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玛尔
然而坏日子总会过去的，官司总算走到了尽头。而毕加索这时的作品也给了他很大的快慰。
毕加索和许多朋友经常在“杜克·马果”会面，一天晚上他和萨瓦特斯到了那儿，看到一位年轻女士脱下她优雅的刺绣手套，把她的一只手平放在桌上，手指张开，然后用一把尖刀刺两指之间的桌面。她刺得并不太准，因而每一次失误都会有血流出。
在“杜克·马果”里面，特立独行的人物并不罕见，但像这样的美丽和个性兼具的人并不多。毕加索十分着迷，于是就用西班牙话把这感觉告诉萨瓦特斯。那位年轻女士蓦然抬起头来，她懂西班牙语。毕加索认识多拉·玛尔的许多朋友，奇怪的是他们从前居然没见过面。
多拉·玛尔幼年生活在阿根廷，父亲是克罗地亚籍建筑师，母亲是法国人。在她的出生地——巴黎，她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并在那儿学习美术。1936年时，她是个职业摄影师。
从任何标准，尤其是毕加索自己的标准来看，多拉·玛尔都是个出奇好看的女人，黑头发、淡蓝绿的眼睛，椭圆的脸蛋上颧骨相当高，有着高贵、出众的仪态和一双极美丽的手。她所拥有的智慧使她更加光华四射。
多拉·玛尔当时与父母住在一起，她和毕加索并不常见面。直到盛夏来临时，正当全巴黎人都拥向南方避暑的时候，却从西班牙传来惊人的消息——内战爆发了。
西班牙内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西班牙种种的社会矛盾，左右翼分子互相攻击、政府改革的失败、旧势力军人和宗教人士的不满，长期下来使得对立走向武装斗争，最后在右翼军人的策划下引发了内战。叛军趁政府犹豫之际，迅速占领西属摩洛哥、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以及西班牙本土北部和西南各省，企图南北夹击马德里，进而夺取全国政权。
住在巴黎的西班牙人反应非常激烈，连那些在巴黎住了很久、思考问题都用法语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斗志昂扬的西班牙人。毕加索的朋友中持什么立场的都有，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虽然毕加索一度好像表现得与政治绝缘，但是这件事事关重大，他必须有一个响亮、坚定，而且绝不暧昧的立场。他宣布拥护共和政府。
他的支持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西班牙政府任命他为普拉多博物馆的顾问。但这时候半个西班牙已经落在佛朗哥的手中，他的军队离马德里只有20里，并且在8月轰炸了这个城市。普拉多的半数珍藏都迁到了瓦伦西亚。毕加索能否去就职都很有问题，但他还是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绘画、他的名声，以及整个世界在后面支持他对法西斯主义者所做的不断而坚决的谴责。
他雕刻了两大幅铜版画，包括九幅大小与明信片相等的小图，作为一册出售，题名为“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他还特意配了一首长诗，并附有英、法两种译文：
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哭声
鸟儿的哭声，花儿的哭声
木料和石头的哭声，砖的哭声，家具的哭声
还有床、椅子、窗帘、瓶罐、猫、纸的哭声
互相扰绕的气味的哭声
烟的哭声混杂在大锅里煮沸的哭声之中
鸟群似雨，淹没大海
大海蚀毁的骨头
不过在1936年的8月，局势稍微稳定了一些，普拉多的作品目前比较安全了，加泰罗尼亚尚未被波及，巴塞罗那的叛变已被平定。毕加索也到南方去度假，地点是莫金斯，有一些朋友也在那儿。到了莫金斯，毕加索就迫不及待地沿着海岸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他的目的地是圣特比兹的一家农舍，多拉·玛尔正住在那里。
秋天的时候，毕加索和多拉回到了巴黎。
波提街的画室现在还留有欧嘉的不快乐回忆，不过正好沃拉尔前一阵子在乡下买到一幢有大花园和一个谷仓的老宅，他把谷仓改成一间大画室，在1936年的后半年，沃拉尔把这间画室提供给毕加索使用。毕加索十分高兴，他喜欢那儿的宁静和隐蔽，于是每周都要坐车去上三四次，开始画一系列极令人赞赏的静物。
1937年里一切似乎都很好，欧嘉已经成为过去，他跟多拉·玛尔在一起非常快乐。多拉·玛尔帮他找了一间很大的画室，让他在巴黎也能工作。而她后来也从家里搬出来，住到沙佛街的一间公寓去，这屋子就在那间画室附近。在多拉·玛尔以及西班牙战争的刺激之下，毕加索又恢复了正常的创作激情。
此时，西班牙的战局急转直下，虽然对马德里的直接攻击已被击退，但国际上各国的不干预政策越来越像是一场丑恶的闹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与佛朗哥狼狈为奸，使得战争逐渐升级。佛朗哥的军队中已经混入了大约一万名的德国兵和四倍多的意大利军，这些都是严格训练的正规军人，而且其中有不少空军指挥官及飞行员，急着要在活靶上增进自己的技巧，并试验他们的新武器及新战术，以便为即将来临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作准备。法国和英国可能是出于糊里糊涂的好意，但却在文字的迷阵里被搅得晕头转向。
当时，毕加索的出生地马拉加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场梦魇。他收到了母亲从巴塞罗那捎来的信，说离她和她女儿住的地方只有几米远的一个修道院被炸毁了，一连几个星期，房间里还充满了臭烟，熏得她泪流不止。
毕加索难掩心头的愤怒，可是一时也找不到宣泄的途径，等到过了数周，另一个大悲剧发生之后，才全部爆发出来。
3月或者4月里，毕加索搬到了大奥古斯丁街去，那儿的画室很大，毕加索想要多少空间都有。就是在这儿，他画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幅画。
《格尔尼卡》
4月26日，西班牙巴斯克区一个小镇格尔尼卡的居民像往日一样平静而又忙碌地工作、生活着。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下午4点30分，德国空军的43架飞机如鹰隼般直冲而下，向毫无防备的人们疯狂扫射和轰炸，历时3个多钟头，死1654人，伤889人，小镇的70％变成一片废墟。
较之“二战”时长崎和广岛的死伤率而言，这可能不算什么。但在1937年，它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一次对人民残酷而有计划的毁灭，是不人道野蛮行为的极致，而且是黑暗对光明的胜利。消息在4月28日传到了巴黎。
面对痛彻心扉的人间惨剧，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反应，格尔尼卡被法西斯空军轰炸，就是给了艺术家们一道无声的考题。有没有慈悲的情怀，就是能不能触动心灵创作的前提。
毕加索说：“身为艺术家，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抗拒反动势力、抗拒艺术的死亡争战。西班牙的战乱是反动势力对抗人民、对抗自由的争斗……在我现在正在作的这幅画里，我明白地表现出我对那些把西班牙投入战争的人的憎恶。”
在头几天里，毕加索一口气画了25幅草图，多拉·玛尔生动而真实地拍下了这幅油画的创作过程。虽然他的内心充满愤怒与痛苦，但他的工作却是小心翼翼的。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像他其他的伟大作品一样，在开始动笔之前，毕加索已经作过大量的研究，务必要把他的情感、他原先观念中的全部力量，集中到一点。这将是他对邪恶的控诉，而如果他要成功的话，他必须完美无瑕地运用他的武器。
当毕加索画完最后一笔时，画面已高达349.3厘米，长776.6厘米。但是使人震撼的不是它的尺寸，而是它本身表现出的强烈的感情。人们不会注意到它缺乏色彩，因为黑色、灰色与白色本来就很适合这个死寂的世界，死寂而又充满了哀号——一种属于极度的哀伤，属于灾难、属于炸弹爆发之后片刻的令人窒息的死寂。
画面里没有飞机，没有炸弹，却聚集了残暴、恐怖、痛苦、绝望、死亡和呐喊。被践踏的鲜花、断裂的肢体、号啕大哭的母亲、仰天狂叫的求救、断臂倒地的男子、濒死长嘶的马匹……这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无声控诉，撕裂长空。画家以半抽象的立体主义手法，以超时空的形象组合，打破了空间界限，蕴涵了愤懑的抗议，成就了史诗的悲壮，在支离破碎的黑白灰色块中，散发着无尽的阴郁、恐惧，折射出画家对人类苦难的大悲悯。
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许多人把《格尔尼卡》看做是单纯对西班牙国家主义者的控诉，但也有些人诽谤它仅仅是一种宣传。这当然是错误的看法，毕加索的确谴责佛朗哥，但在《格尔尼卡》中，他把他的抗议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使它成为对所有战争、对所有压迫的一种激情呼喊。
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残暴，代表的是凶残的德国和法西斯，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着光明与希望……如果我们相信毕加索的解释，把野牛当做是野蛮与不人道，而把马当成人民，那么《格尔尼卡》的讽喻就涵盖了极广的范围。这罪行不再限于西班牙内战这一单一事件，而是对所有暴力的控诉。这幅画也可以视为一个绝望的断言，交战的两方都注定要失败，最后将只剩下一片荒芜的充满仇恨的战场。
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他用纸剪了一滴带血的泪，在图上各个角色的脸上移来移去，从一个换到另一个，而在那头野牛的脸上逗留得最久，好像它也应该与其余那些角色受到一样的怜悯。最后他放弃了那滴泪，但还是对诗人何塞·波加明说：“我们可以把它收在箱子里，至少每个礼拜五把它拿出来一次，贴在野牛的脸上。”
1937年夏末，毕加索到南方旅行时，他并没有把《格尔尼卡》抛在脑后。在此后数月中，他画了或刻了许多的补遗。他在画《亚威农少女》之后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在1907年时，他所考虑的只是美学上的问题，但30年后的今天，他要考虑的却是整个体制。西班牙战争显然是一个更可怕战乱的前奏，就像米歇尔·莱利士所说的，“一个黑白的长方形里……毕加索送来了我们的哀悼信——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即将死亡。”
这年夏天，他仍在莫金斯度过。这是一次很愉快的假期，不但阳光闪耀，而且有多拉·玛尔陪伴，沿着海岸更可以遇见许多朋友，马蒂斯是其中之一，毕加索常去看他。
1937年的秋天以后，紧张和焦虑就开始充满了他的作品，西班牙北部整个失陷了，虽然马德里仍未失守，但三分之二的国土都落入了佛朗哥的手中，包括巴斯克的工业城市和阿斯图里亚斯的煤矿。
慈善家
1938年的夏天，毕加索仍是在莫金斯度过，同样的海，同样的阳光，同样的友伴，不过太阳蒙上了阴影。9月的时候，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争执忽然演变成一个可怕的危机。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而且迫在眉睫。整个欧洲都武装了起来，法国开始动员大量的军队。
毕加索心里很慌，当消息变得更坏时，他收拾了东西，连夜赶回了特伦布雷的居所。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慕尼黑协议签订了，它背叛了1000万的捷克人以及斯拉夫人，把苏台德区送给了纳粹党。张伯伦飞回英国鼓舞人民，说他为他们带回了“光荣的和平”。
1938年年末，漫长的西班牙内战已接近尾声。马斯特拉斯哥一战使共和国军队丧失了7万名人员，开始节节败退。通往加泰罗尼亚的公路已经完全敞开。在1938年的圣诞节时，主要攻势开始了。共和国军队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几乎完全没有装甲车与飞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赶往北方，撤退变成了溃逃。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失陷了，普拉多的珍藏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入巴黎境内。数天之后，佛朗哥的军队就抵达了边界，把50万的难民和败兵驱入中立区，这些人就被拘留在那儿的露天难民营中。在战争结束的同时，毕加索的母亲死了，她一直留在巴塞罗那，享年83岁。
从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毕加索就一直用他的绘画、他的公开声明，还有他的钱来支持共和政府。1939年早期的一份政府刊物说他一共捐出了30万法郎，另外有一位官员说是40万。毕加索是个十分节俭的人，这样一笔钱至少相当于他两年的生活费用。但这几十万法郎只是捐给公家机构的数目。1938年12月，当时共和国的食物短缺得厉害，他曾设立两个儿童供食中心，一个在巴塞罗那，另一个在马德里，开办的费用是20万法郎。
虽然在过去20年来他收入丰厚，虽然只要他舍得卖，他的画销路都很好，但他的收入比起当前的支出却是微不足道，他另外还得负担欧嘉的赡养费，并且养活他的子女和一些仆人。他发现钱如流水般花出去后，他被迫卖掉一些自己想保留的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