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农民工子女教育背景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谁都知道教育很重要，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但是，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呢？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想教育出最棒的孩子，结果却不一定能达成心愿。教育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如经费、观念、方法等，它们困扰着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在大力宣传赏识教育等新方法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农民工却仍然在子女上学的问题上艰难前行。因此，我们需要把聚焦目光，了解一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伴随农民工的出现而出现。农民工的出现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高涨，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依靠有限的耕地已难以致富，于是农民开始走出去寻找机会，走出去的农民多了，逐渐形成一支队伍，这就有了农民工一说。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出农民工的总体特点：一是规模比较小；二是农村家庭中以青年男性劳动力为主，女性在家照顾子女；三是举家外出户很少。据统计，1980年四川全省农民工仅30多万人，1990年则达到480.4万人。由于农民工的规模在整体上还偏小，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走出去的农民工收入相对于留守农村的农民有显著提高，这种示范效应，很快促使农民工规模急剧扩大，到1999年四川省农民工达到1017.6万人，从1990年算起，到1999年平均每年增加59.7万人。这时农民工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的人数开始增多；二是举家外出的农户显著增加。农民工子女教育这一社会问题开始凸显。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农民工的规模更加壮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823万人，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达到700万人，留守在家的儿童2200多万。四川作为全国劳务输出大省，2004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421万，外出到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占83.8%，外出到全国市级以上城市占64%。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就是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工中，壮年劳动力增加，女性劳动力增加，举家外出户增加。据四川省2004年全省农村4000户抽样调查，外出民工中，30岁以上的由2003年的49.5%提高到2004年的53.5%，配偶外出增幅达到了16.6%，举家外出户达到农村总户数的12.8%。在农村，3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通常已经为人父母，他们外出后，除少部分子女跟随一起外出外，绝大多数仍“留守”农村，与父母天各一方。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中国传统的“安居乐业”在农村已经出现裂痕，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渐开始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据四川省农调队最近进行的一次专题调查结果，结合全省近年来有关抽样调查数据测算，每外出1万个农民工，将会产生4000个处于6--16岁，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留守子女，并有1000个同类子女随其父母进城接受义务教育。目前，四川全省农村留守子女的总人数为600万人，随父母进城读书为140万。在农民工规模逐年递增的基础上，农村留守子女的数量每年还要增加27万，而随父母进城的子女数量，每年增加6万。由于农民工留守子女规模不断扩大，农村的一些中小学几乎成了留守子女学校，引起群众的高度关注。在调查中发现，一般农村学校，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比例达到70%，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85%。例如阆中市，据统计，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10.4万人，其中留守学生7.8万人，占学生总人数75%。
显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变得严重而复杂，甚至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央到地方政府从制度设计到政策落实，着力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节农民工子女教育基本现状
根据农民工工作性质的特点，农民工子女也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跟着父母走，父母到哪儿，孩子到哪儿，我们把他们称为“流动子女”；另一种则是父母在外，孩子留在家里，我们把他们称为“留守子女”。下面就来看看这两类孩子的教育现状。
一、“流动子女”教育基本现状
当农村基本实现免费义务教育之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我国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中最突出问题。虽然国家已经确立了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各地政府也都在积极落实，但并不是说农民工子女上学就没有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困难，还有很多地方不如人意。
（一）能入学，但不一定如意
各地有很多民工学校、民办学校，政府也指定了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学校，所以对农民工而言，有“四证”（有些地方不一定要求一样，但起码的暂住证、务工证、身份证这些资料需要。）就可以入学，可以入政府指定的学校。但是如果想进好一点的学校，那就要托关系，找熟人，要他们花这么大的代价读书，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因此，他们只好选择能上得起的学校。
以北京为例，2006年北京市教委统计表明，在总数约40万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内的外来户籍儿童中，公办学校只接纳了62%，还有十几万流动儿童（主要是低收入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属于低收入阶层，面对已经降低了门槛的公立学校，他们还是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公立学校还有一些隐性的费用，比如服装费、午餐费等等，有农民工说孩子在学校吃饭的费用相当于他们一家人的伙食费，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送孩子上公立学校的积极性，另外农民工务工的特性决定了其子女频繁流动的就学特征，流动子女需要随时插班、入学等，公立学校一般按学年招生，中途插班不易，再加上公立学校的布点、教材设置、作息时间、班额设置等要求也不完全适合农民工子女的需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的作息时间对农民工来说要遵守困难重重，他们不能按时接送孩子上下学，因此只好选择比较灵活、离家较近的民工子弟校了。
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学校条件不是很好，民工学校和一些专门收民工子弟的私立学校校舍比较简陋，软件设施也只能达到最低要求，师资力量薄弱且流动性强，有些学校甚至连校舍都是租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而条件好、师资强的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又去不了，人生似乎从一开始就比城里孩子差一大截了。还记得2007年的春节年欢晚会吗？有一群小学生表演的朗诵《心里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身穿校服、戴着红领巾，是一群北京海淀区民工子弟学校的小学生们。他们没有漂亮的演出服装、没有精彩的表演，但他们流露出的对父母、对祖国朴实无华的爱感动了在场和电视机前所有人。我们在感动得同时也感到苦涩和辛酸，节目中有这样几句：“别人和我们比父母，我们要和别人比明天。”听着这样充满有希望的话语，我们的社会将何言以对？然而，现实情况显示，如果不加大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投入，那么这么多的农民工子女，他们拿什么跟城市孩子比明天？
（二）恶劣的居住环境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在城市中站住脚跟的农民，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在城市中生活较为吃力。据调查，带子女进城读书的农民，多数从事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和其它社会服务业，如许多家庭是在城市中卖菜、卖米、擦皮鞋、拉三轮、看大门、收破烂等等，好一点的在城市中开小饭馆、小商铺，或在批发市场有一个小摊位。他们中多数或在城乡边缘合租廉价房居住，或住临时工棚，开小饭馆的、小商铺的白天开门做生意，晚上关门全家即在铺内搭板睡觉。子女在这样的“家”中谈不上什么学习环境，父母对孩子的学习也管理不好，特别是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更为欠缺，他们累了一天，最多就是问问孩子做作业没有，诸如书写习惯、看书习惯、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等等，农民工家长多数不会过问，有些甚至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于是在狭小的居住地，农民工家长们会喝喝小酒、打打牌、说点脏话来缓解他们一天的劳累。试想，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怎样成长。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好好的担起这个角色，孩子也学到了他们不该学到的很多东西，到了学校后就会和学校教育发生冲突，老师们也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缺少家庭辅导，学习习惯差，学习成绩不理想等。
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不能全交给学校，家庭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是孩子最直接的榜样，父母的言行影响着孩子，如果家庭教育缺乏，光靠学校教育是万万不行的。
2009年2月《成都商报》登载了一篇名为“愤怒视频里那抽烟娃 竟是无聊成人唆使”的文章，文章报道了网上疯传的长达4分29秒的一段视频，内容是一名两岁男孩在一群成人的围观和起哄下，熟练地吸烟、骂脏话。旁边的大人们不但无人上前劝阻，反而发出阵阵喝彩。孩子的动作、神态恰似一杆“老烟枪”。这两岁的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熟练的抽烟、骂人？他的父母当时在干吗？记者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重庆万州调查。在富康源农贸市场，记者找到了孩子的母亲杨某，杨某称他们夫妇二人来自万州区高升镇农村，都只有小学文化，原来在家里种庄稼，2000年开始到万州城里卖菜，大儿子已经14岁，在城里读初中，被拍视频的是小儿子，刚满两岁没几天。杨某抱怨菜市场里不少商贩在孩子到各处玩时教了他很多坏东西，具体孩子抽烟有多久了，她也说不清楚。孩子被拍抽烟视频那天，是市场里卖酸菜泡萝卜的小杰骑摩托送货时带去的，当时孩子的父母都不在，也不知情。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环境的好坏决定了孩子的成长。
古时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当今的农民工父母们请千万不要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由于条件的限制，做父母的只有尽量改变居住的软环境，如家庭的生活方式，父母的基本言行，孩子做人的原则，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等等，只有通过这些的改变，再用现有的条件去激励孩子，孩子同样也会健康成长的，要相信父母的教育力量。
（三）读书期间心理压力大
由于农民工子女家庭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他们的心理也开始边缘化。调查中发现，年龄较小的孩子由于不懂事，受影响较小，而年龄稍大的孩子与城市同龄人相比，显得早熟、自卑和失落。这些孩子，或出生在城市，或长大在城市，尽管他们没有城市户口，然而城市是它们生长的地方，相对家乡的孩子来说，他们已经是“城里人”。但是，当他们与城里孩子共处时，却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农村人”，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他们时常受到歧视和排斥，这使孩子们的内心变得十分敏感。
在学校，他们无法交到真心的朋友，这跟他们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有关，城里孩子在这方面跟他们有很大区别，也许因为服装，也许还会因一点方言遭到其他孩子的哄笑；在课堂上，他们一般不愿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学习得不到认可，成绩会越来越不理想，慢慢地自卑心理在他们心里萌芽。也有走另一个极端的孩子，有时深层次的自卑感在受到歧视后，反而以强烈的自尊心和进取心表现出来，他们发愤读书，刻苦求学，一直名列前茅，取得相当好的成绩，渴望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只是这一部分人太少了，大部分孩子还需调整自己。
农民工子女由于他们所处环境往往是人口高流动区，各色人等皆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非常容易误入歧途，一旦陷入这样环境下的社会小团体内，就难以自拔。因此，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特别是父母无论再忙，也要和孩子多说说话，开导他们，别让他们自我封闭起来。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陈同学是现就读于邵阳市大祥区向阳小学的一位农民工子弟，父母由于工作忙，很少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他每天独来独往，放学回家后面对空荡荡的房间，电视是他唯一的朋友，进城后他变得性格孤僻，在班里从不与同学说话或打招呼，即使老师和同学尝试着与他交往也是徒劳。
另一位就读于邵阳市工业街小学的11岁的小叶，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做事，母亲在小叶学校门口摆了个小摊。小叶每天上学都要远远地绕开妈妈的小摊，生怕班里同学知道，在学校她寡言少语，眼里流露出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她说怕在学校同学瞧不起她。
还有一位随父母从四川来湖南的小夏，在家乡时成绩很好，进城后成绩每况愈下。小夏说由于自己普通话讲得不标准，进城后在学校回答问题，常常因乡音太浓，普通话不标准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从而影响了他学习的积极性，甚至厌学，随之成绩也就跟不上了。
看看他们，我们就知道这些孩子的心理是怎样的，除了关注他们的身体，作为父母，一定要关注他们的心理，这才是更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