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许多中国人都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寄托于“扩大内需”上。他们认为，“内需”、投资和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轮子”，当前两个“轮子”不可能以更高的速度转动之时，剩下能够做的就是使“内需”这个轮子更快地转动。所谓“扩大内需”实际上就是刺激国人的物欲，让大家尽可能地去消费。“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途径。传统的现代化以不断地促使经济增长，不断地增加GDP为目的，所以它总是要刺激消费，甚至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来刺激消费。我们现在实施的不是传统的现代化，而是“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对消费的这种一味地加以扩大和刺激的方针，是不是需要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来对此不难做出回答，但由于“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并不是不要人们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反地它也是以富裕的物质生活为前提，它也需要用消费来拉动生产，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所以造成人们在消费面前失去了方向，从而也使这个本来不难回答的问题成了一个难题。
现在全世界都走上了消费主义的道路，我们中国实际上也在朝这一方向发展。有的人认为中国所实施的已经是消费主义，还有的人则强调中国注重消费，但消费主义还没有在中国通行。即使我们赞同第二种人的判断，但是心里十分明白：把经济的发展主要寄托于消费的刺激和扩大上，走上消费主义的道路是早晚的事。在“实施发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究竟能不能继续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战略，究竟能不能推行消费主义的路线，全部取决于这种基本战略，这种消费主义已经给我们，以及还将给我们带来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时，把“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作为生态文明的主要标志、基本内涵和建设目标。如果我们目前的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已经相吻合而没有冲突，如果形成这种“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对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关系重大，那么我们相信胡锦涛总书记也就不会这样论述了。所以，胡锦涛总书记的这段话既隐含着对目前消费状态的批评，又隐含着对形成他所说的那种消费模式对建设生态文明意义的肯定。
这里回忆一下马克思当年是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清醒我们的头脑或许是有益的。有些人总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要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只是因为这一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贫困状态、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只是因为这一社会的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这样去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有一定的根据，但肯定带有肤浅性和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在于这一社会一方面使人的劳动堕落成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另一方面又把人引向成为一种只知道物质消费的“残废的怪物”。他这样揭露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在这一社会中，“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对不近人情的、过于讲究的、违反自然的和想入非非的欲望的精心安排的和总是考虑周到的迎合”，为了达到自己增加财富的目的，“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86页。。还看一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人的需求遭致歪曲的更为精辟的揭露的原话：“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于造成了这样的颠倒：吃、喝等明明是动物的功能，可人却完全专心致志地享受，把此当做人的独有的功能来对待，而劳动明明是只属于人的功能，可人却偏偏不加重视，只是把此作为一种手段，实际上已把此视为动物的功能了。人从动物脱胎而来，因此必然具有双重性，即既有动物性，又具有人性。问题在于，他表现为动物性一面时他却误当做人所独有的东西加以享受，而真正要他表现为人性的一面时，他却像动物一样地运作。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悲哀。
马克思在这里针对的是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可实际上，他所说的把人变成只知道物质消费的“残废的怪物”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在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危害不仅是造成人性的扭曲，也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巨大伤害上。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人们信奉的是“越多越好”和“越奇越好”的原则。在整个社会的消费中有三多：多买、多用、多扔。衡量一个人生活得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是他拥有多少东西和消费掉多少东西。“好”不仅与多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奇”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追求多，还追求奇。什么叫奇呢？这样的东西大家都有没什么好，只有我独有才是好东西。追求多和奇，这正是消费主义的主要标志。那么，这些又“多”又“奇”的东西从哪里来？当然是向自然界索取。被消费的大量物品是建立在通过大量消耗自然界的资源、能源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下半叶地球上的这一代人所消费掉的东西，亦即向自然界索取的东西，比所有的前辈所消费、所索取的东西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消费主义实施的过程也就是损害生态环境的过程。人的对物质的贪婪的被唤起与被刺激同对自然界的伤害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正比关系。印度圣雄甘地说：我们这个世界满足人的需要绰绰有余，但却不能满足人的贪婪。当一个社会的人的贪婪被大量唤起和刺激以后，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它就必然不顾一切地冲向生态容量的底线。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本钱”去谈论什么生态文明。
胡锦涛总书记从改变人的消费模式入手来建设生态文明确实是英明的。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去改变目前那种与生态文明不相容的消费模式。具体地说，对待消费我们既要刺激，又要引导，即按照建设文明的要求去引导消费。首先要引导人们全面地满足自己的需求，特别是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要。人的消费既有物质方面的消费，也有文化方面的消费，应当加大文化消费活动在整个消费活动中的比重。文化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日常活动，它能较好地满足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这种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通过有形的物质消费过程对人的生理需求的补偿作用。其次要引导人们在物质消费领域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的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生产更多的，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消费得越少，但生活得却更好，这是可能的。只要在消费领域真正能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去引导消费是一场改变人的需求结构的革命，即要建立一种把消费的质、生活的质放在第一位的需求结构。唯有如此，我们即使很宝贵，但没有“宝贵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我们不仅要刺激消费用扩大消费来促使经济的发展，而且更要引导消费，让消费不至于突破生态容量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