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将臣分为四种类型，“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事君’人者”是最下的一等，朱熹注云：“阿徇以为容，逢迎以为悦，此鄙夫之事，妾妇之道也。”“安社稷臣”系一国之臣，以安社稷为己任，故较“事君人”为高。“天民”指“达则兼善天下”而事君行道之人，显然又高于“安社稷臣”。最高的是“正己而正物”的“大人”。“正己”指自身的修行，“正物”指正人，包括“正君”。孟子强调“正君”的必要，“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他视“正君”为臣下的最高职责，而“正君”的要义在于“格君心之非”，“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为君者也是人，君上的言行亦有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过失，甚至是大的过失。臣下的职责就在于指出其过失所在，引导其君“以当道”，“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敢于“责难于君”，“陈善闭邪”，才是对君上的真正的恭敬。反之，无原则地去迎合君上的私情己欲，“长君之恶”，“逢君之恶”，则是对君上的最大的不恭不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助纣为虐，从而置君上于死地，乃至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孟子有时也将臣分为“贵戚之臣”和“异姓之臣”。《孟子·万章》载：“齐宣王问卿。孟子日：‘王，何卿之问也？’王日：‘卿不同乎？，日：‘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日：‘请问贵戚之卿。’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日：‘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日：‘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一般而言，无论贵戚之臣抑或异姓之臣，都有义务犯颜直谏，不过，当意见不被君上所接受，贵戚之臣可以将其放逐或取而代之，异姓之臣则应辞职退隐。然而若是像桀纣那样的暴君，即使异姓之臣亦可以采取非常措施，将其废弃<《孟子·梁惠王》）。
总之，孟子虽没有完全否定宗法等级制度和君臣之间的从属关系，但他关于君臣关系之相对性的论述，他提出的“正君”、“格君心之非”主张及其对这一主张之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强调，却凸现出强烈的民主色彩，对传统之君臣观和宗法等级制度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孟子富于现代民主意识的君臣观在封建时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和发展，但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还是客观存在的。
三、尊君爱民——荀子的君臣观
生活于战国末年、作为孔孟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的苟子在君臣问题上也有很多具体而富有见地的论述，《苟子》书中还专门辟有《君道》、《臣道》篇讨论君臣问题，而且其他许多地方如《王制》、《王霸》、《富国》、《正论》、《非相》、《非十二子》、《致士》、《修身》、《不苟》等诸篇也时或论及这一问题，可以说，在原始儒家乃至在整个先秦诸子中，苟子要算是一位对君臣问题用力最勤、论述最多的思想家。
关于君道，苟子提出：“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实，自然世界许多事物特别是动物也有这个特点），也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理想的君主在于“善群”、“能群”，即充分认识到“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很好地组织和引领人类社会从相对不发达的阶段逐步走向相对发达的阶段，使世界万事万物皆得“其宜”、“其长”、“其命”。那么，“能群也者，何也？”或者说，“群道”的内容谓何呢？苟子指出主要包括养生、治人、用人、育人四项：“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认为“四统者俱”则“人亲之”、“人安之”、“人乐之”、“人荣之”，进而“天下归之”；反之，“四统者亡”，则“人不亲也”、“人不安也”、“人不乐也”、“人不荣也”，进而“天下去之”（《荀子·君道》）。苟子将是否能群提到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君主的职责不仅体现为“善群”，同时也体现为“能分”。《荀子·富国》篇云：“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
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人生离不开“群”，但光有“群”没有“分”（如分工），势必导致争端，导致祸乱和困穷。故苟子强调“分”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分”与“群”的良好结合，社会方有望趋于理想，而人君则成为“管分之枢要”，因为人君最具备“管分”之资格与条件。
依据君主的职责，萄子进而对君主提出具体的要求。首先，君主应谨于修身。“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荀子·君道》）。他反对提“为国”的问题，而认为首要在“修身”，君主在修身上应更严格要求自己，君主修身如何对百姓影响极为巨大。这种认识与孔孟是一以贯之的。其次，实行王道。不仅自身注重道德修养，用礼义约束自己的行为，“饰动以礼义”（《荀子·王制》），还须以礼义来治理百姓，治理天下，实行王道政治。“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也。”（《荀子·富国》）只有实行王道，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进而获得巨大的利益。至此，荀子的看法与孔孟也还是基本一致的。不过，苟子又认为，霸道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和合理性，王道霸道不是不能相容并存的。因此，他主张王道为主，辅以霸道。这是他独特的地方。其三，抓主要矛盾。“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荀子·王霸》）。
“好要”指抓住主要矛盾或关键环节，“好详”指陷人事务主义之中。
“好要”、“好详”结果截然两样，一则主未劳而百事成，一则却因力不及而“百事荒”。这是领导艺术问题。其四，要有观察能力和应变能力。“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是王者之人也”（《荀子·王制》）。“明振毫末”说的是观察能力；“举措应变而不穷”，说的是应变能力。一方面，“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一个人到底有德无德、有能无能、有功无功、有罪无罪，有赖于王者之入明察秋毫而后作出判断，决定是否贵之、官之、赏之、罚之；另一方面，面对执政过程中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棘手问题，王者之人的应变能力显然也是不容或缺的。其五，举贤任能。与墨家墨子、儒家孔孟一样，苟子亦主尚贤用贤，他指出“尊贤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荀子·君子》），并视“尚贤使能”为“先王之道”，充分认识到尚贤对于王者之治的重要性。在苟子看来，贤人并非难觅，关键在于王者之人有无真心诚意用贤，“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荀子·致士》）。他提倡大胆提拔、使用贤人，罢免不贤之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由于相为百官之首，因此，苟子尤其看重取相，“强国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荀子·王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荀子认为，相之贤能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荣辱，故万万不可不慎取相。其六，为民爱民。“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苟子视爱民为君人者之大节之一，认为爱民是君人稳固其地位和政权的一个重要前提。又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大略》）将君主的起源归之于天，这是一种陈腐的观念，但将立君的目的归之于“为民”，则是一种很进步和富有新意的观念。苟子引古传论君民关系说：“传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意识到君民关系如同舟与水的关系，民众的力量既可以承载君主，亦能够推翻君主。换句话说，如果君主不能爱民利民，则势必会为人民所唾弃。《荀子·君道》篇总结得好：“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
关于臣道，苟子强调“忠”，他将“忠”分为几种类型：“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荀子·臣道》）以高尚的道德去感化君上，这是大忠；以自：身的德行去感动君上进而补救君上的不足，这是次忠；犯颜谏上是下忠。无论是大忠、次忠，抑或下忠，都不是对君上的绝对顺从，他认为，倘若一味服从，苟且偷生，就是国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