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封建制度的集权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建，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创建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文明发展的政治制度。但是，政治文明建设在中国毕竟是一件开创性的事业。在传统因素和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下，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起，逐渐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畸形发展的趋势才被基本扭转过来。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封建制度集权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第一，在所有制形式整齐划一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第二，由于政府全面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由政府主要承担着全社会的物质分配功能，成为一种“政治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产生出一种奇特的“倒政治参与”现象。不是公民参与政治，而是政治涵盖一切。其直接后果便是使中国公民直接的、主动的政治参与能力不断降低。尽管在形式上每一个公民都不得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但在内心里，大多数公民却对政治生活日益冷漠和疏远。第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创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由于缺乏创造空间，生产者的创造力受到压抑，劳动积极性不高。加上计划经济特有的长官意志盛行，违背生产规律，容易造成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的积压与浪费，从而使生产力发展受到一定损害，阻碍了民主政治意识的发展。
（2）政治文化生态对政治进程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15是社会成员针对政治体系各层面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具有感性和理性、自发与自觉的统一，并具有相对稳定性。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行为在个体心理导向领域中的系统表现，是整个社会系统、尤其是社会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历史性产物，也是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个成员活动的历史性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以其无形的力量渗透于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并稳定地发挥作用，这种状况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在短时间内一般是很难改变的。
首先，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指导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规定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争取或行使民主权利的行为力度，支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更以一种执着的政治目标深刻、稳定、长久地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当然由于政治文化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它既可以指导革命的、进取的、正义的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指导反动的、保守的、非正义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
其次，影响政治体系。历史表明，在一场政治革命风暴到来之前，往往在政治文化领域首先出现革故鼎新的征兆，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以此来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并且为新的统治秩序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政治文化总是指导着人们去保护或推翻一种政治制度，去维持或改革一种政治体制。再次，制约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文化更是其中的一股无形的重要力量。政治文化内含着对政治发展前景的向往，如果这种向往是符合政治发展规律的，人们将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能量，通过政治实践推动政治发展；反之则会严重阻碍政治发展。另外，政治文化通过旷日持久、潜移默化、传播灌输的作用塑造政治社会的成员，使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对政治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3） 加强政治文化生态建设
第一、加强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建设，用先进文化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大发展、大转型时期，来自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知识、新矛盾不断涌现，政治文化趋于多样化，理论界也众说纷纭。这些思潮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甚至有些错误思潮甚嚣尘上，呈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否则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就会出现社会政治动乱。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是中国人民求富求强的科学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更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政治共识。因此，必须加强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另外，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方向。必须在加强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基础上，应该汲取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的精髓，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中来，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贡献力量。
第二、切实加强公民的民主与法制教育，形成民主与法制的文化氛围。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政治进步的结果和标志。无论党的领导的实行，还是人民民主的推进，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无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还是坚持和完善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民主政体，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不断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形成民主与法制的文化氛围，使社会成员真正树立起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让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增加对政治过程、政治生活的了解和信任，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增强参与意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这些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
4、文化生态与自然保护
人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从属于并依赖于自然界；另一方面，人又作为社会存在物，不断地按照人的方式实践地和观念地改造外部自然，变其为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断实现双向适应、不断完成本质的统一的过程。” 16从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来看，高度自觉地保护适合于人类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及其再生能力，是人们生产、创造和发展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1）自然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首先，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而这一决定性作用其实更多地是在人类文化的原初阶段，即地域影响了一个文化的性质和主要特征的形成，一旦这种文化在地域这个“模具”中成型，它就自然地成为这一特定文化类型的原点和本质，并规范和影响着此后文化的发展。正是由于原初人类对自然的不适应，从而激发产生了人丰富的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客观上促成了文化的生成。特定的自然生存条件往往决定一个独立文化体系的最根本性质和特征，这是各呈特色的多元文化形成的一个客观前提。黄河、尼罗河、恒河、底格里斯河四大流域分别孕育了四大古文明并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正体现了这一点。自然对文化形成初期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与活动的场所或空间，是人类的资源宝库，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源泉之一。因此自然环境特别是对于地表自然环境联系较为紧密的物质文化自然有着明显的作用，其中那些与生产与生活相关的文化景观所受到的景观所受到的影响最为突出。
其次，随着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然对文化的影响程度也必然减小，文化最终会反过来影响自然的形态。从人类历史上看，文化的形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与此相对应，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在采集、渔猎文化时代，人类对自然是一种屈从关系，这时人类力量低下，过着类似动物的生活。在农业文化时代，人类对自然是一种顺应关系，这时人类的力量有限，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在工业文化时代，人类对自然是一种对抗关系，这时人类的力量变得强大，对自然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作用。随着现代工业文化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对抗关系发生了恶化：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资源濒临枯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在于文化自身。现代工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追求高投入、高增长、高消费的生产生活模式，本质上是以过渡消耗资源，无控制的排放废物，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生产活动方式。这就带来了工业创造力与破坏力的同步增长。所以，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恶化，这就是传统工业文化的弊端。由此可见，今天人类面临的自然环境的新挑战，实质上是指向传统工业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而不是人类的局限性。自然的挑战迫使人类不得不改变传统工业文化和探寻新文化，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提出的和谐文化。可以说只有建立起一种适应自然要求的和谐文化，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这种古代整体论的哲学，在中国古代三大思想流派儒、道、释中都有充分的表达与论证。儒家以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为说，道家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宗，释家以“法界缘起”“无碍”为旨，都是把天地万物人类看作一个整体的。这种中国古代的整体论哲学通常被概括为“天人合一”思想。这些思想作为古代农业文明条件下的一个典型的形态，保留了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思想样本，与近代工业文明以来天人对抗状态的思想观点形成鲜明对比。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张狂和工业文明的扩张造所带来的系列危机，尤其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重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要求几乎成为了全球共识，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则为此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2）和谐文化生态对自然保护的作用
建立一种能够保持人类与自然相协调的文化，是走出工业文化时代人类与自然相对抗的唯一通道。所以，那种认为人类似乎只要按照工业生产的传统方式干下去，不必顾及自然的挑战而改变传统工业文化、探索新的生活方式，也会顺利地度过难关而生存和发展下去的观点，不仅是没有根据的盲目乐观，也是十分危险和根本没有出路的。当然，那种认为生态恶化将导致人类灭亡、人类不再有任何前途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自然的挑战是面对特定文化形态的，具体的文化形态是有限度的，但文化形态是可以转变的，人类能够通过建立新文化来适应自然的挑战。这也是被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所反复证明了的道理。所以，今天的人类又一次面临文化发展的新抉择，人类将在克服自然环境的挑战中开拓出一种新文化：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
创造和谐文化的过程，不会是一个自发的顺利过程，而是一个自然的严峻挑战与人类的艰难应战的过程。在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入认识的基础上，确定了我们的应战态度之后，进一步做出的抉择就是确定我们对自然挑战的应战基本原则，或者说基本指导思想。这就是：以人类发展为主导，以自然保护为基础。所谓“以人类发展为主导”，指的就是我们的应战是以谋求人类的发展为根本目标和宗旨的，决不能放弃人类的发展。自然的挑战决不是阻止人类的发展，而是修正和规范人类的发展，为人类的再发展确定一个新的转折和方向，这是人类发展的一条基本法则。所谓“以自然保护为基础”，指的是在推进人类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自然，尤其是目前生态恶化严重，必须强调对自然的保护，这是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否则人类发展便是一句空话。“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是相统一的，二者不可偏废，决不能割裂它们，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要求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达到对自然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