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尼也来车站送他，看到这种情形，雅尼又惊又喜，但也忧心忡忡地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陀利亚，就谢天谢地了。但愿列车长和白人乘客不会找你的麻烦。”
甘地告别了雅尼，坐上头等车厢后不久，火车便开动了。当他抵达日耳米斯顿时，列车长来查票了，他看到甘地坐在那里非常生气，便用手指着三等车厢，示意甘地滚到那边去。
甘地把车票拿给他看，他全然不理会，只说：“我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票，现在，你必须乖乖滚到三等车厢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甘地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转头对甘地说：“你就坐在这里，不必害怕。”
列车长听了很不高兴，用带着嘲讽的口吻说道：“既然你愿意和一个苦力同车旅行，那就请便吧。”说完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甘地很感激这个人，在他困窘的时候，肯挺身为他解围。以前他也接触过不少白人，可是像他这样的绅士却难得一见。
火车在晚上8点钟抵达比勒陀利亚。甘地原以为阿布多拉公司会派人来接他，但到站后却不见任何人来。后来他才了解，因为他是星期天到的，他们要派人来一定很不方便。
甘地觉得为难起来，不知道要去哪里才好，因为他害怕没有旅馆肯收留他。最后迫不得已，他便询问售票员，这附近有没有可以住宿的旅馆。售票员看了他一眼，便转过脸去不再理他了。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人看到这种情形，便走过来对他说：“你大概是第一次到这里吧？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带你到一家小旅馆去，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会收留你的。”
甘地不知道这人是否可靠，但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着他走。他带甘地到了一个家庭旅馆。经理看到甘地，立刻答应让他投宿，不过他有些为难地说：“非常抱歉，我想提一个要求，就是请你在自己的房间吃饭，不要到餐厅去。你不要误会，我们美国人没有种族歧视，但我这里都是欧洲客人，如果你在餐厅吃饭，恐怕他们会不高兴。这一点，请你谅解。”
“你肯帮忙，我已非常感激了。我已经多少知道这里的情况了，也了解你的难处，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在自己房间里吃饭。”
于是，甘地就在房里一边吃饭一边思考许多事情。过了一会，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发现是经理先生，他愉快地对他说：“让你在这里吃饭，我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刚才我在餐厅跟其他客人提起你，结果大家都欢迎你到餐厅去用餐，而且，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现在就请你到餐厅好好吃顿饭吧。”
甘地再一次向他道谢。想不到白人里面也有很多心地善良的人，这样一想，他的心情顿时明朗起来。
第二天早上，甘地去拜访阿布多拉公司的英籍律师贝加先生。谢多曾经向甘地提过贝加的为人，而贝加也在谢多那里大致了解了甘地的情形，所以贝加看到他就坦率地说：“我除了当律师之外，也从事传教工作，没有种族的偏见，你不要有顾忌。”
寒暄过后，贝加跟甘地说起有关阿布多拉公司讼案的问题：“这件事很复杂，要从长计议，才能妥善解决，千万急不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你的住宿问题。这里有一种可怕的种族偏见，所以为你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零售商，我想他们会收留你，走吧，我们到那里去看看。”
于是，他就带甘地去看了看，甘地觉得还不错，而且那家人也愿意收留他，加上食宿，一周35先令。
住宿安排好以后，甘地便立刻着手调查有关诉讼的事，问题果然很复杂，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调查详情，才能顺利解决。
在这段时间，甘地又想起在南非的种种遭遇和印度人的地位。他觉得他必须为他的同胞做一些事情。于是，甘地去拜访了一位叫做姆哈马德的人，他是谢多的朋友，在比勒陀利亚势力很大，这个地区的印度人遇到问题，都会来向他求助。
拜访姆哈马德时，甘地告诉他想借他的力量与更多的印度人接触，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过了不久，他就筹备了一次大集会。
甘地在这次集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他生平第一次对公众的讲话。因为来的大部分都是商人，所以他演讲的主题就是商业上的诚实。
各位乡亲，我们都知道住在南非的印度人经常遭受白人的歧视，要想改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必须从我们本身开始做起，在此，我有三个建议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秉持诚实的态度，在外国诚实格外重要，因为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乃是我们亿万同胞的品行的准绳；第二，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和英国人比起来是不卫生的，大家应该力求改进；第三，我们不能一直逆来顺受，对种种屈辱保持缄默，应该把我们的痛苦向德兰士瓦政府申诉，请求他们解决。
在演讲之前，甘地已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效果还不错，与会者都赞成他的建议，决定以后每个礼拜集会一次。过了几周，甘地对比勒陀利亚地区印度人的生活情形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推行这项工作时，甘地认识了英国总督府的代理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他很同情印度人的处境，但他自己没有什么权力。不过他答应尽力帮助他们。
接下来，甘地又给铁路局写了一封抗议信，内容大致是说印度人在乘车时遭遇的种种歧视，是不人道而且不合理的。
他很快收到了回信，信中避重就轻地说只要服装整齐，任何人都有权利购买头等或二等车票。
事实上，这封信并不能解决问题。所谓的“整齐的服装”也全由站长的喜好来决定。假如他以欧式服装为标准，那么，印度人即使穿上整齐的印度服装，也无法买到头等或二等的车票。
虽然甘地到比勒陀利亚的时间还很短，但是已对当地印度人的状况有了很深的了解。他发现印度人所受的差别待遇，并不全是白种人与土著所给予的歧视所引起的。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个非常严酷的法律，根据这个修订过的法律，所有的印度人到德兰士瓦都得缴纳3英镑的人头税。此外，不准印度人在德兰士瓦置产，除了住处外，不得再租借其他土地。而且他们也没有选举权，不许走人行道，甚至规定晚上9点以后，没有警察的许可，不能到外面游逛。
不能走在人行道上，晚上9点后又不能外出，这对甘地来说很不方便，因为他常常在夜间和阿布多拉公司的顾问柯慈先生外出散步，他们很少在10点以前回家。甘地对这项规定毫不在意，仍是我行我素地来来去去。柯慈先生却很为他担心，并带他去见了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请求他保障他的安全。克劳斯博士是甘地留英时的校友，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他没有给他发通行证，但他写了一张“准予整天外出，不受警察干扰”的字条给他，这样一来，甘地就可随时出去办事了。
虽然有克劳斯博士所写的字条作为护身符，但是有一天，还是发生了意外。
那天，甘地走在德兰士瓦总督官邸前的人行道上，突然来了一名警察，一声不响地扑向他，连踢带推地将他赶到街上去。这使他惊慌失措，正准备爬起来找这个警察理论时，正好柯慈先生骑马经过这里，他难过地对甘地说：“你受到这样粗暴的殴打，我觉得非常遗憾。如果你要去法院里去控告这个人，我很乐意当你的见证人。”
甘地一面拍身上的灰尘，一面回答：“你不必难过，这个可怜的人知道什么呢，我不会告他的。”
“你太仁慈了！我认为你应该提出控诉，像这种人，我们就应该给他点教训才行。”
柯慈见甘地坚决表示不准备提出控诉，于是走到警察身旁，彼此交谈了一阵，因为警察是布尔人，他们讲的是荷兰话，谈些什么甘地听不懂。他们讲完后，警察马上走过来向甘地道歉。事实上，即使他不道歉，他也会原谅他。
不过，从此以后，甘地便不再走这条路了，因为官邸前的站岗警察经常轮换，就算这个警察不会对他无礼，但换了另一个警察，就难保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发生这件事后，甘地对移居南非的印度人更加同情了。如果从事律师这种高级职业的人还得到这样的待遇，更别说那些从事卑微职业的普通人了。
然而当时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关于阿布多拉公司的案子。
他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并把全副精力都投了进去。他看了关于这个案件的所有文件，发现事实是有利于阿布多拉公司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律师费急速地增长，当事人虽然都是有钱人，也经受不了这么庞大的支出。甘地向公司的股东阿布多拉提议，如果能找到一个双方可以信任的仲裁人，请他出来仲裁，这件案子就可以迅速获得解决。最终，甘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双方达成和解。
通过这件事，甘地懂得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有嫌隙的双方言归于好。他一直铭记着这个教训，所以在他做律师的20年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促使案件的双方私下妥协解决问题。他这样做毫无损失，甚至他的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
纳塔耳的印度人大会
这件案子既已了结，他便没有理由再在比勒陀利亚住下去了。于是他就赶回杜尔班，并开始作回国的准备。阿布多拉在西登罕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
在宴会上闲来无事，甘地就随便翻了翻报纸，偶然看到报纸上有一段题为“印度人的选举权”的新闻，谈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的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
他就要回国了，因此他只是简单地说：“万一这个议案通过了，就会变成法律上的正式条文，到时候，我们同胞的生活就更加痛苦了。”
经他这么一说，有一位同胞便焦急地问：“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甘地先生？”
其他的人也跟着喧哗起来，并异口同声地说：“甘地先生，你就退掉船票，在这里多住一个月吧，只要有你领导，我们一定可以齐心协力发动抗议的。”
看到同胞目前的困境，甘地实在不忍心离开他们独自回国，因此，他决定把归期延后一个月，以便积极筹划发动抗议运动。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一个电报给议会的议长，要求他延期对这个法案作进一步的讨论。同样的电报还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孙爵士。议长很快便来了答复，答应将这个法案推迟两天讨论。
接着，甘地又发动纳塔耳所有的印度人，要大家签署陈情书呈送议会。可是印度人分散在各地，要得到他们的全部签名确实不容易。因此，甘地就派人到距离杜尔班很远的乡间展开签名运动，向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说明利害，同时教那些不识字的人也签上名字。
一万人的签署很快就完成了，甘地把这份陈情书呈上议会，同时还印了一千份，准备到各地分发。他们还通过新闻传播发布这个消息，好让印度本土的同胞也了解这件事。
印度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印度时报》，以“纳塔耳的印度人问题”为题，作了详尽的报道。此外，英国人经营的报纸也刊登了这个消息，著名的《伦敦时报》还公开表示支持甘地的立场。《伦敦时报》的评论一直被视为世界性的舆论代表，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甘地相信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这个议案一定会遭到否决。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可事情还没解决。许多人对他说：“甘地先生，现在我们全靠你了，请你留下来吧。”
看到他们一片赤诚，他怎么忍心就此抛下他们不管呢？因此，他把回国的日期又往后推了推，想等这个运动结束后回去。
虽然呈给纳塔耳大会的陈情书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却间接地对英国殖民地政策发生了影响。
为了使这个运动能够持续下去，1894年5月1日，他们在杜尔班设立了一个常设机构，称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参加印度人大会者，都是打算长期住在纳塔耳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至于和主人订有契约的劳工，则没有一人参加。
印度人大会成立的那年，不知是8月还是9月的某一天，有一个印度工人跑到甘地的办公室来，央求甘地救救他。
这个人衣衫褴褛，手里拿着毛巾，两个门牙被打掉了，鲜血正从嘴里流出来。他告诉甘地他叫巴拉森，因为不小心犯了一点过错，遭受了主人的毒打。
甘地把他送到一个医生那里——那时还只能找到白种人医生。甘地要医生开一张证明，说明巴拉森受伤的性质。拿到证明以后，他便带着受伤的人直接去找治安检察官，并递交了他的起诉书。
检察官读完起诉书，非常愤怒，立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甘地并不想惩罚这位雇主，只希望巴拉森不必等到契约期满，就能脱离这位蛮横的主人，而恢复自由之身，因此，他查看了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结果发现法律文中规定：在契约期限中的劳工，只要稍微懈怠，就可以被随意拘禁。他们哪里把印度人当人看待？简直像对待奴隶一样！
甘地对巴拉森的雇主说：“我以巴拉森法律代理人的身份和你谈判，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使他无法继续工作，你应该知道你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不过，如果你同意取消契约，恢复他的自由，我就不提出控告，你觉得怎么样？”
这位雇主似乎很怕卷入诉讼案件，立刻接受了他的要求。就在这时，恰好有一个工作机会，巴拉森的生活也有了着落，这个纠纷就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