有反思能力的社会主体，这些真实的日常“切身体验”(lived experience)使我不得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意识”这样的词汇没有“受众”和“话语”这样的词汇符合主流学科话语，但是，也许它们还真的具有社会分析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这套话语有其过去复杂而沉重的历史包袱就将其丢弃。毕竟，任何一种社会理论和分析话语不仅要在学理上自圆其说，还应有理解和解释日常生活与体验的功效。事实上，正是权贵阶层中部分成员的骄横和底层社会成员对社会阶级分化和不公正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才能解释从2003年的“宝马事件”和2004年的“万州事件”到2008年的“瓮安事件”等一系列突发性“群体事件”。
所以，虽然主流传播渠道在传递社会最底层声音方面有其局限，它们其实也没能很好地完成掩盖社会冲突的任务。当中央电视台把中国社会各阶层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同一性来呼认，在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关于农民工题材的小品中为了在意识形态上缝合城乡断裂而矫情地让乡下人称呼城里人——也就是他们的雇主为“兄弟”之时，“现实的严峻和这种‘政治正确性’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的“无法弥补的反差”(吕新雨2006：14)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心知肚明的。尽管如此，中国传播系统在遏制社会冲突，防止不同社会保护势力的融合与不同运动的媒体表达及其话语的“勾连”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中国的社会保护运动多数都是自发性的、小规模、地方性和彼此孤立的。它们缺乏内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互相链接。因为不同社会群体面对不同的困境，所以他们用以表述各自的不平和社会正义要求的特定术语不容易超越阶层和阶级、地区、性别、民族和教育程度等障碍而形成社会运动合力（Perry and Selden，2003）。不可否认，中国的保护性社会运动以分散和不协调的形式进行的部分原因正是“正确舆论导向”持续努力的结果。传播以及精英和大众话语之间的不同“勾连”动态在促进或阻止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公共领域还是社会钳制政治？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历史辩证关系
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以国家与社会同时渐进演变为特点的。作为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传播结构与话语的内容和性质也被重新界定。一方面，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之间的融合开始形成，并在对“稳定”，也即对源于社会底层的抗争因素进行控制的共同需求中，结成策略联盟。知识分子圈中的精英意见通过一些体制内机构被吸纳，精英利益通过被认可的社会团体和利益诉求渠道而被包容。在媒体领域，随着传播渠道的增多和传播权力重要性的加强，一些社会阶层和阶级已经开始通过新的传播途径来传递他们的声音，从而使政府政策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新形成的“弱势群体”虽然也在“孙志刚事件”等语境中成为媒体的关注对象，他们在言论表达方面的扩展机会仍相对较少。
在这种情况下，设想一个超阶级的“公共领域”会不会出现或者证明其是否已“部分”出现远不如分析公共传播的具体结构以及它与国家和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有现实意义。同时，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去历史化和物化(reification)有可能掩饰社会和话语领域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冲突，使学术成为新的权力精英构建新的社会统治形式的高雅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