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登科
谈论20世纪90年代的重庆诗歌，不谈李元胜不行。李元胜是当下重庆青年诗坛的领军人物，也是全国青年诗人中的重量级诗人。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创作，动因十分简单：因为有话要说，因为觉得自己可以写出比某些作品更好的诗。他就这样说着，寻找着，建构着独特的艺术世界。
李元胜是一个稳重的诗歌组织者。他不浮躁，不拉帮结派，而是以诗交友，以诗会友。他是因为创作上的实绩而受到重庆青年诗人的尊重的。在大学时代，李元胜就参与了许多诗歌活动，是当时“大学生诗人”群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在90年代后期，他主持创办的“界限”诗歌网站，团结了许多具有创新意识的青年诗人，组织了许多小型的诗歌活动，成为推出重庆诗人与作品的重要的窗口。但那不是流派，更不是宗派，而是在诗歌的外在生存环境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保持了诗歌的纯洁，增加了重庆诗歌的活力。李元胜的作品不多，但品位不低，诗集《李元胜诗选》、《重庆生活》是他奉献给诗坛的厚重的成果。因为创作实绩突出，他1997年参加了诗刊社第十四届青春诗会，获得过1999年度“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2000年第三届“薛林怀乡青年诗奖”、2002年度人民文学诗歌奖等颇具影响的奖项。
李元胜在诗歌探索中不浮躁。他经常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悄无声息的写作者，他所做的是“一项悄无声息的工作”。他不为诗外的目的而写诗，甚至因为诗的原因而在1994年到1996年暂停了诗的写作。我们没有见到他鼓吹自己的作品。李元胜的诗歌写作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国诗坛极为活跃也极为杂乱的时代，但他和许多重庆诗人一样，一直保持着清醒，没有加人任何张扬的诗人群落，更没有组织任何带有功利性的群体，他好像总是游离于许多热闹的诗歌事件之外。李元胜的诗具有先锋性，但他的先锋是有根由的，是立足于诗的，是要建立自己对历史、现实和生命的独特理解和创造。他的先锋性不是偏执的先锋，不是以名号取胜，而是具有综合性，传统的、外国的、同时代他人的艺术经验与教训，都可以成为他进行艺术探索的营养。我经常讲，对于艺术的创新，偏执的先锋是必须的，它可以为诗歌艺术的发展开路，甚至可以获得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名声，但这样的先锋诗人往往不是成熟的诗歌果实的收获者。在“五四”时期，胡适是够先锋的，他敢于否定一切，打破一切，但他的作品不是最优秀的。成熟果实的收获者往往是那些沿着先锋之路，综合了更丰富的艺术经验的诗人。李元胜属于那种可以收获成熟果实的诗人。
李元胜对诗歌创作动力的理解与众不同。他说：“我有怀疑尚待证实，我有混乱的经验需要处理，经历了这么多，我仍有初衷需要说出。”这些具有个人性的追寻，不是与他人、与我们的生存环境相疏离的。李元胜不是那种为不知何时到来的“未来”而写作的诗人，他不需要用那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因为他的诗与当下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他的诗中有历史，有他人，有现实，有许多其他人所同时体验到但无法表达出来的东西。他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我相信同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许与我有着相同的怀疑，相同的混乱，甚至，相同的初衷。每一个人都是一片绝不相同的叶子，但所有的叶子都必须长在枝条上，这枝条连着树干，而所有的树干连向同一个大地。我们需要同样的营养，我们需要确知生存的处境和真相，我们还需要相互竞争、照耀和鼓舞，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短暂的生存中更加生气勃勃。”他还说，他的“写作目的”是“想把我感受到的一些特别的经验写出来，供与我类似的人分享。”在当下把个人看得高于一切的诗歌处境中，敢于把自己的创造成果与人“分享”，本身就体现了李元胜的特出之处。这中间包含着他对艺术的自信，也包含着他对生命的冷静却温暖的挚爱，他因此而不会被孤立，因此而可能被许多人所认同和接受。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个人都应该是独立的，但又不是孤立的、隔绝的。具有个人性的诗歌艺术探索，如果以个人与社会、他人的疏立甚至对立为前提或基础，其命运将会是黯淡的，其成效将会是微小的。李元胜主张诗人要“保持独立的判断”，写诗是要发现与言说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要寻找真实，是与世界平等对话，而不是凌驾于他者之上，凌驾于存在之上。他在《透过云层的阳光》中写道：“细长的草叶，是一根绿线、排着队的蚂蚁，是一根黑线、喘着粗气奔跑的马，是一根白线、我呢，也是一根有些温暖的线”，人只是丰富的现象世界中的组成分子，与所有的存在现象是平等的，而且“并不比它们更重要”，这样的认识是诗人艺术发现与艺术探索的基础，也是李元胜的诗歌创作能够保持活力与生命的根源。
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创作动力，李元胜的诗歌一直拥有一种境界，简单地说，那是一种剥离表面见真实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语言打磨人生，“经过打磨的人生，经得起端详，因为它被打磨掉了表面的浮云和伪装，露出了本身的奇异。”李元胜一直追求生命的真实，而那种真实不是他凭借臆想而获得的，而是来自他对现象世界的深刻体验。或者说，李元胜的诗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他独特的经验与体验上的。李元胜诗歌的真实包含着善与美的因素，在一些以丑为丑的思潮流行于世的时候，他不为所动，而是坚持从浮华的现象世界中寻找着真实的善与美。他说：“我基本没有写过令人恶心的经验”，“我反对展览垃圾式的写作”，这是他对诗歌写作的一贯立场，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写作者的艺术取向。他的任何一首诗，都在寻找某种与生命的本质贴近的东西，虽然那种东西与我们过去的观念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相悖。而他希望发现的，是能够对生命的进一步延续发生作用的因素，那是一种正面的推动以至于引导。在人文关怀走向低谷甚至被人漠视的时代，李元胜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会取得良好效果的。他说：“我在不安中感到巨大的欣慰：我的悄无声息的自言自语竟然也曾给他们送去过一丝暖意。”这种“暖意”是诗人与读者心灵的沟通，是诗歌艺术发挥的艺术效用，是诗歌的人文关怀所产生的回响。缺乏爱心与发现的诗人，永远无法享受到这种从读者那里反馈回来的理解与支持。
传达是诗歌写作的重要环节。再好的诗意发现，如果没有独特的艺术传达，都可能失去创造的意义。李元胜说他在艺术表达上追求“简单”，其实并不简单。他的诗，大多不追求传统诗学中所说的“诗眼”，不依靠某一个词或某一个诗行的突出或新奇取胜，而是注重对诗篇的整体氛围与境界的建构。过去，我们经常按照诗人使用的题材把某些诗人称为“海洋诗人”、“森林诗人”等等，那只是一种外部的界定，不一定进人了诗的核心。对李元胜这样的诗人，我们很难甚至无法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李元胜并不把自己的目光拘泥于某些题材上，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实验，他甚至发现：“诗歌不再仅仅存在在我的书房里，在现代生活的所有角落，我都能找到它，并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们写出来。”他不是那种苦吟诗人，在诗意的把握上有着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才能。他的许多诗，好像是从具体生活中或者从心灵中突然冒出来的，但又不是随意的，琐屑的，不是对现象世界的简单描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是李元胜诗歌的重要特点，但他回避具体生活中那些纯粹个人的、琐屑的、庸俗的事象，而是在现象世界中发现独特而又能与人沟通的诗意，在寂寞的沉思中揭示生命的本质。“我缝上线的皮肤、像墙的裂缝、刺眼的光从里面泄露出来、把四周照亮”（《身体里泄露出来的阳光》），诗人通过“新鲜的伤口”和“阵阵袭来的疼痛”理解这个世界，而“刺眼的光”就是诗人的发现，它来自“被我忘却的存在”。李元胜一直认为自己的诗歌写作是在比较轻松的状态下完成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愤怒可以动用”，但他的骨子里有着痛苦的寻找，甚至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较量。在他本人，探测存在、发现真实就是目的；而读者，则可以从他的诗中找回忘却的记忆、找回并珍视生命的真实。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奠定了李元胜作为一个独特诗人的位置。
在“五四”时期的诗坛上，曾经出现过“诗是贵族的”与“诗是平民的”的讨论，这个话题在整个20世纪的诗学领域都没有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我个人认为，所谓诗是平民的，主要是指诗的观照对象和作者的姿态。诗应该立足于日常生活、立足于对人的关怀，而不是建立在高空之上，不是建立在别人已经发现了的观念之上。而贵族性则是指诗歌应该具有高境界、大视野，即使是从民间、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诗意，也应该具有精神上的高度。杜甫关注民间，但他的诗包含着对人的关怀与同情，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甚至具有人类意识。而有些自认为是贵族的诗人，却只是在很小的领域里发现了生命的部分本质，像瞎子摸到的大象的腿或鼻子，不一定可以推而广之，给人们提供进一步认识生命的参照。李元胜的诗当然不能以平民化、贵族性来加以判别，但他的诗所追求的高境界、所包含的对于人的命运的忧患却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从个人的体验中获得的发现，也往往不止于纯粹个人化的“我”，而是有一种大情怀。《我的儿子声音嘶哑》写的是个人的感受，儿子嘶哑而又忘情地啼哭，“仿佛整个天空、都已赶紧围拢过来”，“我”对他只有羡慕，“我有比他充足十倍的理由、却不敢像他这样、全心全意地痛哭一场”，这中间蕴涵着一种无奈，成人在面对生存处境时的无奈。这是诗人的个人体验，但肯定不只是他的个人体验。优秀的诗，往往来自个体体验，但又能够超越个体而成为与诗人类似的更多的人的体验。优秀的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段而获得自身独特的艺术价值。
李元胜的诗中有一种沉重，那是寻觅者的沉重。从《空白》、《信封》、《纸质的时间》、《一天》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沉重的存在。“从生活的信封里、抽出某人的一生、是不曾写下一个字的空白”（《信封》），“一页纸，遮住的是一座空山、打开书便有风雪扑来、从一个灵魂开始的漫长冬季、至今仍未结束”（《纸质的时间》），“他抽出信、撕掉想要寄出的白昼，最后，他只剩下，一个需要重新推敲的夜晚”（《一天》），充满迷茫、困惑，甚至包含着诗人对于生命的某种虚无的体验。这些沉重不是某种表面的、外在的东西，而是与生命本质的寻找有关。任何诗歌所面对的都不可能是只需要颂歌的时代。诗歌所看重的是沉思，是揭示，甚至是血淋淋的解剖。敞亮的诗是历苦难而达天堂的境界，并不是没有底蕴。屈原达到了历代中国诗人景仰的高度，是因为他的愤世嫉俗、忧国忧民；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大病初愈的心态，有大觉悟。读者不惧怕诗中的沉重，而惧怕诗歌的虚伪。当然，他们也希望沉重的诗中蕴涵或者孕育着一些生命的光辉，以哲人的气魄与大度引导生命向某种圆满的境界不断临近。李元胜的许多诗都试图把生命的沉重展览出来，并由此寻找某种生命的光辉。《桑树在北风中熟睡》抒写诗人与一种生存状态的联系，但他发现：“桑树在北风中熟睡，如果紧握它的指节，我能够感到大地的心跳，咚—咚—迟缓而有力，就像放大了很多倍的我的心跳”，这是寒凉中的温暖和希望。李元胜的诗在歌唱自然的时候，往往蕴涵着欣赏与赞美，而在面对生命处境的时候，往往包含着迷茫与苦楚；而他又常常在二者的比较中进行着自己的评判与选择。他似乎更向往自然界的生命内涵与形式。
李元胜对诗体的建设比较看重。他的作品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格式，但他对诗歌文体的理解是深刻的。李元胜的诗，在篇幅上大多属于短诗，诗行也相对较短，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内在节奏，很少出现那种诗行很长、句子散漫的情形，这在他这一代的先锋诗歌探索者中是比较少见的。
李元胜曾经以为自己不会再写诗了，所以在出版第一部诗集时就使用了具有盖棺定论味道的《李元胜诗选》这样的大名字，但他后来不但继续写了，而且越来越体现出了自己在艺术上的特色。《挖掘者说》是李元胜的人生自况，也是他的艺术追求。“面对众多的诗歌、小说和谈话，词汇堆积成的海洋，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孤零，这并不妨碍我有掘土机一样的勇气，伤害这海洋的勇气，意味着，要划破它安详稳重的表面，把被太多的砖块掩埋的天空，一点一点地掘出来，我必须掘出被压迫着的大地，掘出它的城市和田野，还要继续挖下去，不停地，把压在上面的东西移走”，这就是诗人对人生的打磨，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特立独行，感受到他探索的勇气，感受到他生命中潜在的梦想，那就是“一点一点地露出完整的我自己”。我相信，出于对诗歌与生命的爱，李元胜今后还会继续他的诗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