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走出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应该把实现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进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又能对其他落后国家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但反观我国现实情况，与此显然存在不小的差距。正如本章第二部分所展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又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重大挑战。在经济方面，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又面临着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问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付出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过大。据统计，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48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408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89吨，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0.0%、5.0%和57%。在1993—2002年的10年间，我国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5.11%，远远超过同期世界年均增长1.37%以及OECD国家年均增长1.06%的水平。一些学者指出，“20世界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初期曾出现能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不足，而今后将受制于国内资源不足” 在政治方面，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协调、整合各方利益的难度加大，和谐社会建设面临重大挑战。在文化观念方面，则主要是当前价值观念出现若干偏差，要构建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又充分吸收其他地区的优秀文明成果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崛起的精神支柱，还任重道远。阎学通指出，在一国崛起过程中，将更可能受到来自其他大国的牵制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能不能有效消除国际社会的担心，能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诸如“北京共识”、“和谐世界”观念等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就不免值得认真思考、未雨绸缪。
4、对党的建设的影响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经济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到底会给一个政党造成何种影响，我们或可从其他地区在应对相似情形中可见一斑。
二战后西欧社会党的发展中曾经历这样一个突出现象，70年代中期以前，它处在一个发展高峰期，选举不断获得胜利，此后却在总体上陷入低谷长达近二十年。总结战后西欧社会党的兴衰成败的历史可以发现，这种情况至少与两大因素有关 ：其一，战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导致产业结构与阶级结构的深刻调整，西欧阶级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不仅工人阶级内部、而且工人阶级与其他新社会势力的利益整合更加困难。其二，来自全球化的挑战，迫使西欧国家不得不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增强竞争力。全球化加强了资本的地位，不仅可能造成本国失业增加，还会削弱本国的经济实力与发展后劲，反过来又限制了社会党的传统政策选择。这两大因素进一步造成西欧社会党在扩大选民基础时进退失据。据此，在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05年年会上，笔者进一步提出：假定其他条件始终不变，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如不善加因应，一个政党的基础存在自然的削弱趋势。西欧社会党在七十年代碰到的困境就恰在于其对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双重挑战所导致的西欧阶级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进行成功回应。
当然，自然的削弱趋势并不一定就能表现为党的基础的现实状态。如果应对得当，党的基础又会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展。两者会产生对冲效果，现实状态取决于两种趋势的相互作用。一个政党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增强自身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为此，就必须不断加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利益的整合，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面临着全球化与新科技革命这两大挑战。这两大挑战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提高效率的更多手段，但也加大了我们注重效率的压力，从而要求我们的改革更加偏重效率取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阶层开始生成，社会逐渐多元化，一些社会群体甚至出现了弱势化趋势。尤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工人和农民也部分地存在这个现象，这就更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注意。总之，社会阶层结构的复杂化、阶层利益的多样化和利益整合难度加大的现实，表明我党巩固执政基础的难度增加了。
“在中国，要团结凝聚十一亿多人民，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要深刻改革，成功地创建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党；要坚持‘两手抓’，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关键在党；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也在党。” 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认真应对这些重大挑战，加强党的建设，如此，我国方可能长治久安，我党方可能长盛不衰。
（二）全球化与现实挑战要求我国社会建设必需走和谐发展之路
根据以上论述，首先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直接结论：全球化和现实挑战表明我国社会建设呼唤和谐发展之路。
本章第一部分表明，全球化确有可能对我国社会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其机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全球化加强了对效率的要求，并可能使效率压力对发展中国家居于刚性约束地位，从而中国不仅面临着效率追求的新形势，而且加强了效率公平问题处理的两难困境；第二，全球化加剧了价值观的碰撞，使我国的价值建设、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更加复杂；第三，全球化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明显加大了我国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难度；第四，全球化又意味着风险的全球化，使我国在利用全球化之利时又可能经常性地会碰到各类风险。因此从理论上讲，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社会建设既面临着重大机遇又面临着更大难度。
第二部分则进一步具体表明，将全球化给我国社会建设带来的重大影响和我国社会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结合起来，我国社会建设在三大领域必须解决诸多问题：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失衡的可能；政治上统筹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文化上也面临着若干新的重大挑战。
随后我们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国家崛起、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全球化和现实挑战对我国社会建设的不利影响和消极后果。它的逻辑结论自然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充分正视全球化对我国社会建设的不利影响，必须对此积极应对的时候了。这实质上等于是说，我们不仅已经到了从被动融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的阶段，而且到了理性评估全球化利弊，将和谐社会建设与和谐世界建设两者结合起来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的新阶段了。
其次，将上述认识结合起来，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到了整体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必须走和谐发展之路。
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虽然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公平与效率的失衡。不仅经济社会领域本身如此，就是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也主要是如此。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问题，在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追求效率（在个人可能进一步表现追求财富）的价值观念与其他价值观念的兼容问题。看来，全球化的发展首先给我们提出了两大问题。其一，中国已经处于和必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继续处于这样一个宿命之中，即效率压力和效率困境的夹击之中。这实质上是要求我们回答在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怎样追求效率的问题。其二，中国现阶段是否应当只是集中于对效率的一元追求？结论是清楚的，因为前面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做了否定回答，比如更加公平、更加民主、更加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应当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把这两大问题合在一起思考，则可以得出：当前中国的深层次问题首先是中国应当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这种发展的问题。
再就是，如前文所分析，我国目前主要靠投资推动的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还与目前我国消费率不高相联系，而消费率不高又与收入差距相关联，因此，这里又可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城乡差距扩大、同一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均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是经济因素，由于我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推进改革的方式，决定了政绩评价机制等政治因素对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再加上观念对行为的重要指导力量，又决定了各个行为体认识程度不同将会对和谐社会建设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整体推进的阶段。所以，如何整体推进改革，即有效统筹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有效统筹国际情势和国内建设，同样也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深层次问题。
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由此，我国的改革也到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从更加重视经济改革必须转入到实现全方位的整体推进；从看重当前增长速度到必须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从争取融入国际社会到必须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既抓住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又必须善于应对其挑战，实现冲破全球化带来的效率压力与效率困境的制约；从追求物的可量化增长到注重人本身的发展。概而言之，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必须跃上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让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走上和谐发展的科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