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而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再度引起了全社会、各教育机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的高度关注。透视农民工子女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问题症结之所在。全方位地寻求最佳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本章目的之所在。
§§§第一节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基本问题
农民工子女由“流动子女”与“留守子女” 两部分构成，“流动子女”与“留守子女”在教育方面面临的问题、形成的原因、解决的办法不尽相同。本章在论述上将分开阐释。
一、“流动子女” 教育的基本问题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流动儿童少年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近2000万流动儿童成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本身绝大部分为流动人口，它们一直处于不断的迁移变动之中，尽管农民工子女的实际数量我们难以准确把握，但是农民工子女数量之多、失学情况的严重性却是有目共睹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亟待梳理：
（一）进入好学校难、教育管理呆板滞后
目前，我国城市农民工子女要有4种就学途径：一是借读公办学校，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这应该成为城市农民工子女就学最常见的形式。二是就读收费较高的政府批准的民办私立学校。这类学校俗称“贵族学校”，办学条件好，与当地公立学校差异不大，甚至硬件设施会更好一些。但由于收费很高，只有极其少量的很富裕的农民工的子女能入其内，而普通居民都难以承受，因此不是一般农民工子女可以选择的就读途径。三是进入政府批准建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类学校较多存在于上海、北京、广州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它们的硬件设施、办学质量等往往比农民工子女流出地的公办学校还要好，少数学校的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甚至和当地的办公学校不相上下。由于交纳费用比较低，找农民工子弟学校成为很多流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解决流动少年就学问题的一种主要形式。四是进入非正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类学校往往被视为“非法”，它们尽量避开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视线而成为“地下”学校，这类学校广泛存在于众多的大、中、小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我们虽然无从知道这类学校的具体数量，但估计就读这类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绝对数量是很大的。
户籍制度和高昂的借读费用等条件，使得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只好在自己办的学校里就读，因这些学校的软硬件条件都达不到国家的基本要求，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孩子进城入学，有72.3%的农民工的最大愿望是取消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
此外，不少家庭由于错过了学校的开学日期，或因转学证明等相关手续不齐全，不能及时入学，导致农民工子女失学、辍学。调查结果显示，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失学率为9.4%，随着年龄的增长，比例还在增大；15—18周岁流动儿童在学率仅为48.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1.7%；女童在学率为97.2%，低于男童在学率的98.3%，在失学的12—15周岁流动儿童中有63%已开始工作，这不仅违背了义务教育法，且严重侵犯了解儿童的基本权益。近来有关调查表明，约有100万农民工子女处于失学、辍学状态。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管理、服务滞后。由于农民工的工作地和居住地经常变动，其子女中间转学、中途辍学等情况频繁发生。大量的学籍变动打乱了学校管理的正常秩序，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一定困难，很难保证适龄农民工子女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传统的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教学不能适应农民工子女的特殊需要。
大部分农民工子弟校不能采取“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农民工子女的家庭环境、生活方式、学习习惯、语言和文化背景等方面与城里孩子有较大差异，区域间教学内容街接问题也很突出，不同地区使用的教材不同，难易程序也不同。受访者中，42.7%的农民工认为孩子不适应城里的学习生活环境。许多子弟校忽视了城乡孩子的这些差异，没有创新教育模式，不能实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二）教育资源匮乏，农民工子弟学校困难重重
公办学校难以满足民工子弟的入学要求，这就为民工子弟学校提供了生存空间。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民工子弟学校，招收了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子女，客观上减轻了城市公办学校的压力。但与此同时应当看到，民工子弟学校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笔者走访了成都市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发现其中有些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亟需加以解决。
当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以下三点：
1.是学校办学得不到政府的许可，迟迟拿不到办学许可证。自办学校最主要的发展障碍就是得不到教育部门的许可，迟迟拿不到办学许可证，在这一点上，成都市“都市外来人口子女学校”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总算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但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如此幸运，2005年春季成都市五城区内的自办学校超过70所，拿到办学许可证的却很少，学校总是被告知需要继续整改，拿批准文件好像遥遥无期。在四川省成都市茶店子、红花堰等外来民工集中的地区，先后有多所自办学校因违法办学被取缔。
2.是办学条件差。自办学校大部分位于农村或城乡结合部，学校校舍大多是由租赁当地的一些厂房、仓库等改建的，这些建筑多数没经过规划部门审批和竣工验收，质量难以保证，消防和安全隐患多；学校办学条件简陋，教学设施缺乏，师资力量薄弱；学生基础差，学生及老师的流动性强，教师压力过大。这些问题都在“都市外来人口子女学校”身上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
“都市外来人口子女学校”的教学楼是单通道，违反了学校必须是双通道的消防要求，区教育局要求其在消防部门的指导下增加通道，以达到消防标准。但是，我们去调查时发现该教学楼仍然是单通道，只是在过道上安装了灭火器。问及原因时，校长说是经费上有困难。
学校建校时设有学前班至八年级共9个班，有学生200多人，现在，学校已扩展到16个班（包括小学和初中），800多名学生。但是，每个教室除了桌椅，没有更多的教学设施，运动场是就近的一块空地建成的水泥地，唯一能够进行体育锻炼的是几张水泥乒乓桌和几个篮球架，没有羽毛球、排球架等体育设施。
国家规定在小学，学校必须要开设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初中增设英语、历史、地理、政治、物理等课程，但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缺乏，几乎每位老师都兼任几门课程。由于缺乏专业的老师和相应的教学设备，对学生其它方面能力的培养严重不足，如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学校没有实验仪器，不能做实验，也没有专门的音乐、美术老师教他们识谱、画画。
老师跟家长沟通很少，学校主要是通过开家长会、老师家访两种方式与家长联系，由于这些学生来自贫困农村地区，文明礼貌、行为习惯、卫生意识等都比较欠缺，所以需要学校与家长及时沟通，以便孩子尽早改掉各种陋习。但是作为农民工家长，有的为了多挣一天的工资，有的由于身不由已，一般情况下，开家长会有很多家长来不了，导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脱节，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3.是学校发展缺乏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由于自办民工子弟学校均属私立性质，由公民个人办学，自负盈亏，除学生交费外，基本没有其它的资金来源，又由于收费低廉、学生拖欠学费等原因，许多学校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经费危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普遍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民工子弟学校随时面临拆迁，校舍不稳定，不敢搞基建，更不敢扩大规模。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却没有出台任何政策帮其解决困难；同时，学校周边的治安环境不能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助，网吧、歌舞厅等不良文化设施缺乏政府有效的监管等等，学生学习环境较差。
义务教育是由法令形式规定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这一性质决定了义务教育工作主要应由政府开展。既然是通过政府的财力举办，政府就有义务尽可能地保证其公平性。可以说，公平、公正是义务教育的本质要求。然而，专门为农民工子女组建的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资源匮乏，办学条件比较差，办学水平不高，显然没有体现出其公平性。针对这一现状，政府为保证义务教育的公平、公正性，就必须要通过相关法规和政策确保农民工子女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调整资源配置为他们提供相对均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坚持义务教育政策的水平、正义既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的一个根本性措施。
（三）身份尴尬，对城市认同感缺失
认同是“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是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
1.进城农民工难以实现身份认同的转换，从而降低了他们及其子女对城市认同感
农民工从职业上讲是工人，但从身份上讲却依然是农民。他们虽然脱离了农村离开了土地，但户口却依然留在农村，也就是说，农民工的身份具有城市居民与农民的二重性，是一个介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特殊中间群体。大量农民工在城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使他们成为了城市“双重边缘人”，从而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混乱。调查数据显示，明确认同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占微弱多数，摒弃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只占较少部分，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现模糊认同的状态，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将呈模糊认同之趋向，农民工的这种身份认同焦虑，增加了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不确定性，也大大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
2.心理上，农民工及其子女存在着“城市过客心理”，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去
农民工进城前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民意识根深蒂固，由于土地制度和户籍限制，大多数农民工将自己的未来定位在农村。他们普遍觉得，如果在城市里待不下去就回家种田，存在着明显的“城市过客”的心理，因而他们只能被动地适应城市的生活，完全没有树立城市主人翁的意识，没有在心理上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园，缺乏对城市的热爱和责任感。而且他们对城市居民有一种天然的抵触心理，不愿或者害怕同他们打交道，在心理上筑起了一道城里人的城市，他们的根在农村，他们的最终归属也只能在家乡。农民工未能完成在城市中寻找到归属感和依赖感，他们是心灵上的漂泊者。
3.交往上，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也大大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
众所周知，未成年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进城，在城市里接受义务教育，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最优途径，也是实现宪法权利要求的大势所趋。近年来各级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让城市的公立学校吸纳农民工子女。然而，当农民工子女克服了种种困难进入公立学校时，城乡少年之间的冲突日见明显。乡下孩子时常因为乡音、衣着、用品的“土气”和家庭出身的贫穷卑微，遭遇部分城市孩子的嘲笑和岐视，有的乡下男孩因为倔强的性格屡遭一些城市男孩的欺负打骂，他们因此常常处在孤独、自卑和尴尬的心境里，有的直接表达“虽然公办学校是天堂，但是我在这个天堂里不快乐”，要求退学或返回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在《新京报》记者进行的一个有关农民工子女失学状况的调查中报告说：“认为自己会被城里孩子看不起的人有51名，占总数的47.66%。在被调查的孩子中，37人称曾有被欺负的经历，占34.58%。数据统计显示，在有过被欺负的经历的孩子们中间，有95%以上认为在以后的交往中仍然会被看不起或是再次被欺负，因此而不愿再与城里孩子交往的接近60%，另有10%的孩子尽管从没受过欺负，但也主观地排斥城里孩子。”这些事实显示，在城市居民子女一方，伴随着未成年人的凌弱侵犯冲动，表现出城市文化的优越感和对落后的农村文化的自然岐视，农民工子女通常成为其中受攻击的弱势一方。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走进以城市居民子女为主的公办学校，可以预见，城乡少年之间的文化裂痕将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二、“留守儿童” 教育的基本问题
（一）数量庞大，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之谜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有多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具体数字报告。这是由于在进行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没有设计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统计指标。因此，缺乏足够背景和统计资料，然而这一数量大小对我们认识留守儿童在整个基础教育中所处位置，对开展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对准确提出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只能估计农村留守儿童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