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之行
身为印度人，遭受英国人这样的侮辱，却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能说，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件事成为改变甘地人生方向的转折点。
他是律师，在业务上难免要与驻印官员接触，所以必须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他想继续在拉奇科特执业的话，就必须咽下这口气，向那位官员道歉。他的朋友也劝甘地顾全大局，去向那位驻印官员道歉。可是错不在他，他实在是不甘心。就在他犹豫不决时，驻印官员却先一步利用职权，处处刁难他，在工作上找他的麻烦，每办一件事都要遭受百般刁难，虽然律师事务所还开着，实际上跟关门歇业没什么两样。
懊恼之余，甘地便想离开拉奇科特，到另一个地方去重新开业。事有凑巧，恰好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临，成全了他的愿望。
有一天，大哥愉悦地对他说：“莫罕达斯，你想不想去南非？”
说着，大哥便交给他一封信，信是南非的阿布多拉公司写来的，他们在南非有一件重大的案子，这件案子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他们想请一位有能力的印度律师到南非去解决这个问题。
甘地也想离开这令人气恼的拉奇科特，因此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大哥立刻把他介绍给这家阿布多拉公司一个叫亚布德勒的人，亚布德勒对甘地说：“工作很简单，你只管放心，我们是以顾问的名义聘请你，一切吃住等生活费用都由本公司负责。”
“你要我替你们服务多久？”甘地问道，“报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年，薪水是105英镑。另外还负担往返船票，并安排你住头等舱。”
这不像是给律师的一种待遇，倒像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可是甘地一点也不计较，因为他急于离开拉奇科特，也想到新国度里学习一些新经验。而且公司负担一切生活费用，他就可以把全部薪水寄回家了。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到南非去。
船在广大无垠的印度洋一路向西南航行，两个礼拜之后终于抵达南非纳塔耳的杜尔班港。大哥托朋友的弟弟谢多先生到港口来接甘地。
杜尔班港很热闹，人群熙来攘往。不过，很显然，这片土地上的印度人似乎备受歧视，那些认识谢多的人对他都有一种歧视的神情，这使甘地很难受，可是谢多却已经习惯了。不过，比起之后在南非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而言，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微不足道。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印度人呢？从直线距离来看，印度和南非离得并不太远。在十六七世纪时，当航行到非洲南端的新航路开辟后，荷兰人便最先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后来，荷兰人与当地土著通婚，所生的混血儿便是荷兰系的布尔人，布尔人和当地人彼此一直和睦相处。
可是不久，南非地区发现了金矿和钻石矿，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于是英国人便挑拨土著与布尔人互相争战。经过这场混战之后，土著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劳动力严重缺乏。英国人乘虚而入，把南非占为自己的殖民地。为了开发矿藏，从1860年开始，英国政府引进大量的印度工人去南非工作。甘地到南非的时候，南非已经有20万印度人了。
谢多告诉他：“与阿布多拉公司打官司的那一方并不在纳塔耳，而是在德兰士瓦，你必须尽快到德兰士瓦的首都比勒陀利亚去。”
在出发前几天，甘地先请谢多带他到当地法院看看，了解一下南非法院的情形。
经过一番周折，甘地终于法庭的旁听席坐了下来。正当他抬头打量法庭的布置情形时，法官却走到他的面前，粗鲁地对他说：“喂！把你的头巾摘掉。”
在印度，不论什么场合都必须戴着头巾。这个法官要他拿掉头巾，这对他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侮辱。经过几番争执，甘地索性离开了法庭。这时，跟在他后面出来的谢多说：“在南非的印度人，大多是穷苦的工人，经常会受到英国人与布尔人的歧视和侮辱。”
想到往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甘地便气愤地说：“算了，我还是摘掉头巾，改戴英国丝帽得了！”
不料谢多却坚决反对：“甘地先生，如果你这样做，那就失去印度人的精神了。其实你戴头巾很好看，如果把头巾换成丝帽，说不定会被人误认为餐厅的跑堂呢！”
甘地明白谢多的意思。谢多坚持要他戴头巾，却完全是出于真诚的爱国情操。甘地决定不理会外人的侮辱和嘲笑，继续戴头巾。
为了这件事，甘地曾在杜尔班的报纸上投书控诉，说明印度人按照印度习俗戴头巾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人可以用任何职权叫他摘下头巾。这条新闻发表后，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人支持他，也有人严厉地批评他。他也被描写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一星期后，在比勒陀利亚的阿布多拉公司代理人通知他：“诉讼手续已经办妥，请速来相商。”
于是，甘地买了一张头等火车票，心里盘算着从杜尔班到德兰士瓦的比勒陀利亚约有700公里，坐火车再换马车，大约4天就可以抵达了。
遭遇歧视
晚上9点，火车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一个乘务员来问甘地要不要卧铺，他说：“不要，我自己有铺盖。”
不久，又来了一位白人乘客，他把甘地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便马上走开了。
甘地正准备好好睡一觉，那个白人突然又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三个乘务员。乘务员一言不发地走到甘地身边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车厢里去。”
“可是我买的是头等车票呀。”甘地说。
“什么车票都没用，告诉你，印度人只配坐货车。”乘务员面无表情地说。
“我在杜尔班上车时已被允许坐头等车厢，因此，我有权利坐到终点站。”
“少在这里啰嗦了，快滚到货车车厢去，不然我就叫警察把你撵出去！”
“那你去叫吧，反正我绝不到货车车厢里去。”
结果，他们拿甘地没办法，果真把警察叫来了。那个警察一看到他坐在头等车厢里，便不由分说要把他撵到满载货物、牛、猪等的货车车厢上，甘地宁死也不去，警察便把他拖到月台上，并把他的行李都抛出窗外。
不久，开车的时间到了，火车喷出一串黑烟扬长而去。甘地只好检起行李，慢慢地走进候车室。
当时正是冬天，在南非，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海拔很高，冷得特别厉害，加上又是夜里，候车室内既没生火，也没有电灯，甘地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黑暗中发抖，脑海里思考着很多事：
——买了头等车票就有坐头等车厢的权利，现在该怎么办？是应该坚持下去，力争到底？或者就此罢休，回印度算了！
——回印度就能解决问题吗？不！我遭受的这些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在南非的印度人，以及英国统治下的所有印度人共同的耻辱和痛苦。即使回印度去，种族歧视也依然存在。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拔除，哪怕是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想通了以后，甘地决定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度过了漫漫长夜后，天一亮，他立刻打电报给杜尔班的铁路局长和谢多，说明了这段不公平的遭遇。谢多很快回电给他，告诉他他已经向铁路局长提出抗议，不过局长说乘务员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不能拒绝白人乘客的要求。不过，铁路局长已给马利兹堡的站长下了命令，让他不受干扰地继续旅行。同时，谢多还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照料甘地。
当谢多的朋友到车站时，甘地便把他的遭遇告诉了他们，他们解释说，他所碰到的事情并不罕见。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如果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白眼。
到了晚上，与昨天同一时刻的列车又来了。谢多已为甘地预先订好头等座位，同时还付了卧铺的车费，甘地终于顺利地搭上了这班列车。
第二天早晨，火车抵达查尔斯敦，那时候查尔斯敦与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通铁路，乘客必须在此换乘马车。甘地走到马车的停车场旁，拿出前往比勒陀利亚的头等车票，那个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他认为甘地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便冷冷地说：“这张车票无效。”接着，他又指着驾驶座旁的自己座位说：“你不能坐在客车车厢，就在驾驶座旁边坐下吧。”
这对已经付过钱的甘地来说，实在是个很大的侮辱。他本想据理力争，可是如果他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把他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尽管他心里非常愤怒，却还是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然后，这个蛮横的领班便大模大样地进入客车厢，得意洋洋地坐在原本是甘地的位子上。
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大概是想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抽抽烟，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抹布铺在脚踏板上，然后指着脚踏板恶声恶气地对甘地说：“喂！印度人，你的位子让我坐，你坐到这里来。”
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甘地实在无法忍受。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本来有坐在客车厢里的权利，但却被你赶到驾驶座来，这个无理的要求我已默默忍受了，可是你却要我蹲在你的脚边，不觉得太过分了吗？这种侮辱我受不了，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说着，甘地便起身走向客车厢。
甘地话刚说完，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他几个耳光。他抓住他的胳臂，想要把他拉下车。甘地则紧紧地抓住驾驶座旁边的栏杆，死也不肯松手。
虽然有很多乘客围观，但这个人一点也不介意，仍然又骂又打。有两三个白人乘客似乎觉得很过意不去，便嚷道：“别打了，这位印度人说得也有道理，你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后来，也许是他打得疲倦了，也许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他便放开了甘地的胳臂，骂了几句，然后命令坐在驾驶座另一边的仆人下来，把位子让给甘地坐。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那个马车长还意犹未尽地挥着拳头说：“混账！印度鬼，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
甘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默默地向神祈祷，请神赐给他平安。
天黑以后，他们赶到了史丹德顿。那时已有五六个印度朋友在等着他了。他们是接到谢多的电报而特地来接他的，还为他安排了住宿问题。甘地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向甘地讲述了他们遇到的相似的经历。
在史丹德顿过了一夜，马车的旅程大约还需一天。为了避免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甘地便找到马车公司的代理人，陈述了他在路上遭遇的一切，并请他主持公道。负责人回答说：“明天的车厢较大，马车长也换了人，这样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请你放心。”
第二天早上，印度友人送甘地上了马车，也没有发生与昨天类似的情形。当天晚上，他顺利抵达约翰内斯堡。
在史丹德顿时，谢多曾打电报给甘地，说到了约翰内斯堡，有一个名叫雅尼的客户会在那里迎接他，他把雅尼商店的地址给了他。甘地原以为到了车站就可见到雅尼，可是他们彼此素不相识，而且约翰内斯堡又那么大，所以他们没有马上见到面。
甘地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他到国际饭店。到达饭店时，他请旅馆经理给他一个房间。旅馆经理看了他一眼，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
甘地只好又叫了一部马车，去了雅尼的商店。雅尼正在店里等他，甘地跟他讲了在旅馆的经历，雅尼却哈哈大笑地说：“你以为饭店会把印度人当客人看待吗？”
“为什么不会呢？饭店不就是让人住宿的地方吗？”
“你只要在这里待上四五天，就可以知道印度人要在南非立足多么困难！至于我们，为了能赚更多的钱，只好忍受这些压迫和侮辱。我们这种人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
雅尼便把印度人在南非吃到的苦头讲给甘地听，讲完后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居住的。你明天起程前往比勒陀利亚时，千万不可乘坐头等或二等车，印度人在南非只能坐三等车，我们也压根买不到头等和二等的车票。”
“你们就没有提出过抗议吗？”
“当然抗议过，可是没有用。即使侥幸能坐上头等、二等车，在车上也一定会受到白人和列车员的侮辱，我们宁可不受这个窝囊气。”
雅尼的话使甘地很愤慨，为了向这种不公平的措施挑战，他找了一份铁路乘车规则，发现上面并没有这种差别待遇的规定，因此，他便信心十足地对雅尼说：“我明天要搭乘头等车。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陀利亚去。”
甘地立刻写信给约翰内斯堡车站的站长，向他表明他是印度籍律师，要赶到比勒陀利亚办事，因为一向习惯坐头等车，当然这次也不能例外，他请求把车票卖给他。
出发的时候，甘地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除了头巾之外，其余打扮全是英式的。当他乘马车抵达火车站时，便到售票口去买票。他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告诉售票员他要买一张往比勒陀利亚的头等车票。
这时，从票房内马上走出一个白人站长，和气地说：“写信给我的人就是你吧？”
“是的。你要是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赶到比勒陀利亚去。”
站长笑着说：“我不是英国人，是荷兰人。看了你的来信，我十分了解你的心情和处境，我很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列车员让你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因为我也是英国人雇的职员。这是头等车票，你拿去吧。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祝你一路平安。”
甘地接过车票，一面向他致谢，一面保证不论遇到任何情况，绝不提起他卖票给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