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每天都会用到的生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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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市场也会忽悠你——市场经济学(1)

巧借“搭便车”

一日语文考试,小A看着试卷抓耳挠腮。试卷上有这样一题,问:丁玲的代表作是什么?小A怎么也想不起答案来。趁着老师不注意,小A回头问后座的小B:“喂,丁玲的代表作是什么啊?”小B低声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A赶忙写下了答案。老师批卷的时候,看到小A的答案,不禁哑然失笑,只见小A的卷子上写着:《太阳照着三个和尚》!

以上虽是一则小幽默,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这个教训,并以此来告诫自己不要犯类似的错误。如今“智猪博弈”与“三个和尚”的故事相似,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智猪博弈是一个不同期望值之间的博弈,如果所有各方的期望值都相同,那么就会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僵局,如果有一方的期望值低于另一方的期望值,而且这种期望值也容易实现,那么另一方就大可做那头坐享其成的“智猪”。

笼子里面有大小两头猪,笼子很长,在笼子的一边有一个踏板,另一边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踩下踏板之后就会有10份饲料进入食槽,但是踩下踏板之后跑到食槽边上消耗的体力则需要吃2份饲料才能补充回来。问题在于,踏板和食槽在笼子的两端,踩下踏板的猪从踏板处跑到食槽的时候,食物已经被坐享其成的另一头猪吃得差不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两头猪可以选择的策略有两个:自己去踩踏板或等待另一头猪去踩踏板。如果某一头猪做出自己去踩踏板的选择,那么,则不仅要付出劳动,消耗掉两份饲料,还由于踏板远离饲料,它将比另一头猪后到食槽,从而减少了吃到饲料的数量。

我们假定:若大猪先到(即小猪踩踏板),大猪将吃到9份饲料,小猪只能吃到1份饲料,最后双方得益为[9,-1];若小猪先到(即大猪踩踏板),大猪和小猪将分别吃到6份和4份饲料,最后双方得益为[4,4];若两头猪同时踩踏板,同时跑向食槽,大猪吃到7份饲料,小猪吃到3份饲料,即双方得益为[5,1];若两头猪都选择等待,那就都吃不到饲料,即双方得益均为0。

为了解释清楚,我们用下表来说明不同选择下,每头猪所能吃到的饲料数量减去踩踏板的成本后的净收益水平。

智猪博弈的收益矩阵可以表示如下:

大猪

小猪踩踏板等待

踩踏板5/14/4

等待9/-10/0

从智猪博弈的收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小猪踩踏板只能得到1份甚至损失1份饲料,不踩踏板反而能得到4份。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小猪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都是最好的选择。反观大猪,已明知小猪是不会去踩动踏板的,自己亲自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所以去踩踏板是它最好的选择。

智猪博弈给了竞争中的弱者以“等待”为最佳策略的启发的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搭便车”现象。“搭便车”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种不劳而获,但如果能运用巧妙,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而言,在刚进入某个行业的时候,就可以巧妙地借某个大品牌大肆推广的时候“搭便车”,坐收渔翁之利。

产权在手,皇帝也不能拆磨坊

1866年,刚打赢对奥地利战争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来到他在波茨坦的一座行宫。他兴致勃勃地登高望远,然而,行宫前的一座破旧磨坊却让他大为扫兴。威廉一世让侍从去跟磨坊主交涉,给他一笔钱,让他拆除磨坊。磨坊主不肯,说这是祖业。威廉一世很生气,命令属下强行拆除了磨坊。

不久,磨坊主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庭。法庭裁定:威廉一世擅用王权,侵犯原告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被责成在原址重建一座同样大小的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相应的损失。威廉一世只好派人将磨坊在原地重建了起来。

现在这座磨坊还屹立在波茨坦的土地上,并已成为著名的游览景点。

这就是产权的力量。人们进行市场交易并不是从人类出现之时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场交易的产生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产权不同,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时才会发生交换行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产品交换的双方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成为经济利益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双方的交换不能是不等式的,而只能是等式的,即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劳动产品的交换既然是等价的商品交换,那么,生产者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

可以说,产权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第一前提。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产权呢?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派别对其所下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为多数理论学派所接受的定义是这样的:产权不是指人和物的关系,而是指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也许这个定义听起来有点拗口,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小黄有一套房产,他将这套房子租给小李,小李每年付给小黄5万元人民币。实际上,小黄就拥有这套房产的完整产权,具体来说:

(1)拥有房屋的占有权。这种占有权具有排他性,即产权是属于小黄的,他在占有房产的同时,其他人不能占有这一房产。

(2)拥有房屋的使用权。小黄有自主决定房产使用的权力,比如他可以选择自己住,也可以选择出租,他对房产有自主处理的权力。

(3)拥有房屋的转让权。其实小黄的这套房产还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因此产权可以像任何一种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交易、转让。

(4)拥有房屋的受益权。所有者可以获得并占有财产使用和转让所带来的利益,又称为剩余索取权。比如小黄向小李收取的每年5万元的租费,就是房屋产权的收益。

产权的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于产权与经济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产权制度,很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后果。

因此通过产权界定能使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同时,市场交易行为才能得以延续。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产权明晰,所以,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立法无一不把保护产权作为基本原则。

产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产权使所有者权责一致,即所有者有权使用自己的资源,获得由这种使用得到的利益,也承担使用不当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就会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

面对目前产权制度缺失的实际情况,我们更应该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注意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在经济活动中要保护好财产获得的法律依据。比如购买房屋的凭证,它是你合法取得房屋的主要凭据,据此你才可以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证,而有了这个证件,你的房产才能够被合法地使用、抵押、保险、出租、转增、出售等。

产权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根本前提,如果不能保护个人的产权,市场交易秩序便不能维持,因此,现代法律强调个人的产权保护。

产权制度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建立一套完整、有效、可操作性强的产权保护制度,无疑是重要和必要的。

挤兑戳到了银行的“软肋”

清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在通商银行内,一个钱庄伙计拿着一些通商银行的钞票去兑换,被柜台发现其中有几张十元的伪钞,当场拒绝兑换。伪钞的消息传出以后,许多持有通商银行钞票的人害怕手中的钱变成一堆废纸,于是争先恐后地去柜台兑换现银。当时的上海银行和钱庄并存,钱庄对此事颇有些幸灾乐祸,纷纷拒绝使用通商银行的钞票。次日,上海便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挤兑浪潮。

为了安抚市民,通商银行还特别派人将伪钞贴在门的旁边,又贴上一张辨别伪钞的说明,但是,持币者还是惶恐不安。银行大股东盛宣怀命令银行做到随到随兑,因为挤兑可能会使其在整个金融界的信誉大跌,后果无法预料。但就在通商银行开门“欢迎”兑现几天以后,它们的现银就所剩无几了,只得向汇丰银行求助。最终以库存的金、银为抵押,向汇丰银行换得70万两现银,艰难地渡过了这场风波。事后伪钞案的调查结果表明,伪造假钞的是一名日本商人。盛怀宣为了严惩造假者曾与日本政府交涉,但最后不了了之。

事实上,挤兑是银行的致命“软肋”。存放款业务是银行的基本业务,对于顾客存入的存款,各银行都只保留极低比例的准备金以供存款人提领,而大部分的存款则用于放款或投资等生利资产上,以赚取收益,便于支付存款利息及各项营业费用,并对股东分派股息及红利。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比率低,固然可提高银行的获利能力,同时却也会增加银行因流动性不足而倒闭的风险。因此,当发生挤兑现象时,银行就会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挤兑会这么容易就引发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的原因所在。

在信用危机的影响下,存款人和银行券持有人争相向存款银行和银行券发行银行提取现金和兑换现金的一种经济现象,就叫做挤兑。当存款人出现不寻常的大量提兑存款的现象,而银行现金准备及流动性资产变现资金不能够应对客户提兑时,就势必要将其可变现的低流动性资产折价求现,因而会承受巨额的变现损失。这种现象是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货币信用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

最好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发生的大规模的挤兑现象,那时成群结队的人蜂拥至银行,希望将手中的存折和银行券换成现金。而近几年,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Countrywide和IndyMac银行,英国的北石银行和印度的ICICI银行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挤兑现象。

为什么会发生挤兑现象呢?一般来说,引起挤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银行券持有人或存款人对发行银行的信用产生动摇,纷纷撤回存款或将银行券兑换为现金;二是由于银行券贬值,银行券持有人不得不赶快把银行券抛出,以防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挤兑往往是伴随着普遍提取存款的现象发生的,并进一步形成金融风潮。历史上,挤兑风潮通常是伴随着信用危机而爆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信用危机一般是伴随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产生的。由于工业繁荣时期商品价格上涨和利润优厚,大量信贷被投机者用来从事投机活动,信用膨胀大大超过生产的增长。而当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时,大量商品滞销,商品价格急剧下降,生产停滞,市场萎缩,信用也就会急剧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债权债务的连锁关系中断,整个信用关系就会遭到破坏,从而出现信用危机。

不仅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引起了周期性的信用危机,而且信用危机也加深了生产过剩危机。商业信用的停顿使过剩商品的销售更加困难,银行信用的混乱更加重了过剩商品的销售困难,从而使生产过剩危机趋于尖锐化。除了由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引起的周期性信用危机之外,还有一种主要由战争、政变、灾荒等原因引起的特殊类型的信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