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汉明
“君为臣纲”乃是儒家“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这是汉儒提出而为当时及其后的封建统治阶级认同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先秦原始儒家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观念，因而他们并没有绝对君权的思想。
原始儒家关于君臣关系也有诸多的论述，这些论述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或可取之处，与后儒提出的“君为臣纲”的绝对君权的思想实不可同日而语，混为一谈。
一、“以道事君“——孔子的君臣观
面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局面愈来愈严重的形势，孔子作为一个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土阶层的突出代表，系统提出了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并以此为标准来要求君主和臣下以及一切社会成员，力图恢复社会的有序状态，变无道社会为有道社会。孔子的君臣观实际上正是此种要求和愿望的客观体现。
据《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针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无序状态，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论者据此而谓孔子有君权至上、父权至上的思想倾向。其实，照这几句话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说的只是，为君的要像为君的样子，尽君道；为臣的要像为臣的样子，尽臣道；为父的要像为父的样子，尽父道；为子的要像为子的样子，尽子道。依此类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恪尽职守，起到自己作为社会一员所应起之作用。孔子一再讲求的“正名”，也含有这样的意思。
那么，为君的样子何如？为臣的样子又何如呢？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为君者对待下臣要宽容，要以礼相待，否则势必会失去下臣们的拥戴和支持。
孔子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为君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己行得正，只有这样，下臣们才能自觉约束自己，不致犯上作乱。孔子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乃是道家老子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孔子将其借鉴过来，可见儒道互补的文化现象早在儒道两个学派产生和形成之际即已开始出现。孔子肯定和推崇“无为而治”，提倡为君者恭己南面而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君上无为、臣下有为的为政方式的认同。以上讲的是君道。孔子又说：“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为臣者的任务和职责是“事君”，即为君服务效劳，而为君服务效劳应该做到兢兢业业，恭恭敬敬，不能有半点的懈怠。孔子弟子子夏所说“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也是这样的意思。孔子又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孔子生活的时代，君弱臣强，所以臣下侍奉君上往往简傲无礼，而对于事君尽礼，人们反以为谄，故孔子深为叹息。孔子认为，君臣之义不可废弃，不能因为“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有识之士出来做官，乃是“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因此，他主张为臣者应该辅佐君王成就一番事业。以上讲的是臣道。
关于君臣关系，孔子在《论语》中也有明确的论述：“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子张问政。子日：‘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论语·颜渊》）君上固然有使唤臣下的权力，但亦须以符合礼义为前提；臣下固然有事君的义务，且其事君还须忠诚，但此“忠”尚不同于后来所谓愚忠，即对君上的绝对服从。孔子已有“忠君”的思想萌芽，但并没有把“忠君”的观念绝对化。在孔子这里，最高的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是“仁”，“忠”与“仁”实不可等量齐观，“忠”的行为并非即是“仁”的行为。“子张问日：‘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日：‘忠矣！’日：‘仁矣乎？’日：‘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
“忠”固然必要，但“忠”的行为亦须依循一定的准则。孔子强调“以道事君”。《论语》载：“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日：‘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日：‘然则从之者与？’子日：‘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以道事君”之“道”即仁道。按孔子的意思，照“仁道”的标准和原则去侍奉君上，才是真正的“忠”，对君上不应绝对而盲目地一味服从，必要的时候亦可以犯颜直谏，所谓“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是也。谏君的目的在于引导君上作出正确的决策，倘若君上不能接受臣下正确的意见，则为臣者当辞职引退以保身，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即是此意。面对昏君暴君，孔子无意以革命的方式罢免之，而只是要求臣下消极地离君而去，这是把孔子君臣观不够积极、不够彻底的地方。
二、“格君心之非”——孟子的君臣观
孔子在君臣观上并没有更充分系统的论述，但他提出的“以道事君”的原则却显然奠定了后世儒者君臣观的一个初步的基调。“亚圣”孟子正是在继承和发挥孔子“以道事君”的思想的基础上而提出“格君心之非”的富有现代意识的新主张的。
孟子首先强调，要想保持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君臣的存在及其君臣的作用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否则社会势必陷入无政府状态。所以孟子将“君臣有义”与“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相配合，共同组成“五伦”（《孟子·滕文公》），认为对于一个有序社会来说，五者缺一不可；又批评“杨氏无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人若真是无父无君，亦自行同禽兽。在孟子看来，既然君臣的存在为社会所必需，则“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所谓“君道”、“臣道”即是对君上和臣下的要求，或者说是关于为君和为臣的准则。关此孔子虽有所论述，但毕竟并没有明确提出“君道”、“臣道”的概念。孟子将此上升到“君道”、“臣道”的高度来认识，可见他对君臣问题的重视。
孟子对为君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认为一个有为的国君应当做到：第一，倡仁爱，施仁政。孟子从人之善性的先天性出发，认为君王和臣民皆有其仁、义、礼、智“四端”之心，为此“四端”之心所决定，作为一国之君，理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这种“仁民”“爱物”的精神体现在政治层面，即是施行仁政，摒弃暴政，仁政就是仁人之政，暴政就是不仁人之政。“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仁人无敌于天下；以其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指出倘若“国君好仁”，则能够“天下无敌”（《孟子·尽心》）。他告诫时君世主，“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尽心》）。要求为君者务必像古圣王尧那样爱民治民，否则，“不以尧之所以爱民治民”乃是“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贼其民，只能自取灭亡。
第二，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孟子意识到君主自身的修行对历史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君主修行到极致，则成圣王，反之放弃修行，则势必成为暴君。从历史上看，治世正是圣王成就的功业，乱世正是暴君犯下的罪过。因此，君主自身的修行至关重要，“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正己才能正人，己不正，何以正人？
俗语“上梁不正下梁歪”亦正此意。如何修行，孟子认为首先要善于学习，要放下架子，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吸取别人的长处，甚至要与“匹夫”为友，向“匹夫”学习。其次要学会克制自己，不使私情己欲任意膨胀发泄，凡事从“义”出发，而非从“利”出发。第三，选贤任能。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认为这是为君者欲有所作为的一个必要条件。如何选贤任能，孟子认为，一是要有诚意，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贤人：“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其门也。”（《孟子·万章》）大凡有贤能之人均较有个性，不会轻易俯就，因此如果缺乏诚意，不能以道相迎，就等于拒贤人于门外。
二是要谨慎考察，见贤而后用之，见不贤而后去之，故当齐宣王问“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时，孟子答日：“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日‘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粱惠王》）通过认真细致的考察，然后决定人才的取舍。这种认真细致的精冲在今天的人才选拔上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孟子进一步认为，人才的衡量标准，固然要看能力，但更重要的要看是否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没有德行却跃居高位，只能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给百姓带来更坏的影响。
孟子特别看重为臣者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国君若没有臣的辅佐，要想成就大事，无疑于纸上谈兵，“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因此，他一再告诫君上务必“尊贤使能”使“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那么，为臣者应该如何事君以尽臣道呢？孟子强调必须“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否则便是“不敬其君者也”（《孟子·离娄》）。他根据自己对历史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根据理想政治的需要，特别要求为臣者，一要有“大丈夫”的精神和品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二要以道义为基础，其所行所事皆从道义出发。“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孟子·离娄》）。孟子非常讲究做事的原则，他认为为臣者的所行所事乃至进退去就，均看是否符合礼义、符合道为转移，切不可随波逐流，一味迎合、顺从君上，“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他提倡天下有道之时“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之时“以身殉道”，反对损害道去迎合人（《孟子·尽心》）。“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
基于对为君为臣之要求的认识，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君臣关系的独到看法。他认为君臣之间应是一种相对的关系，而不应是绝对服从的关系。他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君臣之间可以成为朋友，亦可以成为仇人，就中臣对君的态度依君对臣的态度为转移。臣与君固然存在从属的关系，臣作为君的辅佐，固然要为君服务，但另一方面，为臣者也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意志，臣不应成为君主的奴才盲目地为君上服务。他认为有为之君大都比较开明，听得进臣下的不同意见，“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一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君和臣爵位有高低，但爵位的高低并不意味着道德的高低，相反，在道德水准上臣往往高于君。因此，君应向有德之臣学习，虚心接受有德之臣的教诲。孟子认为如是，方能“不劳而王”、“不劳而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