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木，原名张森林，1961年11月3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晋江市磁灶镇张林村。1978年至1979年在新加坡南洋初级学院念高中，2004年至2007年在新加坡修读北京师范大学与新加坡新跃大学联办的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获北京师范大学授予的文学学士学位，并获“联合早报金奖”。2009年至2011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修读硕士课程，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授予的文学硕士学位。现供职于新加坡城市生活广告私人有限公司。1980年加入新加坡作家协会，曾任该会受邀理事、财政，担任该会《文学半年刊》编委、《新华文学》编务。1988年加入新加坡五月诗社，曾任该社总务、副财政、财政、副秘书，《五月诗刊》编委。2004年加入新加坡文艺协会，曾任《新加坡文艺》主编。2007年加入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
曾出席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第二届亚细安作家会议、新加坡“人与自然——环境文学”国际研讨会、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九届国际诗人笔会、第二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等，1999年4月参加新加坡中国文学交流计划，随新加坡四种语文作家团访问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作家协会、复旦大学、上海市作家协会、苏州大学。曾于1984年、1990年、2000年三回晋江老家探亲，经常为家乡刊物写稿。
其主要著作有：
诗集《八人诗汇》（合著），新加坡ChiaHweePheng1982年6月出版。
散文集《无弦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3年11月出版。
诗集《十灭》、《等待西安》，文学薪传集《回首一瞬间》，杂文集《自省与救赎》，诗与微型小说合集《登泰山赋》，新加坡七洋出版社分别于1994年6月、2000年12月、2001年8月、2002年1月、2002年6月出版。
文学对话集《火浴的族类》，新加坡作家协会2001年6月出版。
诗集《伍木短诗选》，香港银河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该诗集英译修订本，新加坡七洋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他的作品入选新加坡作家协会等编选的《吾土吾民创作选·诗歌》、《新华文学作品选》、《新加坡微型小说选》、《五月现代诗选》、《独立25年新华文学纪念集》、《八方风雨来相会——新华作品新编》、《五月乡土诗选》、《新加坡建国诗选》、《新华作家百人集》、《五月情诗选》、《律动·新加坡千禧年诗选》、《新华2000年度文选》、《点滴》、《跨世纪微型小说选》、《新华2002年度文选》、《新华2003年度文选》、《新华2005年度文选》、《新加坡微型小说评论》、《当代新加坡诗歌选2006》、《当代亚细安诗歌选2006》、《新华2006年度文选》、《新华2007年度文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诗歌卷和散文卷、小说卷，菲律宾出版的《亚细安人——东南亚诗选》，以及中国内地出版的《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诗歌集和散文集、《世界华文儿童文学新加坡作品选》、《赤道线上的恋歌——新加坡抒情诗歌选》、《赤道线上的神话——新加坡微型小说选》、《新加坡当代散文精选》、《新加坡当代诗歌精选》、《城市的呼吸》、《世界经典微型小说》、《晋江籍海外作家作品选》、《2005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2006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海外华文文学读本·诗歌卷》，台湾出版的《细致的雕塑：世华微型小说评析》。散文《永远的旗帜》收入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中学高级华文教材组编印的《中学高级华文2A》，诗歌《等待西安》收入中学生辅助读物《与诗歌共同起飞》。获新加坡敬老写作比赛先修班组第二名、第三届金狮奖创作比赛散文组佳作奖、第六届金狮奖创作比赛诗歌组佳作奖、亚细安扶轮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创作比赛1992—1993佳作奖和2002—2003优胜奖、新加坡全国宗乡奖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优胜奖、2003年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优胜奖、2005年《畅游神州》旅游征文比赛一等奖。
传略入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史稿》、《新华作家传略》、《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新诗大辞典》、《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等。
汕头大学教授陈贤茂主编、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第四章中，周可撰写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下）”对伍木的诗歌创作评述如下：
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地区各国对华文教育不同程度的忽视以及华文学校的大量减少，这些国家的华文文学创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许多人担心：没有了纯华校以后还会有华人作家出现吗？华文文学的创作水准是否会大为降低从而直接影响到它的未来发展态势？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用母语写作的华族后裔作家8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乐观的人们对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便树立了新的信心，而在这一代华文作家中，伍木无疑是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
伍木，原名张森林，祖籍中国福建晋江。1961年出生于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79年从新加坡南洋初级学院毕业，先后在报馆和建屋发展局任职多年。80年代后期开始在某广告公司任职。伍木的文学写作活动始于70年代末期，尽管其文学生涯还不长，但是从登上文坛之日起，伍木就以其这一代人对文学少有的热情，凭借着不同寻常的心灵感悟和勤奋，写下了大量内容丰实、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文学才华。伍木的作品以诗歌、散文为主，兼有微型小说和文学评论。他现在是五月诗社中最为年轻的成员之一……成了新加坡文坛一位较有影响的新锐作家。
从年龄和出生背景上看，伍木无疑应该属于那种由现代都市文明所塑造的新潮一族；然而，翻开伍木的诗集，我们却看到，当这一族类正以其踌躇满志的步伐走向“成熟”并融入到现代社会浓厚的商业气氛之中的时候，伍木却以他反潮流的孤异个性姿态和他的一首首充满悲凉、感伤甚至悲愤的诗篇，把自己无情地放逐到这一都市新潮族类之外和商业社会的边缘，去寻找自己的生命寄托。1982年，当他的生命跨过20岁的门槛的时候，他写下了《放逐》一诗，表达了自己在人生转折关头的真切感受：“喊着自己的姓名，跪拜后/哪一个方向才是你最终的归宿？/萌芽的声音已湮远已迢遥已渐渐飘忽/然而你坚持背着一轮病态的月/在凄冷的古道/一路苦吟，自我/放逐。”
带着这份孤独而又感伤的心情，伍木开始在都市边缘漫游，用他敏感的心灵之眼，捕捉着现代人生活中那些五光十色的缤纷景象，并用他那沉重的笔记下了自己心头的焦虑、失落和迷茫。的确，作为与新加坡现代化、都市化一起成长的一代人中的一员，伍木个人生活最重要的心理经验无疑来自都市的感受和体验，而他作为都市青少年族类的叛逆和都市生活的自我放逐者，他对都市的体验无疑是复杂的。一方面，伍木把自己看成一个早已放逐到城市边缘的人，面对都市那些面孔板滞的高楼大厦，喧闹嘈杂的生态环境，机械刻板的生存方式以及浮华虚幻的人生，伍木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像他的父辈那样对城市充满了势不两立的敌意，他毕竟是现代都市所孕育出来的新人，他与城市之间所保持的那种精神血缘使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成为城市的彻底的否定者和批判人。正是带着这种对都市的双重体验，伍木在对自己眼中的都市景观作了逼真而细致呈现的基础上，写下了自己既不能沉恋于都市又无法进而根本上改变都市的两难处境和无奈感受：“合该倒霉，那厮/慑于城市生活的惊心动魄/遂隐居，以鸵鸟的姿势/而非陶潜的淡泊与超越//不应缕析/小小荧光幕上/那荒谬怪诞的情节/残羹也好，冷饭也罢/总是温了再吃，吃了再炒。”
在这首名为《城中隐居》的诗中，伍木以一种充满自嘲的调侃语气，写出了都市人非常尴尬的人生处境和无可奈何的内心经验。面对都市的压力，他们既不能够完全消融在都市之中，又不能以淡泊和闲适之心超越于城市之上，而只能像鸵鸟一样，做一个不伦不类的城市隐士。与那些对城市生态和心态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上一辈诗人的作品有所不同，透过诗中那种故作潇洒的自我表白，我们看到，伍木的城市诗常常善于用一种反讽的笔调来展开对于都市心态的书写。由于这种心态不是架构在“传统/现代”的对立模式之上，其情感基调常常不是揪心的悲怆而是幽默，但幽默中却孕有几丝苍凉。《拆屋记》描绘的是城市建筑工地上吊秤机车的巨锤碰击旧居的情景。这是都市进程中典型的一幕：“地平线上雄哉壮哉那高楼/曾经是众人喧哗，温馨满庭芳/如今形态凋零，孤苦无助/若一名待刑的犯人。”然而对往昔的留恋却不能挽回高楼在巨锤碰击下的顷刻崩溃，沉闷的锤声让诗人感到无比的窒息和痛心：“局部的捣毁方式，凌迟的处决/可怜深藏地平线下那地基/抽筋断骨，血肉模糊/犹在哀怨地怀念着后土。”旧的就这样无情地拆除了，新的也迅速地建起来了，但诗人心中的无奈随着这种失落感的加深却在不断加剧。
对都市生活的这种复杂体验，不仅强化了诗人对自我生命状态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触和认识，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还引发了诗人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深沉的忧思。在伍木看来，城市无疑是以科技发展为动力的无所不能的现代文明所创造的一幅“跋扈的风景”（《城市洪荒》），但科技文明消极的副作用显然不止局限于它所创造的都市。它不但侵蚀和摧毁着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诗意，而且它甚至对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家园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正是带着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切的忧患意识，伍木把他独特的城市体验升华为一种具有更为广阔和深厚内涵的人类命运之思。基于对人类精神世界丰富性和诗意的丧失的深切忧虑，伍木写下了《列车开着》、《实验室》、《防锈物》、《最后珠盘》、《畸婴现象》等一批可以成为“科技反思”题材的诗作，把科技“巨人”飞扬跋扈的神威及其对人类的钳制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压缩机》中，诗人巧妙地将压缩机这一电器设备拟人化，非常生动地勾画出人类得科技之助而生之自大和受科技之胁迫而自怜的既狂妄又卑怯的形象：“……我乃嗜电的雷公化身/如今委屈一方，却不软弱/我借电路思考/在密封与旋转的结构之外/专向温度和湿度挑战/我改变大气常规/并且打通人体的/任督二脉//我有奔腾情感/奈何被锁在/深不可测的冰天雪地。”在《列车开着》一诗中，诗人借助一种隐喻的笔法，写出了在被科技控制着的世界上，人成了丧失自我和迷失方向的木偶，一任科技的摆布，就像列车上的乘客，任这机器把他们拉向未知的远方：“陆续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不肯离去。列车开着/两边田园风光迅速倒退//累人的是方向感迷失/在大地的胸膛上/喋喋不休自尊与面包的问题。”
在科技所控制的地球上，与人类有着相同遭遇的是那些无辜的动物。就像人类所创造的科技文明正一天天摧毁着自己的家园一样，人类疯狂的捕杀和自然规律的无情正将许多动物推向了濒临灭绝的边缘。面对这一情形，伍木创作了组诗《十灭》。通过对十种世界各地濒临绝灭的动物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然遭到破坏，动物备受摧残的无限悲愤之情，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怨天悯人的感人情怀。至于那种对无助无辜生灵的同情之意更是写得动人心弦。比如《羚牛》一诗这样写道：“非蛮非野/放逐的日子/缘何总是/以恐慌和惊悸果腹？/活在被擒被猎的阴影/任由孤绝的伤口恣意淌血”，纵然它有那么温良、驯服的美德，但这美德却断送了它的生命。再如《梅花鹿》：“华美气质乃致命要害/猛兽为我文身，以利齿森森/猎户下我毒咒，以利箭冷冷/我为自己预写墓志铭，以体肤/以完整而绚烂的梅花斑”，三言两语把美的毁灭写得撕心裂肺。《十灭》的确是一组诗人所唱出的珍稀动物的挽歌，但在这一曲曲挽歌的悲沉旋律中，却分明蕴含着诗人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感叹。这些正一步步走向灭绝的飞禽走兽，又何尝不是人的命运的真实写照呢。所不同的是，动物的毁灭是外来力量所造成的，而最终毁灭人的却可能是人自己！
很显然，伍木是一位深具生存悲剧意识的诗人，他所展示的上述那一幕幕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颓败场景，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但是，正像任何一个真正的悲剧诗人不可能只沉湎于悲悲戚戚的场面而悲观颓丧一样，伍木在他的诗歌中同样表现出了一种在困境中挣扎、在沉沦中反抗的生命激情，尽管这种激情有时会被诗人那无奈的叹息所掩盖，但它也常常会奋力穿透那沉沉的叹息放射出一丝丝诗意的光芒。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他的诗中，不仅看到了印族同胞在城市化的狂流中为拯救传统所作出的悲壮努力：“那边厢印族同胞击鼓而歌/联络所一隅，有人正和城市主调抗衡/为一种名曰亚洲文化价值的东西/在大清晨/做最后的力挽”（《城市》），同时更看到了诗人自己为了挣脱城市的枷锁而奋勇抗争的英姿：“有片刻安宁便是如获至宝/有禅声，在寂然的化境自远处飘过/唯诗，方可洗涤污浊的血/唯诗，方可抵御铜墙的风寒/在沙尘密布的空间/任性地/携/我/狂/奔。”（《城市洪荒》）为了抗拒都市文化的侵蚀，诗人还把眼光投向了博大精深的传统，并试图从中去寻找那种重建自我生命经验的价值资源。一方面，他将自己认同于那种书虫似的传统文化族类，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日啃《水浒传》，夜枕《红楼梦》/闲暇/还在《西游记》的扉页上/留下几个窟窿//……//终日陪着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与书为伍，以书为生/……”（《蠹》）虽然这样将“穷一辈子呵”，但是这古老传统的文化和精神，却洞开了他自我人生的一个全新境界；而另一方面，则赋予了传统以一种刚健昂奋的富于悲剧崇高感的生命创造精神，就像《立体象棋》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不管楚河汉界深几许宽几许波涛黄沙几许/这是最后的据点，绝对不能失守。”诗中，作者以富于象征性的鲜明意象，将中国象棋的棋子人格化、生命化、崇高化，表达出一种为抵御现代科技文明负面影响、拯救传统文化而挺身奋争的豪情和势不可挡的精神伟力。
很显然，伍木的诗作表现了成长于现代都市文明进程中的新生代少有的思想深度和较为丰厚的生命内涵。但伍木没有就此止步。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思考还有待于生活的进一步打磨，而其生命体验也需要更多历史文化精神的灌注，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有艺术良知的诗人，经过若干时日的提升，必定触及思想问题，从而在作品中反映其精神深度。”当然，这里所说的“提升”并不单单指内容主题方面的开掘和提炼，同时，也必然地包含诗歌艺术审美方式和创作手法方面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目前，尽管诗龄不长的伍木在诗歌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的探索，尚处于一个有待进一步展开的环节，但他的诗作在艺术风格方面却已开始显露出鲜明的个性特色，这一点，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其诗作的语言风格。伍木的诗歌作品显示出他驾驭语言的较为高超的才能，其中不仅焕发出一种恣意纵横、挥洒自如的斐然文采，而且，字里行间总是沉潜着一份与他这个年龄看似不太吻合的稳健、睿智和纯熟。一方面，为了表述自我内心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多变的感受状态，伍木非常注重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效果的营造。他有时在日常公共语言的规范之外去寻找一种出人意表的非常规化组合，通过时空错位，非逻辑性畸联、空白、省略以及大跨度转换，恰到好处地强化了诗歌语言的弹性张力，如《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诗句：“诅咒是一种文明的自焚/泼妇是灯/且永远是蛾/燃烧，快意的手续”，选语奇特，组合巧妙，不同语境中的语词的大跨度联接中产生出一种富于弹性的模糊歧义。但另一方面，伍木又从不一味地去追新逐异，相反，他非常讲究从生命与形式的同感共振中去熔铸诗歌语言特有的语感。这种自由而朴实的陈述所造成的语感虽不见得能把每一个具体的诗句装饰得五光十色，但却能在整体上形成一种特有的感觉气氛，给人以无尽的回味。比如《十灭》中的诗，诗人在用自己的心灵经验来诠释十种动物的时候，由于巧妙地用拟人的口吻把自我的情绪感受投射在这些喃喃自语的动物的身上，那些凝练的诗句便由诗人感性经验的注入而飘逸出几许淡淡的哀愁和感伤，读之仿佛置身于一种绵绵不绝浓醉不化的情绪氛围之中而不能自拔。
除了语言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独特风格之外，在伍木的诗歌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诗人对现代诗表现技巧的多方面的探索。较为突出的，比如借助于反讽的手法，来突现感受经验中所包含的谐谑的矛盾和似是而非的悖谬，从而强化了诗歌作品的智性成分，像《乌鸦》、《城中隐居》等诗；又如他常用一种复调特征的双重叙述语态来强化心理经验的复合性和感受状态的多层次性，效果也很奇特。在伍木的作品中，给诗行加括弧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括弧的使用虽然在具体的叙述语境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功能，有的是造成情绪的延宕（《古尸出土》），有的是细节的特写强化（《从特拉维夫到贝鲁特》），有的则是讽喻性的议论（《实验室》），但由加括弧所造成的不同叙述句式和语调在同一个表义空间中的并置，不仅丰富了诗作的表现形式，而且更使诗作显示出一种多义性特征。此外，如象征、暗喻、变形等手法，在伍木的诗歌作品中，都有大量且较为成功的运用。凡此种种，都使伍木的诗歌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了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在谈到自己诗歌创作的审美理想时，伍木说：“一首经得起剖析、经得起反复吟咏仍不觉乏味的好诗，所包含的成分实在太复杂了，除了内在的激情与外在的技巧，诗人还必须在灵魂最深处，将潜伏着的声响形诸诗笔。这不仅需要灵感和敏锐的观察力，更需要存在对自身文化根基认同的勇气。”这一观点不仅是伍木个人写作的经验和体会，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所提出来的历史性要求。当然以这个标准要求伍木自身也许还太高了一点，但是这位年轻而具有才华且更有鲜明时代文化意识的诗人，他的十几年不算太长的诗歌创作道路，正是朝着他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走过来的，而且他无疑还将执著地走下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从伍木的身上，看到了新加坡新一代华文作家充满希望的未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润华在《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4年出版）中，以《散文创作的省思》一文对伍木的散文创作评介如下：伍木的散文集《无弦月》仅约百页，篇数刚过四十。在从新加坡飞向台北的4个小时的新航班机上，我以为可以一口气读完，可是当新航五十六号班机降落桃园中正机场时，我只读完第一辑“传递”的散文。我所以读得这么慢，并不是因为我不专心看书，忙着跟空中小姐聊天，也不是因为伍木的散文枯燥无味，难以卒读，而是刚刚相反，从《三姐》、《阿成》到《变奏》和《番客》，每一篇都深深吸引着我。我读严肃的文学作品，往往有一种习惯，作品写得愈好，愈有艺术性，愈有深度，我就舍不得放快速度；不好的作品，就刚好相反。我很自然的阅读速度的快慢，是测量一部作品好坏的一种反应。
读伍木的散文，有3种文学的本质在吸引住我，使我往返地欣赏和体味。《无弦月》是一本散文集，它集合了华文文学各种散文的特质，其中有叙事、抒情、议论、纪游和报道，可是除了散文的各种特质，伍木又把诗和小说带进他的散文世界中，这就造成他的散文可读性非常的高，内容和思想都很有深度。我一翻开《无弦月》这篇散文，前面的文字马上把我拉进一篇一流小说的境界：
“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我决定结束与陈家一年来的宾主关系。”
“我该如何诠释这份难以理解的情怀呢？走在渐行渐浓的夜色里，迎着徐徐吹拂的晚风，心情依然十分沉重。从宏茂桥新镇到惹兰柏民宾，沿着新民路，步行约需30分钟，打从第一课开始，我就这样每星期两晚不间断走着……”
《阿成》和《我也曾经有过》都是以小说的写法、小说的情调，把我们带进他的散文世界中。像《我也曾经有过》，从笔调、语言到对话，都是一流的小说。
《清明正日，黄泉百天》、《传递》、《登场》和《变奏》都是以诗的语言和节奏把我们带进散文里，由于诗的张力太大，这些散文都变形了，成为名副其实的散文诗。试读《传递》的第一段：
“逆旅一过，舟子便在深水的港湾停泊了。此时没有怒号的风，兵车和枪响皆在最后的夕阳中归隐。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详，只有脑海偶尔抖落一些记忆的片段。”
我们的散文注入了这些精炼，有文学性的语言，相信散文可以重新得到重视。
我在近年来，很怕阅读散文，包括老中青三代的作家的散文，尤其出自老中二代作家之手，往往沦落既没文学性，也没创造性；语言贫乏到简直成为一种科学化的符号，僵死而没生命。另一种散文的趋势，多数出自青年一代的作家，个人之伤感，无病之呻吟成为主要的题材，语言又过分矫揉造作，令已成长的人难以接受。散文的这两面厄运，使我心中产生一种阅读的恐惧感。
我始终相信，散文这种形式的作品，在英文文学中已没落了，几乎完全失去文学的地位，成为知识性杂志的主人；而散文在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中，始终维持其尊严与地位，在文学史上占了极重要的地位，因为散文像其他小说、诗歌一样，富有创造性，不过，以目前许多写散文作家的态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担心散文的前途。
《无弦月》的出版，我相信能引起我们对散文创作的省思！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年8月出版的赖世和著的《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史》中，分析了伍木的微型小说创作：
伍木自称是个“典型的文学多妻主义者”，散文、诗歌、微型小说、杂文、评论、报道文学，都是他倾心爱恋、结婚、生子、繁殖的对象。他的文学影响，由新加坡伸展到海外。他结集出版的作品和尚未结集出版的作品，有关他的简介、条目，除见诸新加坡书刊报章外，已经伸向国际文坛……中国刘海涛编著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综合卷中，收入伍木的《脑汁工厂》，并附刘海涛教授的赏析文章《荒诞幽默里的深刻立意》。
伍木这位“文学的多妻主义者”，对于微型小说，虽然不是情有独钟，倒也是倾心相恋、百般恩爱。而且生殖了如《脑汁工厂》如此这般具有影响的文学宠儿。南子在为伍木《登泰山赋》微型小说专辑《脑汁工厂》写的序文《品尝脑汁》中提到，“综观伍木在本书中所收录的近20篇作品，可以归类为‘市民微型小说’”。其一是写个人的琐事，如写父爱的《戒烟》、《求医》、《冲凉》，写军中生活的《同胞》、《你想做什么》，写家事的《残忆》、《大小脚》、《一元债》，写求职、办公生活的《求职》、《柠檬橘子》、《脑汁工厂》、《灯火辉煌》等。其二是写小市民心声的，如写小人物悲喜剧的《泼妇》、《约会》、《祝融光顾》、《危楼恐慌》、《禁令》，写挣扎与反思的《侏儒》、《等待审判》等。《登泰山赋》中的微型小说专辑作品，“是伍木十年来耕耘成果的小结”。里面一些佳作名篇如《侏儒》、《残忆》、《脑汁工厂》、《大小脚》、《一元债》等，分别被收入《新加坡微型小说选》、《微型小说佳作选》、《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选》、《世界经典微型小说》、《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等书。这些作品“处处流露真情，一颗赤子之心，跃出纸面”。情之所系，情可感人，情之所发，情可怡人，一个情字了得。在写作技巧上，多有独到之处，如《冲凉》中“采用的是立——破——立——破的结构”，伍木没有直接对父亲的形象下笔，但是听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写法，具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妙处。
刘海涛教授在《脑汁工厂》的赏析文章中，对作品荒诞、幽默的艺术特点、作品内涵的深刻立意作了评析：作品的题材“有一种少见的新颖性”。作家独具慧眼，才能发现新颖的题材，谁会想到市场上有什么“出售脑汁”的公司，而且“征聘的条件”十分苛刻，求职者竟然趋之若鹜。《脑汁工厂》不是通过荒诞与幽默来写科幻故事，而是描写在全球性的失业浪潮中，人们争相“出售脑汁”的社会悲剧。用科幻的微型小说的方法，演示了科技社会可能产生的悲剧，这显示了作品内涵的深刻立意。“题材新颖+立意深刻”，正是这篇作品看似荒唐可爱，实则意味深远，因而取得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