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德和那个年轻的意大利人私奔不久就感到腻烦了，她回到了克里希大街，却发现毕加索已经不在了。她一面自责，一面不甘心失败，于是很快就赶到了塞雷。费尔南德和埃娃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在5月还没结束的时候，毕加索和埃娃离开了那里，他们先回亚威农，然后到一个叫索尔圭斯的小城去，在那儿找了一个小房间安顿下来开始工作。
毕加索的工作量一向惊人，新的爱情令他更加快乐，工作也更努力了。7月时，刚刚结婚的布拉克也来了。毕加索和布拉克都很快乐，他们在1912年的长夏中画出了一些他们最好的作品，而他们两人又开始赋予现代艺术一个崭新的方向。
从分析立体主义到综合立体主义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的，但其变化却很明显。综合立体主义开始利用多种不同素材的组合去创造一个新的形象，画家们使用拼贴来进行表现，强调肌理和色彩的质感。在作品中出现了报纸、海报残片、废弃的公共汽车等，之后还使用木片、沙、金属等材料在作品中进行拼贴。这是绘画史上第一次使用其他材料，通过不同材料的组合和造型，达到和谐的艺术效果。此外，这些作品显得更快乐一些，许多像是漫不经心作成的，毕加索和布拉克在画它们时想必快乐得很。
他们在9月回到了巴黎，此时毕加索已经颇有些名声，在巴黎、德国和俄国的一些小而具影响力的圈子里享有美名，但是在这些圈子之外则是声名狼藉。1912年的独立沙龙大幅展出了许多立体派画家的作品，巴黎一些较年长的人抗议说这些东西“令人作呕”“不能忍受”，未来派的艺术家则批评这些作品“老旧”“陈腐”。
毕加索的作品并没有在独立沙龙中展出，但他一直被视为立体主义的领袖人物，因而当伦敦的格拉夫顿画廊举行“印象派以后”展览时，他们要求毕加索提供一些作品。
这次展览的反响很不好。“墙上挂满了作品……像小孩子的粗糙尝试，色彩做作而不协调，无形无状，而且没有风格，”批评家说，“其实他们更适合去敲石子，而不是浪费生命在这些画布上。”
毕加索并不感到沮丧，任何一种绘画若是平淡无奇的话，它只配得到人们的漠视。显然，人们只会对有价值的东西产生这样强烈的反感与讶异。
1913年的春天，毕加索和埃娃以及麦克斯·雅各布到塞雷去，住在一幢18世纪的房子里。房子外有许多树木和一大片花园，花园内还有一条小溪，水里满是青蛙，树上还有夜莺在唱歌。麦克斯·雅各布禁不住在其间顾影自怜起来。毕加索不是个会为夜莺的歌声感伤的人，他不断地努力工作着，虽然何塞的死讯在同时传到了塞雷。
5月2日，毕加索在塞雷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5月3日，何塞就死了。塞雷距巴塞罗那只有一百里，但是毕加索却没有回去奔丧，在目前所有的资料中也找不出任何他不去奔丧的理由。
有人企图从这一时期的画中找出毕加索的心迹，这是很无稽的。但是，在何塞死的同时，毕加索的画中确实出现了某些变化。这一时期，在毕加索画作中消失多年的小丑又出现了，而小丑一直是他某种心境的证据。从“玫瑰时期”以后，小丑并未完全消失：1909年，他画了一幅悲伤的立体派小丑，用手支撑着头。这之后，一直到1913年的这次假期间，没有再出现过这一主题。
毕加索在1913年所画的是他一系列作品中较重要的一幅，但它不是很易理解的一幅画，是较近于分析而非合成的画作：高度的立体主义、严格的规范，用色则以暗黄和灰色为主，但还是看得出就是那个老丑角——毕加索一生的伴侣。
他们照旧回到巴黎，参观秋季沙龙。在巴黎，毕加索画了两幅特别重要的作品——《扑克牌游戏》和《坐在扶手椅里的女人》。《扑克牌游戏》被视做是毕加索近来画风的归纳之作。而《坐在扶手椅里的女人》则更为重要，显示了色彩的再度涌现，并且暗示了立体主义的极限之外尚有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幅画中，埃娃的脸变成了一条垂直的裂缝，淡褐、粉红、胭脂红等丰富的色彩充斥着画面。
在画完《坐在扶手椅里的女人》之后，毕加索又回到他立体派的主流，还有他的构建创作。他此时的观点似乎又改变了，剪贴式的物体更趋向于雕刻的性质，好像这些材料不再只是为了更加立体而浮凸出来，却是为了它们的本身而有所创作。事实上，由1912年或1913年的那件几乎是平面的《小提琴》开始的一系列作品，乃至于1914年可以站立的那件《苦艾酒杯》，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雕刻。
1914年刚开始的时候，毕加索是十分快乐的，这快乐变成了色彩出现在他的画中：柔和的曲线回来了，而仅剩的直线形上也着了鲜亮的色彩，过去很少出现在毕加索的画中的绿色——一种悦目的绿色，现在也跑了出来。整个斑驳的画面好像在跳着舞。
很多事情使他快乐：《蒙娜丽莎》失窃案的真正嫌犯被抓到了，毕加索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麦克斯·雅各布写的一本书以他的蚀刻为插图，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阿波利内尔的评论杂志办得有声有色。此外，他在1908年以1000法郎卖给一个收藏家俱乐部的作品《卖艺世家》，在3月举行拍卖，价码不断升高，最后居然以匪夷所思的11500法郎成交。
战争爆发
1914年的夏天，毕加索和埃娃是和布拉克夫妇、德兰夫妇等在亚威农度过的，那真是个非常难忘的夏日。
即使像毕加索这样非政治性的人物，在那年的夏天即将过去时，也必定听到了隆隆的枪炮声。一个悲惨而无理性的毁灭正在世界上展开，而他的朋友必须离开，去加入他们国家的部队。
“我送布拉克和德兰到亚威农的车站去，”毕加索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这可能是毕加索所说过的最悲伤的两句话。
阿波利内尔第一次申请参军失败之后，他又跑到尼斯去申请。他写道：“当尼斯的兵检站宣布我合格的时候，我高兴坏了。”8月初，很多人认为在“当今的文明状态下”不可能打起来的战争正式开战了。9月初，德国的军队通过中立的比利时，来到距巴黎心脏不到20里的马奈，法国政府流亡到了波尔多，但全国的抵抗精神却达到了高潮。
这个危难使整个法国团结成一个整体，昔日的派别歧见都消失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乃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全部站到了一起。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他们不是法国人，他们不算。
毕加索熟悉的世界在战争开始后就整个消失了。他的法国朋友全都不见了，现在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的几个——其他的外国人、老人以及无用的人。冬天来临时，他作品很少，而且都变得十分严肃，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高瘦而憔悴的小丑。
毕加索偶尔还可以看到马蒂斯。马蒂斯正想尽办法加入军队，虽然他已经45岁了。另外麦克斯·雅各布因为身体羸弱而且视力太差而被军队拒绝，其他还留下来的相识，都是中立的外国侨民。
斯坦因兄妹在1913年已经搬到意大利去了，不过格特鲁德在1914年的秋天回到了巴黎，整理她剩下的少量收藏。毕加索和埃娃常与她一起吃晚饭，当时埃娃的身体状况很差。1915年春天格特鲁德也决定离开了，为的是想“把战争忘掉一些”。从此，毕加索更加孤独了。
阿波利内尔在军中休假的时候偶尔会来看他，布拉克、德兰以及其他许多人也是。他常会收到信件，有些里面还附了纪念品，但这些信和东西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寄来似的。在毕加索所熟悉的世界中，唯一还保持不变的，可能只有麦克斯·雅各布了，毕加索对雅各布的感情越来越深厚。雅各布近来对宗教十分着迷，但是毕加索他自己对宗教从来都不屑一顾。1915年年初的时候雅各布受洗了，而毕加索做了他的教父。
毕加索还为他的教子画了一幅铅笔素描，这是一幅纯然写实的作品，何塞若是见到的话，一定会赞叹不已。画中的雅各布坐在椅上，穿着一件高领毛衣、一件背心和一件夹克，秃头顶，表情看起来既深沉又善良。其后，毕加索又为沃拉尔和别的人画了更多的写实素描。他此时的画风突然转向类似在学生时代的风格，这一点使他的许多朋友们都大惑不解。
布拉克在阿拉斯附近的战斗中头部受到重伤，这是1915年5月间的事，不过过了好一阵子消息才传到巴黎。
秋天的时候，毕加索和埃娃搬到塞纳河左岸的蒙巴纳斯区。蒙马特尔和克里希大道那种贫穷却狂放不羁的岁月正式告一段落。新工作室坐落在舍尔歇街上，在蒙帕尔纳斯墓园边，离穹顶咖啡馆、紫丁香花园咖啡馆和圆顶咖啡馆都不远。
不久，埃娃的病情就加重了，毕加索每天花费很长时间往返于她所住的医院。不过他还是努力地工作着，他画了一幅小丑，可能是他最好的一幅。另外他画了一幅在他来说极罕见的宗教画——《耶稣受难图》。
埃娃患的是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尤其是在战时，食物和燃料都很难获得。冬天时候，埃娃死了，只有七八个朋友跟毕加索一起参加葬礼。1916年的1月，毕加索写信给格特鲁德·斯坦因：“我可怜的埃娃死了……我非常悲伤……她一直都对我那么好。”
有一阵子，他感到了强烈的孤独，他虽然需要人陪伴，却又跟他的朋友保持着距离。他常在傍晚时刻到酒馆去，不说不笑地坐在为常客保留的房间里，盯着来来往往的客人，也不说话。
1916年对画商和某些画家来说这是个好年头，黑暗时期已经过去了。虽然爱国的热度仍然存在，不过许多市民已经安顿下来准备过新的生活了，因此巴黎热闹了起来，餐馆和剧院都挤满人，大批的金钱在市面流通。
从西方前线归来的战士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喜欢这光明与欢乐，却又为市民这种“照常营业”的态度感到惊愕。他们前一天还在火线上，这一天，却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而且两个世界却是这样的迥异。阿波利内尔困惑地说：“绘画和雕刻的活动如此狂热——当然也有立体派……他们可以卖掉任何东西，而且价钱高得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