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尝试
如果邓肯将舞蹈视为一种独舞，那么她的工作就会单纯很多。她已经成功了，是各国竞相网罗的舞者。但是她却被一个学校的想法所环绕，她无数次在脑子里幻想一个大团体共同舞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样子——那将会是怎样的震撼和轰动！
怀着这样的梦想，邓肯回到舞蹈学校，教导那群学生们跳舞，他们已经有良好的舞蹈基础，这更增强了邓肯完成一个舞蹈交响乐的信念。
邓肯每天教孩子们交错、环绕、结合、分开，永不停止地舞动。他们一天比一天强健，也越来越柔韧。灵气和圣乐充满他们的身心和脸庞。但是学校的开销也让邓肯越来越力不从心。
邓肯决定带这些孩子到不同的国家去演出，看看有哪个政府能了解这种教育的意义，然后给她一个机会，使她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舞蹈计划。
邓肯首先在德国开始了尝试，每一场演出结束后，她都会对观众做一次演讲，希望他们帮忙将这种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的意义，传达给其他人。
不久之后，邓肯发现想要在德国争取到援助是不可能的。德国皇后的眼光非常狭窄，她每次去参观雕刻家的工作室，一定会派她的侍从用布将那些裸体像盖住。这种极端的普鲁士制度，根本不可能实现邓肯推广舞蹈工作的理想。
紧接着，邓肯考虑到俄国，她在那里受到过热烈的欢迎，还赚了不少的钱。或许可能在圣彼得堡设立一所舞蹈学校。1907年1月，邓肯和伊丽莎白带着二十个学生到圣彼得堡旅行演出。结果并没有成功。虽然当地人很喜欢邓肯的艺术，但是皇家芭蕾舞在俄国已经根深蒂固，邓肯的艺术根本无法动摇它的地位。
邓肯带着她的学生们参观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学校。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就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很羡慕这群在大自然中快乐翱翔的燕子。要在这里设立一所表现人类自由精神的学校，时机还不成熟。
在德国和俄国的尝试失败后，邓肯决定到英国试试看。1907年夏天，她带着一群学生前往英国，经由著名的经纪人乔瑟和查尔斯的安排，她们在约克公爵的剧院一连表演数周。伦敦的观众视邓肯和她的学校为一种迷人的娱乐，但并没有给她提供任何关于建校的实质上的帮助。
在伦敦，邓肯见到了很多以前的朋友，查尔斯·哈尔、道格拉斯·安斯利等，克莱格的母亲艾伦·泰端也经常到剧院来观赏她们的演出。皇后曾经两次莅临剧院的包厢，除此还有很多的贵妇也到剧院来欣赏她们的演出。
不论如何，邓肯在伦敦设立学校的愿望并没有实现，而庞大的开销也无以为继。邓肯不得不将学生们带回德国的舞蹈学校，她自己则签下了一个前往美国演出的合同。
这一年，邓肯的女儿迪尔德丽已经快满一岁了，她有着金色的头发、玫瑰红的双颊和蓝色的眼睛，长得很可爱。邓肯要离开她到大西洋的另一端，自然十分不舍。
美国之舞
7月的某一天，邓肯独自一人在一艘开往美国的大船上。从她搭乘运牛船离开美国，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与当初相比，邓肯已经扬名欧洲，并且创造了一种艺术、一间学校，和一个宝宝。收获似乎颇为丰硕，然而，经济状况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8月，查尔斯安排邓肯配合一个小乐队，在百老汇表演格卢克的《伊菲格尼亚》，以及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一败涂地。为数极少的观众冒着高温，在酷热的夜晚到剧院来看邓肯的舞蹈，然而他们大都看不懂她要表现什么，所以显得很不高兴。这次演出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这使邓肯觉得，此次返回祖国是一个大错误。
有一天晚上，一个身材不高，但很魁梧，有一头棕色的卷发和一脸迷人微笑的男人来拜访邓肯。他毫不吝啬自己对邓肯的艺术的赞美，这让邓肯觉得自己几天来在纽约遭受到的奚落都得到了补偿。这个人是伟大的美国雕刻家乔冶·格雷·巴纳德。从那天开始，他每天晚上都来看邓肯的舞蹈，而且还时常带他的艺术家朋友、诗人朋友来。其中有伟大的戏剧家戴维·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画家乔治·贝洛斯、画家伯西·麦凯，以及画家马克·伊斯曼。
这些诗人和艺术家的热情，使邓肯觉得很快乐，补偿了纽约的观众们对她的冷淡和疏忽。
那时候，巴纳德有一个主意：要为邓肯雕刻一座跳舞的塑像，称之为“美国之舞”。于是，10月的某一天，秋高气爽，邓肯和巴纳德离开他的工作室，前往华盛顿高地，他们站在一座小山丘上，眺望四周的田野。邓肯张开手臂，想象着巴纳德想在雕像中表现出来的意义。之后，邓肯每天早上都到巴纳德的工作室，并且还带着一个午餐盒。他们在一起共度了许多快乐的时光，讨论振兴美国艺术的新计划。
在巴纳德的画室里，邓肯见过一座年轻女子迷人的半身躯干像，他告诉邓肯那就是艾维莉没有遇见亨利之前的样子，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很纯洁的少女。她的天生丽质感动了所有的艺术家。
“美国之舞”的雕刻工作有一个好的开始，然而却没有完工。因为开始不久后，巴纳德的夫人突然生病，邓肯的雕像只好半途而废。邓肯一直期望这件作品能成为巴纳德的得意杰作，结果它并没有成为他最伟大的作品。巴纳德最伟大的作品是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
查尔斯发现在百老汇卖座的情形不佳，便带邓肯到各乡镇表演，但是这次的安排也很糟糕，结果比在纽约的情况还要失败。最后，查尔斯无可奈何，他开始劝说邓肯回欧洲。邓肯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但是巴纳德曾经告诉她，他以邓肯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为荣。邓肯觉得如果巴纳德知道美国无法接受她的艺术，将会对他造成很大伤害。因此，邓肯决定仍然留在纽约。她在艺术大厦租了一间舞室，挂上蓝色的窗帘，铺上地毯，继续创作一些新作品，每天晚上为诗人和艺术家们跳舞。
1907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上曾经这样描写邓肯跳舞的情形：
她（伊莎多拉·邓肯）穿着一件中国式的刺绣的衣裳，黑色的长发松松地盘在颈背，前面落下来的头发自然地分散在脸庞两边，看起来就像圣母玛利亚。至于她的脸，翘翘的鼻子和蓝灰色的眼睛。很多报纸描写她身材高大又匀称，是一件艺术的胜利品。事实上，她只有五尺六的高度，体重一百二十五磅。
琥珀色的灯光柔和地照着，天花板的中央是一个黄色的圆盘灯，光线轻柔，使得气氛非常迷人。邓肯小姐说：“绘画、雕刻、音乐、诗歌，这些艺术已经将舞蹈远远地抛在后头。我这一生所致力奉献的目标，便是恢复这种失传的舞蹈艺术。”
当她开始讲话时，她站在这群诗人旁，但是当她讲完时，她却站在屋子的另一端。你根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到那边去的。她的朋友艾伦·泰瑞和她一样，常常让人忽视空间的距离。
她不再是一个忧郁、面露戚容的女主人，而是成了一个异教徒。在破裂的大理石上自然地跳出舞步，好像这是世界上最值得做的事。
难怪她这几年来已经厌倦站在那块大理石上娱乐英国的贵族们，虽然他们并不很赞赏她的艺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连串塔纳格拉的小雕像、巴特农神庙的雕刻、装饰墓碑的悲伤的花环，以及酒神的狂放。你看到的仿佛是她，实际上却是人类真情的流露。
邓肯小姐承认她将全部生命致力于复古，致力于寻回失落了数代的质朴。
“在很久以前，我们称为异教徒的时代，每一种情绪都由动作来表现，”她说，“灵魂、肉体、心灵完美而和谐地共同努力。看看古希腊雕刻家所捕捉的男人和女人的神情，实在不太像凿刀能够刻得出来的。你几乎可以看出他们要对你说什么，如果他们能开口，其实即便他们不能开口也无所谓，因为你已经明白他们的心意。”
然后她停止说话，再度跳起舞来，一个琥珀色的身影，将玫瑰花撒在雅典神的神座，在爱琴海深红色的浪潮上漂浮。这时候诗人们专心看着，预言家轻拂他的胡子，其中有一个人引述济慈的希腊短诗：
是谁要来献祭？
美是真理，真理是美——这是一切。
你们所知道的世界，你们必须知道的一切。
《艺术杂志》的主编玛丽·罗伯兹很欣赏地说，邓肯小姐的说明是她的工作的最好总结，她说：“当伊莎多拉·邓肯舞蹈时，好像将人的情绪牵回几世纪以前。退回到世界的初期，那时候心灵还能自主地表达出身体的优美，情绪的节奏还能配合大自然的韵律，人的动作与风和海相结合，妇女的手臂就像玫瑰含苞待放，当她的脚轻轻地踩在草地上，就好像一片落叶缓缓飘到地面。当一切宗教、爱情、爱国和牺牲的炽情都借着音乐宣泄出来，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的神坛或是森林、海边尽情地舞着，因为他们体会到了生命的快乐。这种快乐非常强烈，驱使心灵不得不借着身体的媒介，完美地和宇宙的旋律相融和。”
邓肯后来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一时的打击而离开美国。因为，有一天，有一个男人来到她的舞室，他后来帮助邓肯重新获得了美国观众的爱戴，这个人就是沃尔特·戴洛斯。他曾在剧院看过邓肯舞出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那次表演很失败，戴洛斯认为完全是乐队配合的问题。他认为假如换上他自己那高水平的乐团和优秀的指挥，邓肯的舞蹈一定会发挥出惊人的效果。
戴洛斯提议邓肯于11月底在大都会剧院举行一连串的表演，邓肯欣然答应了他的安排。
结果正如戴洛斯所料，首次演出时，查尔斯想要找一个包厢的位子，却惊讶地发现剧院里座无虚席。这次的经验证明一个事实，不论艺术家多么伟大，如果没有适当的配合，再伟大的艺术也可能被埋没。
这次的巡回演出非常成功，指挥、乐团和邓肯之间的配合几乎天衣无缝。
邓肯和戴洛斯之间很有默契，对于他的每一个姿势，邓肯都能立刻感到一种相和的震撼。当他强调乐音的高度时，邓肯觉得自己的生命都要化为舞蹈姿势飞扬起来了。每一个音符化为一个动作时，邓肯的整个心灵就完全和戴洛斯紧紧地契合。
这之后在美国的日子，成了邓肯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是，她患了严重的相思病，当她跳第七交响曲时，她不断地幻想着，如果她的学生们现在可以和她同台演出，那将会是怎样快乐的场景。
在华盛顿演出时，邓肯遇到一场大风波，有些教会人士激烈地反对她的舞蹈。但是，事情却总是出人意料，在某天下午的演出中，罗斯福总统亲自光临剧院的包厢。他似乎很欣赏邓肯的舞蹈，每一幕结束时，都率先鼓掌，后来他写信给朋友提起此事时说：“教会人士能从伊莎多拉的舞蹈中找出什么坏的影响？我看她就像一个纯洁的小女孩，清晨时在阳光照耀下的花园中跳舞，愉快地攀摘美丽的花朵。”
罗斯福的这种说法，曾经被许多家报纸引用，并传播开来，这使得那些教会人士很羞愧。
除了这件事之外，整个旅行演出都很快乐而且也很顺利。邓肯认为再也找不出比戴洛斯更好的指挥家或者更吸引人的伙伴了，他温文儒雅的态度，颇具有艺术家的风范。每当他闲暇时，他会好好享受一顿晚餐，并且不停地弹琴，很少显露倦容。他一直很亲切、轻快和愉悦。
当他们回到纽约后，邓肯很满意她的银行账户里又有一笔为数可观的存款了。假如不是因为强烈地挂念着宝宝和学校，邓肯可能不会离开美国。
1908年2月，邓肯在码头挥别一群前来送行的朋友，乘船回到欧洲。
扶持
伊丽莎白带着二十个学生和邓肯的宝宝来巴黎和邓肯会合，邓肯非常快乐，她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女儿了。女儿似乎不太认识她了，她用一种很奇怪的表情注视着邓肯，然后开始大哭。自然地，邓肯也跟着哭出来，那应该是一种很微妙的心情。她的学生们也都长高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艺术家路根·波勒格替邓肯安排在巴黎演出的事宜。他也将艾伦娜·杜斯、苏萨尼·德普雷和易卜生都请到巴黎来。他认为邓肯的舞蹈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布景来衬托，于是便安排她在快乐剧院演出，由科罗尼指挥的乐团伴奏。
邓肯的这场演出在巴黎造成了空前的轰动，著名的诗人亨利·拉维达、皮埃尔·米勒都曾写了感情热烈的评论赞扬邓肯的舞蹈。
接下来的每一场演出中，总是有很多艺术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来观看。邓肯觉得自己几乎快要完成梦想了，她所期待的学校应该可以很容易地办成。
邓肯在巴黎租下两层很宽敞的住宅，自己住在一楼，所有的学生和女管家们则住在二楼。
有一天，在演出开始前，迪尔德丽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呛到，咳嗽不止。邓肯很害怕，怀疑她得了什么急病，马上送她去医院，找一个著名的儿科专家为她检查。结果显然是邓肯太紧张了，医生说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只不过是单纯的咳嗽罢了。
那天的演出，邓肯迟到了半个小时。科罗尼正用音乐艰难地独撑场面。
那时候的巴黎有一件文艺界的盛事，就是布利森舞会，所有的艺术家和文人都会被邀请参加。每一个人前往参加时，都要用不同的头衔。邓肯化装成希腊悲剧诗人的女信徒，慕尼特·苏里穿了一件希腊式的长袍，扮演酒神。当晚，邓肯和他跳了一个晚上的舞，她想改变慕尼特轻视现代式舞步的态度。结果，两个人的举止被绘声绘色地形容成一件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