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小明那住了一个月后，她去了一家广告公司上班。那天在人才市场一看到这家广告公司招聘的时候她就觉得它是适合她的。从来到北京后她每天都在参加招聘会，来了北京之后才发现现实和她想像中的还是差距太远。她毕业时就离开北京，已经不是北京户口，一些正规的单位都是要北京户口的，她已经被卡在了这道门槛外。只能先找一些公司，可是大一些的公司又要求工作经验，自己以前的工作和这些充满挑战性的工作简直是风牛马不相及。而且现在满地都是研究生，她在人群里实在没有什么可自恃的东西，更要命的是，她年龄太大了，比起刚毕业的小男孩小女孩们，已经失去了年龄上的优势。所以一连参加了二十多天的招聘会，她都颗粒无归。
房小明劝她说，还是要将就一点先找个小点的公司，先干着再慢慢找机会跳槽。她默默地同意他说的话，因为这种找工作的感觉让人身心交瘁倒罢了，更重要的是没有一点收入的消耗感太让人恐惧了。就像是自己在坐吃山空，每天都要算计着手中的钱还能花多久，生存的问题忽然之间就被摆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上。那天她在招聘会上早已走累了，只是在人群里被推来搡去竟停不下来。人推着人在环形的招聘场里一寸一寸挪动，那脚步堆积到了一起，像秋天的落叶一层覆盖了一层，密密麻麻地见不到底也上不了岸。刘子夕像溺水一样穿过身边参差起伏的头顶张望着摆在两边的招聘台。所有的招聘单位都像菜市场上的地摊，一家挨着一家各占着一亩三分地。地摊后的人看着眼前这些汹涌流过的溺水的人们，表情里多少有些已挤上火车的幸灾乐祸和看戏看久了的厌倦。打着呵欠，翻着杂志，抿着嘴无声地笑。
刘子夕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到自己的目光像一只疲倦的鸟一样落在了那块招聘牌上。她的身体是和目光一起移过去的，人群中出现一个微微的缺口，她上了岸，站在了那块招聘牌子前。人群汹涌地与她擦过，她双手抱肩饶有兴趣地看着招聘牌上的字。看明白了，这是家小广告公司，大概员工加老板一共也不会超过五个的那种公司。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笔挺的黑色西服，正规正矩，却是一个人无聊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但也不像在想什么事情，就单单只是坐着。刘子夕第一眼看到这个男人的时候觉得他的表情像在自己的地摊后无聊而悠闲地等着买主，他的招聘桌前很寂寥，没有几个人。刘子夕看着这个男人微微笑了，是忍不住的那种笑，很自然却没有目的。男人从某一段沉思或记忆里醒了过来，突然一抬头，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刘子夕和她的笑容，然后他礼貌地对她笑了笑。刘子夕忽然就想，就这家吧。她就把自己的简历递了过去，那男人接过去扫了一眼，然后抬起头又看了看刘子夕，他说，三天之内我们会给您答复的。
两天后，刘子夕接到了那家广告公司的电话。几乎没有做更多的考虑，刘子夕就答应了下来。原因很简单，她必须尽快从房小明这搬出去，得尽快有份工作。她再住在这里显然是不合适的。那家广告公司在海淀，刘子夕在海淀转了两天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房价太高，地下室都要每月至少一千。但她绝不能再在房小明家住了。最后她在很远的郊区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一个月三百。她觉得她开始了袁小玉最初到深圳时所过的生活。清晨，天刚亮的时候，刘子夕总是院子里第一个起来的，因为她要去赶车，坐一线地铁，再转环线，再转一路公共汽车到海淀。这两个小时的路到晚上要再重复一次。回到小屋她开始给自己做饭，睡觉之前她已经没有力气去考虑任何事情，去想念任何人了。偶尔想起父母的时候觉得他们离她那么遥远，帮不了她任何忙，而且他们也不会再原谅她，原谅她的幼稚和冲动。她生命中过往的所有男人此时都帮不了她，她也不想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在这里她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她也丝毫不敢多想，怕一细想就支撑不住了，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了。她竟然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又重新过起了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过的那种生活。
她的工作是文案策划，她工作地很认真很卖力，尽管她心里看不起这样的小公司，但她还是想能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后留在这里，她需要先找一个立脚的地方，先有一份收入使自己不再恐惧。她讨厌每天和那些刚毕业的二十出头的小孩子们挤在一起，穿梭在人才市场里，闻着那么多人的汗臭。可是她的文案经常被退回来，因为不够刺激，没有时代特色。她的文字像她的人一样，淑女气太足了就有些近于迂了。她开始感到了在北京的艰难，可是她不能再放弃北京，她一定得留下来。最重要的是她不留下来又能怎样，她已经把回去的路拦腰截断了。如果再到另一个城市里流浪，本质上和在这里又有什么区别？对这个城市还终究还是有些熟悉的，对别的城市则更是彻头彻尾的生疏与冷漠。
无处可去，那就彻底留下来。
办公室里还有三个年轻的女人，那个在招聘会上见到的三十来岁的男人是这广告公司的小老板，他总喜欢穿雪白的衬衣，使自己看起来很精神。那三个女人中有两个是刚毕业不久的，二十多岁的样子，另一个年龄大点的是从别的公司挖过来的，做艺术总监。她们三个已经结成了一个帮派，平时都不正眼看刘子夕，有什么杂活就叫她去干。中午在一起吃工作餐的时候，她们三个围在一起，悄悄地说着话，低声笑着，刘子夕就一个人在离她们很远的另一张桌子上吃。她们不和她说话，她也决不主动和她们说话。
三个月后，刘子夕被留了下来，找到了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这段时间里，生存的压力逼得她再没有心思想别的，满眼只有文案。在这里她没有亲人，也没有熟人，更不会有人会给她介绍男朋友。相亲对于她来说，就像一件已经很遥远很遥远了的往事，已经和她没什么关系了。那些和她一起住过的女人们也离她万分遥远了，她们变成了一张张黑白的褪色的底片贴在她身体里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许久不去碰，上面就是厚厚一层灰。于是照片上的那些面孔就更加模糊了。
疲于奔命的日子会过得很快。很快，春天来到了，再很快，夏天来到了。
北京的夏天热得让人没法在没空调的地方呆，刘子夕租的那间房子没有空调也没风扇，天黑了回去还是热得没法呆，好像里面有很厚的蒸汽，会把人烤熟。她只好坐在院子里的树下，和房东的老太太坐在一起聊天。老太太打着赤膊，摇着蒲扇，嘴里不停地说，没见过像今年这么热的天。她们刚说了没几句话，突然的天气就凉了些，原来是起风了，风很大，刘子夕和老太太还来不及高兴，就开始下雨了，是暴雨。刘子夕跑回屋，缩在床上。雨滴打在铁皮屋顶上，发出咚咚的声音，她就像在一面鼓里一样，她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那面鼓一样被擂击着，她感到全身在被敲打着。她一动不动，在床上紧紧抱着双膝，她不敢松劲，她怕自己一松劲就会全身崩溃，然后前功尽弃。雨声渐渐密集了，她听到一种无法压抑的哭声，那是她自己发出的。这一白天她都没吃一口饭，但是她一点没觉得饿。趁着雨声她第一次来到北京之后放纵自己，她开始号啕大哭。她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那些在一起住过的女人们，她好久没这么近地想过她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