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验。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要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我们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在与西方经验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儒家的义利观，正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资利用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儒家的义利观，虽然是农业经济的产物，但其中也不乏能促进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合理因素。要发展市场经济，就绝不能不言利。市场经济要求对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加以肯定和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绝不能只言利，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道德经济，要求个人对利的追求必须受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制约。在此意义上，儒家的义利观与市场经济是互通的。儒家既肯定了个人对利的追求的正当性，同时又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提倡以义制利，要求个人在追求私利时，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尊重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反对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的不道德行为。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面对当前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道德滑坡，极端利己主义恶性膨胀，商业欺诈行为等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健康正常发展的不良因素，尤其显现出儒家义利观的可贵之处。为了解决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和提倡儒家的义利观，以“见利思义”的思想，重新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价值观，用“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思想，来抑制商业中的欺诈行为。特别要提到的是，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官吏的腐败行为和权力寻租现象，已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秩序，威胁着经济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形势下，重提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思想，加强官员的廉政教育，使他们能够依“义”而行，遵纪守法，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当然，真理前进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儒家的义利观强调“义以为上”，“先义而后利”，反对离义言利，这是正确的。但是不少儒者走向了极端，他们往往只看到利可能导致恶的一面，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只言义而不重利，成了脱离经济基础而空谈仁义的腐儒。如王守仁说：“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其谊明其道亦功利耳。”（《王阳明全集》卷四）
这种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建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警惕这种思想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义利并重，而且要以利作为义的基础，从而实现义利的统一。
二、强本节用的富国论
儒家重利，但并不轻利，认为社会秩序的和谐，政治统治的成败，国家的兴亡都必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儒家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积累作为其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的基本前提。
（一）富国裕民
《尚书》载有尧舜禹在禅让时前者相继告诫后者的一句话：“四海困贫，天禄永终”。孔子时常引述其来教导弟子（见《论语·尧日》）
借以表达他把能否富国裕民看作是能否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的思想。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如何为政的问题时，总把富民放在第一位。“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论语·子路》）《论语》又载：“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这些都显示出孔子对物质财富生产的极度重视。
孟子认为保证人民有足够的物质财富，使其“养生丧死无憾”是王道之始。他强调：“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无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使黎民不饥不寒，才能引导他们从善。孟子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
水火菽粟，均为人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叩门求水火，无弗与者，是因为水火极为充足。如果发展生产，使菽粟等物质财富像水火一样丰富，那就不会出现争斗，也就没有不仁的民众了。所以孟子强调明君治民要使民有“恒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有恒产，始能保证物质财富充裕而不缺乏，才能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防止人与人之间为了物质财富而发生争斗，实现社会的正常有效运行。
荀子著有《富国》篇，专论富国裕民之重要性。他认为君主治国必须“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尽量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满足民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做到“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
（二）重农强本
儒家生活的时代，是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故农业被儒家看作是富国裕民之本，得到了极度的重视。如荀子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荀子·王制》）只有强本，才能富国裕民。“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而“本荒而用侈，则天下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孟子也把农业看作是解决民众衣食的财富源泉，强调必须加以重视。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被某些人看作是不重视农业生活的典型，其主要根据是《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记：“樊迟请稼，子日，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日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日，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其实孔子反对其弟子樊迟学稼，并不表示他不重视农业生产，只不过他认为农业耕作是所谓“小人”的事，像樊迟这样的“君子”应该以学礼义治国为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应该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君子”只要讲究礼义信就可招徕四方之民为其生产，没有必要懂得生产知识。这是孔子从：浊会分工的角度来反对樊迟学稼，并没有轻视农业生产的意思。孔子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这里的“利”不是专指农业生产，但“民之所利”不可能不包含农业生产在内，表明孔子对农业生产还是十分重视的。
关于如何加强农业生产，儒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要增加农业劳动力，减少非农业人口。如苟子就主张“省工贾，众农夫”（《荀子·王制》）。在小农经济时代，农业主要靠手工劳作，劳动力的投入，直接关系到农业的产出，为了增加产出，必须加大劳动力的投入，趋民归之于农。在苟子看来，工商业是不能生产社会财富的，从事工商业的人过多，就会影响到国家和民众的收入，即“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所以要富国裕民，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必须限制工商业，保证有足够的人力投入到农业中去。
其次，要注意节气，不误农时。如孔子提出“使民以时”。孟子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粱惠王上》）荀子亦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农业属于自然经济，对气候变化的依赖性很强，保证农时，是农业发展的必要前提。儒家的保证农时，主要是针对统治者频繁抽调力役导致耽误农时而发的，如荀子就要求当政者要“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
再次，儒家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分盘剥民众，使之能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基本物质条件。孔子提出“废山泽之禁”，就是反对统治者独占山泽等农业生产资源，导致民众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的局面。他主张把一切可资开发的农业资源向农民开放，使耕者有其田，渔者有其沼。孟子主张实行“耕者，助而不税”的主张，就是采取劳役地租的形式，农民只要耕种公田，不再另征税，希望这样能限制当政者对民众的过分盘剥，而使“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孟子·公孙丑上》）。苟子说：“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日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也，夫君子奚患乎无余？……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侵夺，犹将寡获也。”（《荀子·富国》）
就是说，如果统治者不过分地盘剥民众，使其有一定的结余，则他们就会努力地从事耕作，保证田地平易而肥沃，生产出更多的财富来，堆积如山，那么君主和同家也就自然地富裕了。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过分盘剥民众，使其无衣无食，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导致田野荒秽，土地平瘠，产量成倍减少。这时再去侵夺农民的劳动成果，也不可能有所收获。荀子得出结论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峁仓廪者，财之末也。”（《荀子·富国》）告诫统治者不要把社会财富都搜刮到自己的府库中去，而要留一部分作为农业再生产的资本，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使财富源源不断。
最后，要注意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不滥用自然资源。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强，如果过分地滥用就会造成资源枯竭，影响再生产。儒家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强调扩大生产的同时，不忘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合理、适度。如孟子说：“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就反对用小孔的鱼网人池捕鱼，因为这样会把没有长大的鱼也捞上来，影响了鱼的正常繁殖和生长。同样，树木只有在长大后才能砍伐，这样才能保证林木的源源不断。苟子也有同样的思想，他说：“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素，以时禁发，使国家足财用而财物不屈。”（《荀子·王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儒家注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提倡合理适度开发的思想也是极其合理的。
（三）政在节财
社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靠生产，另一方面也要靠节俭。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十分强调节俭。
孔子把节俭看作是富国裕民的重要手段。他说：“政在节财。”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我们知道，孔子对周礼是极为推崇的，曾发感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载，吾从周。”（《论语·八佾》）但是面对周代礼仪的奢侈浪费现象，孔子也是有所损益的。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吾从先进也。”（《论语·先进》）在孔子看来，礼仪是道德的文饰，古时人们注重礼的道德本质，故礼仪简朴；后世礼乐繁缛，只重其文饰，而忽视了其道德本质。对于礼仪，他宁愿选择先进的简朴，而不采取后进的繁缛。所以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要求革除礼仪中的繁文缛节，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节约社会财富，防止无谓的浪费。《论语·子罕》还载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礼帽本来用麻来织，这是合乎礼的传统的，但当时人都用丝料来织。对于这种违反礼的行为，孔子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持赞成的态度，原因就是用丝织比用麻织更节俭，表达了孔子对节俭的重视。总之，孔子富国裕民的方法是“惠而不费”（《论语·尧日》）。一方面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积累更多的财富。
孟子讲“寡欲”，虽然他的着眼点不在节约，但是“寡欲”必然能导致节俭。
荀子把开源和节流并重，他说：“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荀子·富国》）开源，才能创造财富，节流，始能积累财富。
广开源，善节流，才能富国裕民，即所谓“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荀子·富国》）。
先秦儒家提倡节俭的精神，被宋明的理学家们发展到了极致，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完全否定了人对物质财富享受的合理性，走向了禁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