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范仲淹(名人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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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为官京师遭贬黜(4)

范仲淹于是上书进行辩驳。他说,现在河渠已经疏浚,能否流入大海,事实俱在,根本不需争议。随着江潮而来的泥沙问题,在新开浚的河渠中,可以设闸加以控制。还有,疏浚河渠,固然必须耗用民力和粮食,但是与灾害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与其坐视良田被淹,造成饥馑,不如投资水利工程,保住良田。何者为是,极为显明。何况,有确实统计数字可以证明,治理的耗费,比不治理而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有何不可为?

他同时严正地指出,这种地方水利之事,应属郡县地方政府的职掌,是刺史、县令的职责。可是当今之世,只要有所兴作,则横议先至,非要闹到由朝廷出面作主不可,这样一来,地方官恐怕再也没有主动作为的意兴了!

之前,范仲淹按计划准备进行河渠疏浚工作时,曾经突然接到调职命令,要调他到明州。眼看他的治水方针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幸当地的转运使上奏范仲淹治水有方,希望能让他留任,以完成治水工程。朝廷才重发人事命令,把他调回苏州。

除了治水外,范仲淹还没有忘记在当地发展教育。他非常清楚国家的忧患,没有比人才的缺失更危险的了。范仲淹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居住。一位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块风水宝地,谁得了它,必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说,如果我在这里安了家,只我一家富贵。不如在此建个学校,广招天下学子,那能使多少人受惠啊。于是,他在这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学舍。这时有人问他,是不是建得太大了,范仲淹却很自信地回答,我怕将来还太小呢。

范仲淹请了两位有名的学者来讲学,一位是胡瑗,一位是孙复。在明末清初黄宗羲所编的《宋元学案》中,他们被列为宋学的开山者。书中赞胡瑗“以圣贤自期许”,“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孙复“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两人皆致力于儒家之学的宣扬。还说到,他们都是范仲淹的门客。

孙复就是当初在应天府受到范仲淹帮助的那个秀才。之后,范仲淹还向朝廷推荐他为国子监直讲。

胡瑗是泰州人,深得范仲淹赏识。后来,朝廷要更定雅乐,诏求懂得音律的人,范仲淹推荐了无功名的胡瑗。胡瑗被授校书郎。胡瑗在苏州讲学达数十年,学生超过千人。庆历年间时兴建大学,中央还特地派人南下考察,参考他的办法,订定太学规则。太学成立后,胡瑗也前往任教。由于教育得法,每次礼部考试录取的人中,胡瑗的弟子总要占近一半的人数。这些弟子们分散到全国各地,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些饱学之士前来讲学后,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1044年,宋仁宗下诏全国各州郡都要建立学院,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由此说来,中国古代教育的兴盛,范仲淹也是功不可没的。

范仲淹晚年的时候在苏州还做了一件事。1049年,范仲淹拿出积攒的所有钱财,买了良田千亩,作为族人公产,把这称为义田。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环境优美的义宅,把范氏一族都集聚在内。宅内还设有义学,“立塾以教其人”。他认为:“物本天,人本祖。闾阎之人,有视其祖之子孙如路人,相毁訾,相并兼如仇敌,不知本尔。”

义田所得的租税粮食,供给全族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主要是为了救济族中的穷人,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尽管受惠者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以个人力量举办这样的社会福利事业,范仲淹是有开创之功的。

在设立这些之前,曾有范家子弟劝范仲淹在洛阳买地置屋,作为养老之所。范仲淹说:“人只要有道义之乐,身体都可当做外物,何况是居住的房屋?我今年已过60,来日无多,还去买地置产,恐怕不一定住得上。我所担心的,是在位高而艰退,不担心退而无居。”他坚持要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为宗族做点事。

范仲淹曾对小辈们说:“我们在苏州的族人相当多,和我的关系固然有亲疏之分。若以我们祖宗的立场观之,则都同样是祖宗的子孙,没有什么亲不亲、疏不疏的区分。我对他们中间的饥寒者,怎可不加体恤救济?况且自从我们祖宗积德百余年以来,到我才兴旺起来,做到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则他日我将以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即在今天,我又有什么脸敢踏进家庙一步?”

被诬朋党再次遭贬

1035年3月,范仲淹由知苏州左司谏秘阁校理员外郎,被调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至于是什么原因使他由地方调回皇帝身边,并没有记载。只有富弼为他写的墓志铭上说:朝廷知清议属公,就拜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由此推断,可能是因为朝廷受清议的压力所致。

范仲淹回京后,因废后案而产生的宫廷之争,仍然余波未息。废后的次年,宰臣吕夷简等人曾上表请立皇后。因为自从郭后被废之后,尚、杨二美人愈得宠爱,宋仁宗沉于美色,不问政事,朝廷内外大为忧惧。依照章献太后之遗诏所立的杨太后,也屡次劝谏宋仁宗,但不见成效。后来迫于各方舆论,宋仁宗才被迫答应。

宋仁宗诏立宋初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曹氏为后,改立皇后案总算完结。虽然有监察御史提出章献太后三年之丧未除,不宜马上册立的意见,但仍在当年,正式册立曹氏为后。

范仲淹回朝后,宋仁宗已经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废郭后的前因后果。他逐渐感到范仲淹等台谏官当年所说“皇后无大过,不当废”,实不无道理,并渐有悔意。这时,被废的郭后居住在瑶华宫,宋仁宗带着歉意,屡次派人慰问。有时还作乐府词赐赠给她,她也和答,语言凄怆。

这时,太监阎文应非常担忧,因为他就是当年和吕夷简等人煽动废后的魁首之一。他担心万一郭后与皇帝又重归于好,或因此恢复地位,他难逃一死。趁着郭后身染小疾,毒死了郭后。

阎文应平日恃势作威,甚至有时矫造圣旨,连执政大臣也不敢违抗他,是个奸佞之人。这次漏洞百出的谋杀,更引起天下人的极度不满。

谏官姚仲孙、高若讷提出弹劾,说“中外莫不疑文应置毒者”,阎文应因而被贬到地方。范仲淹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列举阎文应的各项罪状,并拟就奏疏。

阎文应飞扬跋扈已久,虽被贬却仍有势力,所以范仲淹呈上奏疏后,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情,把家里藏书中凡是有言兵者悉数焚毁,免得万一失败,被指为素怀异志,而遭灭家之祸。他还不吃东西,并嘱咐大儿子说:“我这次上疏,是要扫除君侧小人。若不胜,必定会得罪而死!我既死,你们兄弟从此就不要再做官,我只要你们在我的坟墓旁边,以教书为业,千万要记住。”

结果,范仲淹的奏疏获得皇帝的采信,并作出明确决定,放逐阎文应到岭南。不久,阎文应死于放逐途中。

当时,朝中的实权还在宰相吕夷简手中。范仲淹奉召回朝,他的作风不但一点也没改,反而论事益急,而且劝谏的范围愈来愈广,这使吕夷简一派对范仲淹的炮轰头痛万分。范仲淹为人正直小心,很难落人口实,想整他又不容易。因此,吕夷简只好暗中指使人嘲讽范仲淹,说他身为天章阁待制,是属侍从官,根本没有“口舌之任”,怎可不守本分,做起言官的工作来?范仲淹听到这种责难,他严正地回答:“论时事,正是侍从官的职责,我怎敢不勉力而为?”

吕夷简无奈之下,忽然想到政务繁重而难治理的开封府,于是决定调遣范仲淹前去治理。一方面可以使他无暇他顾;另一方面,等他有一天出了纰漏,可以马上予以罢斥,逐出朝中,正好去掉一个眼中钉。

1035年年底,诏命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范仲淹在吕夷简别有用心的安排下治理开封府。哪知吕夷简的算盘打错了,在范仲淹的治理下,开封府是“处之弥月,京邑肃然称治”,反使他的声望节节上升。京师有歌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可见,范仲淹在开封府很有政绩,也很得民心。

最令吕夷简坐立难安的是,范仲淹非但没有出什么纰漏,而且把公事化繁为简。吕夷简本想以繁重的公务使范仲淹无暇他顾,他的这个计谋,也无法得逞。范仲淹时时关心朝中之事,常取古今治乱安危之道,劝勉宋仁宗;对于朝廷的施政得失,仍然时时提出批评。

这时,发生了一件关乎宋朝立国安危的事情。之前,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据,使宋的都城暴露在敌人的铁骑威胁之下。宋之所以要建都开封,是为了漕运之利,漕运是为了将东南财富运到京师来给养大批的军队,而大批军队则是为了守卫京城,免受北方的侵扰。因此当时是“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汉唐时代建都长安、洛阳,依赖天然屏障,而以最少的兵力守卫。但是宋为了迁就兵粮补给的方便,不得不以大量军队驻守在无险可守的开封。这种以人力代替山河之险的作法,宋太祖并不是不知道其危险性及所造成难以负荷的负担。所以在宋建国十六年的时候,就曾经想要迁都洛阳。群臣虽然反对,但却没人敢说话。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找了个机会说:“开封有汴渠水运,每年提供江、淮米数百万斛,京师数十万人均仰给于此。陛下有没有想过居留于洛阳将如何取得这些粮食?而且府库重兵都在开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宋太祖对他的话并没有在意。当时身为晋王的宋太宗又再次进言。

宋太祖对这位弟弟寄望颇高,见他如此切谏,就解释道:“我打算西迁,不为别的,只是想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

晋王说:“在德不在险。”

等晋王告退后,太祖才很无奈地对左右说:“晋王的话固然不错,可是像这样继续建都开封,继续仰赖军队,以大批军力取代山河之险,则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恐怕就要消耗殆尽!”

这个问题再一次爆发了,朝中有人提出迁都洛阳,范仲淹不同意,为此他又上了一次书。范仲淹虽然不赞成迁都洛阳,却赞成充实洛阳。原因有二:一是他认为现在国家太平,不适宜讨论迁都的问题,这样会造成百姓的恐慌;二是洛阳是历代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疆不宁时可以退而守之。这点虽然比开封有优势,但洛阳已经很久没有为都城了,没有粮食的积蓄,各种防护都老旧了,现在不宜迁过去。不过一旦国家真正发生急难,需要退处洛阳以守之的时候,将凭什么守?因此,要在洛阳做好各种储备。他又提出一个办法,就是由朝廷以各种名义,逐渐充实洛阳的府库储积。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数年之间,必可使洛阳达到战备状态。这样一来,就可以有运用的余地。

范仲淹提出的这个办法,不失为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好构想。乍看之下,他反对迁都之议,似乎稍嫌保守,不够眼光。但从事实发展来看,当年澶渊之盟前,辽兵大举南下,有人主张迁商丘,有人主张迁四川,但就是没有人主张迁洛阳、长安,可见此二城的文化、经济条件已不复汉、唐旧观。

但是舍弃开封,实在也只有洛阳、长安可以拿来作为国都。而洛阳在当时的条件,除了据以防守的山河之险仍依旧以外,其他方面实在已不符合长久设为首都的要求。因此,范仲淹的意见,算得上是切合实际的权宜之计。

可是,北宋的首都始终没有依据山河之险的需要而迁移,这个争论,显然每次都因没有结果而不了了之。这个迁都争议,却是后来造成范仲淹与吕夷简二度大冲突的因素之一。

吕夷简与范仲淹在之前就爆发了直接的冲突。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于是他力陈治乱之道,皆由于用人之得失,得人则治,失人则乱。而用人之得失,实属宰相之职。他说:“天子要日理万机,对于用人,当然不宜一手掌握,可是也不可不察”。于是,他特地绘制一张百官图,按照职级品位,排出合理的及不合理的升迁顺序,然后加注:“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这张图等于直接抨击吕夷简用人不当、有私心。

宋仁宗以迁都之议询问吕夷简的意见,他回奏道:“范仲淹,迂阔至极,只会放高论以求名,所言都不符实际。”

范仲淹听说吕夷简竟然在皇帝面前如此说他,就写四论以献,四论包含:《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其内容大体都在讥指时政,并且很不客气地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之言,不疑舅家,所以才会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中也有个张禹,正在坏陛下家法,不可不趁早辨识清楚。”

张禹曾是汉成帝当太子时的老师,汉成帝即位后尊他为师傅。后来拜相封侯,国家每有大政,必征询他的意见。有一次汉成帝怀疑外戚有问题,询问他的看法,而张禹因为自己年老,子孙又弱,不敢直言,最终导致了叛乱。张禹这种作风,很为当时的一位奇人朱云所不满,上书汉成帝“愿借尚方剑,斩佞臣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