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当难民拥入法国之后，也有很多人来向他求助，从来没有一个空手而返的。有件事是这样的：1939年2月，一群加泰罗尼亚作家从他们的拘留营逃出来，到了波庇南。他们在那儿找到了一家肯让他们赊账的餐馆，晚上他们就睡在候车室里。几天过后，当老板让他们还钱时，除了已成为废纸的共和国的钱币外，他们身上没有别的钱。他们想到了毕加索，他们中有个人只是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毕加索的文章，因此餐馆老板给毕加索发了一封电报，但他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而且也没有身份的证明。第二天，毕加索的回复也用电报送来了，他寄过来的钱足够付清账单、为这六个人买鞋子和衣服，并把他们全送到托洛斯，而且还能剩下一些供这些人花销。
7月初，毕加索和多拉·玛尔出发到昂蒂布去，萨瓦特斯在几星期后也前去与他们会合。等安顿下来后，毕加索就可以马上开始工作了。但在一天清晨，毕加索急急忙忙跑去敲萨瓦特斯的房门，因为沃拉尔死了。毕加索一直害怕和憎恨死亡，但他还是连夜赶回巴黎，参加了他朋友的葬礼。在波提街逗留数天之后，他又和萨瓦特斯再次南下赶往昂蒂布。
回到昂蒂布之后，毕加索还是不能马上开始工作，首先他和萨瓦特斯游览当地，再来就是他的两个外甥找到了他，他们是他妹妹洛拉的儿子，在加泰罗尼亚沦陷的时候逃到了法国。他们带给了毕加索家庭的温暖，还有巴塞罗那的消息。他告诉毕加索，他们的家在轰炸中并没有被毁，而他们的父母都安好。
闲了一段时间后，毕加索实在不能忍受了，他到尼斯买了一整卷画布，然后又和萨瓦特斯一起把这些布钉在画室的墙壁上。一切准备妥当了，他现在可以画任何脑袋里涌现的东西，而不必考虑尺寸的问题。
他立刻活力十足地开始工作。最初他的想法是画一些想画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切下来分别装裱，现在这主意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现在的这一主题重要到必须占尽全部的可用空间。
这就是他此后数星期创作的《昂蒂布夜钓》。在这幅画里，后面是漆黑的城镇，两个站在码头上的女孩，每人推着一辆单车，手上一支冰淇淋甜筒，天上有月亮，水面上还有那照耀着渔人和游鱼的电石灯火。
不过，文字上的描述跟毕加索所用的语言当然是两回事，比如说，正舔着冰淇淋的那个女孩，舌头就是蓝色的，而且像针一样尖，月亮也带着绿色斑点、橘色螺旋纹，在方形的光晕中闪耀着。这幅画足足有75平方英尺大。
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一个炎热的晚上，他和多拉·玛尔以及另一位年轻女子晚饭后在昂蒂布闲逛，他们走到码头，一面吃冰淇淋，一面看着黑黝黝的水面上乘小船的渔人点着电石灯叉捕水中的鱼儿。
巴黎沦陷
世界局势日益紧张，德国和意大利也甚嚣尘上。不过毕加索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有规律的夏日生活，早上海水浴，下午工作到天黑，吃过晚饭后到小酒馆去找朋友。
虽然这样，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消息变得越来越坏。希特勒一旦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下一步显然就会转向波兰，战争已经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了。但就像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一样，很多人盼望希特勒会因为畏惧苏联而有所迟疑。然而，8月23日，在西方世界的震惊和恐慌之下，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已经无所顾忌了。
每天晚上，到小酒馆喝酒的人少了很多，很多人都相信对波兰的侵略就是几天以内的事情，到时候还留在海滩上的人们一定会被隔绝在外，火车已经变得很挤了，而巴黎很可能在开战的几个小时内就会遭到可怕的轰炸。
为此，毕加索极端苦恼，也非常愤怒。“就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怒气冲冲地跑回去画他那幅大作。
毕加索大部分的朋友们都已经离去了，他住处的看门人也被征召，因而整个房屋就跟海滩和酒馆一样空旷而死寂。不过那幅画总算是完成了。毕加索和多拉·玛尔以及萨瓦特斯搭上了通往巴黎的火车，车上水泄不通。四天以后德国人攻进了波兰，不久，法国和英国也宣战了。在宣战之前，许多巴黎人已经决定离开。毕加索尽管也跟大家一样张皇失措，他还是试图把散置在布瓦吉鲁、特伦布雷以及各个画室的收藏品全都收集起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不是件容易事。毕加索估计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走为上策。他想去洛昂，他在那里有一栋房子。毕加索的估计是对的，但是，他没想到德军的速度那样快。等他们一家人赶到洛昂时，德军已先后吞下了波兰、比利时。
他们准备好迎接德国排山倒海的攻击，以及巴黎的毁灭。但是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发生。
法国和英国在打着一场假想的战争，而毕加索在洛昂建立起规律的生活。早上散步，到市场走走，在旧货店和拍卖场看看东西，午饭之后在租来的一间屋子里工作到傍晚。他像是又回到了“洗衣船”时期，没有稳定的收入，到处买不到绘画材料，日子过一天算一天。缺少画架，只好蹲在地板上；没有帆布，就用硬纸板；在木头椅垫上调色，效果还蛮不错。一直到这一年终了。这期间，他曾回过巴黎两次。
1940年的巴黎充满了焦虑。德国人在波兰的战事已经结束很久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整兵力，建立装甲部队，并且增强空中力量，冬天刚过他们就入侵了丹麦和挪威，假想战争快要变成真的了。
4月的时候，毕加索回到巴黎，安置他的收藏品，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以及他收集的一些画。他把这些都寄存在银行中，放在两个坚固的小屋里，隔壁就是马蒂斯的小屋。毕加索的小屋里中有马蒂斯的画，马蒂斯的小屋中也有毕加索的。
马蒂斯当时还在巴黎，两位画家一直留到5月，当德国以闪电战粉碎了中立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防守，把英国军队赶到了海里，突破了马其诺防线，并且把溃不成军的法国军队赶向南方时，马蒂斯逃到了波尔多，而毕加索则乘第一班车赶回洛昂。在他走后，大批的难民离开巴黎。
6月，德军进入了巴黎，政府已经撤离，城市完全开放。一周之后，法国人民的叛徒贝当签订了停战协定，将法国一分为二：一边由德军占领，巴黎就在这一区；另一个半由马歇尔·贝当统辖。
毕加索一向害怕无可预知的未来，以及周围环绕着的威胁气氛，但是当这种威胁已成为事实的时候，他却出奇的平静。法国已经被占领了，盖世太保到处搜寻犹太人，而他也被怀疑有部分犹太血统；他曾公开而且坚定地表示反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朋友佛朗哥十分痛恨他；他认识而且喜欢共产党员，而且他自己也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作品在所有纳粹占领区内都被查禁。他最好的选择是逃往美国或墨西哥，或者像马蒂斯一样到巴西去，当然，到未被占领的南部地区也行。此时，美国、墨西哥等国的团体和党派也纷纷致信毕加索，竭诚欢迎他去定居，以摆脱这种不安定的生活。毕加索一一谢绝了，他不想远离欧洲，更不想逃亡在外。
不过，这都是暂时的，很快，毕加索忽然变得快乐起来。8月15日，他画了一张迷人的、色彩鲜艳的《洛昂酒馆》，这幅画里，有阳光下亮丽的遮阳棚，前方是海洋和灯塔，一种愉悦的蓝色充满了整个画面。接着他开始收拾行李，在8月24日回到巴黎。
准备去巴西的马蒂斯也有类似的反应，当时他就站在边境上，口袋里放着护照，热那亚的轮船还在冒着烟，等着把他载到里约热内卢。但是，情形就像他写信告诉他儿子的那样：“当我看到源源不断的人离开，我一点也不想走了。我觉得自己像个逃兵……如果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溜走了的话，法国还会剩下什么呢？”
对马蒂斯和毕加索来说，法国的意义非同寻常：虽然终其一生，毕加索都是彻彻底底的西班牙人，但是法国，尤其是巴黎，仍然意味着光明、自由与活生生的艺术，唯有这一永恒不变的所在，超越一切国家或地理的分界，才是他皈依之处。
艰难的生活
冬天到来时，巴黎成了一个寒冷而饥饿的城市，从占领的一开始，燃料、食物以及值钱的东西就源源不绝地往北流入德意志。很少人住在像毕加索住的那种17世纪谷仓一样的大房屋里，他能忍受几乎任何程度的不适与寒冷。
鉴于巴黎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之都，德国人并不敢怎么放肆，他们的政策是笼络法国艺术家，对艺术家有许多特殊的优惠，如邀请去德国观光，额外补贴食品和煤炭。可毕加索却拒绝接受这些好处。他极需要友谊的照耀。他的朋友们现在散往四方，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回了西班牙。德兰和弗拉曼克留了下来，不过毕加索宁愿他们没有留在这里，因为他们拍德国人的马屁、享受特权，还到德国去访问。
后来，当战争变得更黑暗、更冷，而且更悲哀的时候，毕加索跟他的许多犹太朋友一样，闭门不出，在家中作自己的画。因此1942年以后，人们很少在酒馆里看到毕加索的影子。
他的寂寞因为多拉·玛尔和萨瓦特斯的陪伴而减轻不少，此外还有住在圣路易斯岛小寓所的玛丽·泰蕾兹和玛雅，他至少在每星期四——玛雅从学校放假回来的那一天——去探望她们一次，星期天的时候也常常会去。其他的五天，玛丽就把一间房锁起来，告诉到处寻找父亲的玛雅：“爸爸在里面作画，不要打扰他。”
1941年—1942年之间，毕加索重新拾起了雕刻，与其说是因为内在的需求，还不如说是因为迫不得已。在他那间大画室里，毕加索的那双手因为太僵冷而无法拿起画笔，浴室是唯一稍微暖和的地方。在这窄小但起码有点温度的空间里，他以一贯的坚强工作着。
1941年年末，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的宣战让欧洲战局出现了转机。然而1942年年初，情况却不容乐观，德国人深入了苏联心脏，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也势如破竹。
1942年一整年，毕加索的大部分画作显示着一种严肃、暗淡的色调，而且主题常绕着食物在打转——用一条大鱼做成的帽子，上面有刀和叉子、鸡蛋、水果，以及一只鸽子的静物画。
有一幅画是个例外，那是一幅吉他和斗牛士佩剑的静物，这是在4月画的，画的用色，尤其是剑柄上的鲜红色非常明亮，但是那强烈的蓝色、绿色和紫色把愉快的感觉都吸光了。虽然用了朱红和黄色，这幅画并不快乐。
那一年的夏天，德国人和法国警方开始了他们在巴黎的大扫荡，在1942年的7月—8月间，他们搜捕了数千名的犹太人。大迁移也开始了，整车的反抗分子、共产党员、犹太人、嫌疑犯被运往各大集中营，其中有不少是被人诬告的。枪杀人质的行动很早就开始了，光是8月和9月两个月里，巴黎郊外就有两百多人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