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与保险公司借助行政命令和政府的权威性，使农业保险迅速在全国推开，农业保险险种体系也不断扩大。随着土地改革完成，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成为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被释放出来。随着政府、保险公司、学界对农业保险宣传、普及的推动，人们对农业保险的认识和了解增加，基于农业保险认识的深化和对政府政策的配合、服从和支持，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人越来越多，即农业保险创新的支持者、参与者不断增加，在支持和推动农业保险创新和发展人数达到一定限度后，中国农业保险创新的高潮就涌现出来，表现为1950年至1958年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1958年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政府改变了对农业保险的看法，改变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停办农业保险。作为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的政府放弃农业保险创新与发展的决定，影响到作为农业保险变迁第二行动集团的中国人保的决策和态度，人保不得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决定，停止经办农业保险。而大多数的农民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对农业保险的态度也由支持变为观望，从创新支持者转为创新观望者。由于创新采用者、实施者、支持者人数减少，反对者增加，导致农业保险创新停滞，致使农业保险经历20多年代停办。
1982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制度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从农业保险的反对者转变为支持者，保险公司从创新跟随者转变为创新采用者、实施者，农民从观望者转变为支持者。由于农业保险得到来自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形成了创新的集群优势，实现了农业保险在80年代经历了快速发展的一个创新高潮。1994年制度环境又发生重大变化，制度变迁的行动集团——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他们的偏好特征随着发生改变，政府将改革发展重点转向产出效益高的工业和国有企业，而减少对投资周期长、产出效益差的农业部门的投入，也相应减少了对农业保险的重视和支持，这表现在：中央政府一直未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地位，未制订和出台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税收等支持政策，政府从农业保险制度创新的支持者变为观望者。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保险公司也相应地把经营重心转向城市，转向经济效益更高的城市商业保险，减少了对经营成本高而经营收益低的农业保险的投入，压缩农业保险经营规模，放弃了农业保险创新，从农业保险创新的采用者、实施者转变为观望者甚至反对者。由于农业产出收益增长缓慢，各种负担增加，收入增加缓慢，导致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下降，采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运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等农业生产投入的成本增加，而产出收益却很低。作为具有制度理性的主体，在政策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农民进行成本收益权衡，必然会减少参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导致农业保险投保率下降，大部份农民也从农业保险的需求者、支持者转变为观望者。政府不支持、保险公司不愿意经营、农民不愿意投保，导致农业保险创新停滞，发展停顿，经营规模日益萎缩。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改变，政府的偏好特征发生改变，政府对于农业保险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政府从农业保险创新的观望者（反对者）转变为创新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受到政府态度的影响和政府支持政策的导向，保险公司的经营态度发生改变，从农业保险创新的观望者转变为创新采用者、参与者、实施者。在政府制订和出台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免除农业税、减免农村义务教育附加、减轻农民的摊派、增加农村建设的公共投入、提高农产品统购价、实施城乡统筹战略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后，农民的负担切实减轻，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态度也开始发生改变，投保积极性增加，农业保险投保率逐步上升，农民逐步从农业保险创新的观望者转变创新支持者。从而形成了2004年以来的新一轮农业保险创新高潮，如从过去的保险公司商业代办的一种模式，逐步探索、创新出目前的五种模式，各地在试点过程中还探索出“6+1”、共保体等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不断增加，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形式日趋多元化，从人保、中华联合等两家公司增加到现在的11个经营主体；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农业保险险种开发、创新加快，险种体系和产品设计不断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区域也不断扩大，从6个省增加到现在的11个省。而这一创新还处于发展、扩散阶段，创新的周期还未结束，农业保险制度体系还处于探索、完善的过程中。
（二）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与扩散的Mansfield模型
Mansfield模型是由Mansfield提出并用于研究技术创新——扩散过程的一个模型，后来该模型被学者应用于研究金融创新、制度创新的分析。对于Mansfield模型而言，农业保险创新的扩散过程，受到以下几个因素影响：（1）模仿比例。在一特定时期内，采用一项新制度（技术、产品、业务流程）的保险公司数与所有保险公司数量之比。模仿的比例越大，说明对其他保险公司的激励和示范效应就越强，对其它保险公司采取该新制度（技术）的推动就越大，因为高的比例意味着由于创新的集群效应，模仿的风险减小了，而不采用新制度（技术）的市场压力会越来越大。
（2）模仿的相对收益率（利润率、回报率）。相对收益率（回报率）越高，企业越愿意采用。
（3）模仿的投资阀值，即企业采用新制度（技术）的最低投资额。任何创新都需要投入成本，有些成本是创新必须投入的，如沉没成本，如果投资阀值越低（创新投入成本），则采用和实施创新的保险公司就越多，比例就越高。
（4）采用和实施创新的初始时间。这一时间越早，企业越容易获得创新的先发优势，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回报；这一时间越晚，企业采取和实施创新的先行优势就会下降，所获得创新收益就会减少。
（5）初次采用某项新技术时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或停滞阶段时，农民的需求必然下降，政府的政策可能变得不确定，创新的预期和前景就不明朗，支持和采用创新的保险公司数量将减少；反之，则越来越多，这说明农业保险制度演化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
Mansfield模型假定创新的扩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可以运用Mansfield模型来分析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应用微分方程导出创新扩散模型。
从Mansfiel模型和双S型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在初始时刻t0，能够看到创新潜在机会和实施创新的保险公司或保险企业家非常少，即熊彼特式的具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另一方面，创新所带来的收益还没有显现，其他大部份保险企业都处于观望之中，此时创新处于缓慢进行阶段，此时采用和实施农业保险创新的保险公司为N0。随着创新先行者实施创新获得巨大收益，并对其他保险公司产生激励和示范效应，如果不学习和模仿创新先行者，那么这些企业与创新先行者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企业面临被市场竞争淘汰的风险就越大。在创新激励和竞争压力的作用下，其他保险公司开始改变观望态度，从创新观望者转变为创新的学习和模仿者，转变为创新支持者，在此时刻，创新支持者占到所有保险企业总数的M/4，达到创新的第一个阀值，创新扩散达到农业保险制度突变的一个临界点，农业保险制度迅速变迁，快速发展。随着加入创新、学习队伍的保险公司数量越来越多，创新收益扩散，后来加入创新行列的每个企业的收益开始下降，加入创新队伍的企业数量也开始减少，在接近M/2的水平时，即差不多有近一半的保险公司已加入创新队伍，在时刻，创新扩散达到平稳水平，第一轮创新结束，农业保险快速变迁转变平速发展，制度均衡产生，新制度安排形成。但制度创新还有空间，因为还有另外一半的企业并没有加入创新，同时现有的制度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后，效率下降，保险公司从现有制度安排中获得的收益减少。因此，创新者在成本收益权衡后，启动第二轮创新，新的企业加入，支持和推动创新的企业越来越来多，随着创新收益的扩散，实施和支持创新的保险公司的数量接近整个行业企业的数量，创新收益基本被所有企业分享，创新——扩散完成，现有制度安排被新的制度取代，新的制度均衡形成，农业保险在经历第二轮创新驱动下的快速发展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直到再新一轮创新启动为止。创新→扩散→再创新→再扩散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农业保险制度从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的动态演化过程。创新——扩散的双S曲线基本上反映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产生、缓慢发展→全国试办→停办→恢复发展→陷入停滞→试点启动下的快速发展这样的一个波折起伏的发展过程和非平衡的演化轨迹、演化路径。
第三节小结
本章从制度环境入手，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结构、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等制度环境与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相互关系，探讨了制度环境与农业保险制度协同演化的路径，分析了制度环境与农业保险制度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影响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尤其着重探讨了，制度环境是如何塑造农民、保险公司等制度主体的行为模式、行为特征的，与制度环境相容的行为选择和决策；制度环境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具有制度理性的制度主体对于创新的态度、决策，以及制度环境与制度主体互动下，创新——扩散的作用机制是如何影响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路径和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