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鲁定公已经去世，鲁国由定公之子哀公（前494—前468年在位）继位。鲁哀公曾派人来请孔子回国，孔子心中盘算着鲁国政务废弛，国势益弱，恐已难挽颓势，但国君派人来请，总不能拒而不受，于是命弟子冉有回鲁国从政。
冉有，名求，字子有，多才多艺，以政事见称。他返回鲁国时，哀公问他：“夫子现在在哪个国家？”
冉有回答：“正要去宋国。”
“自从寡人主政以来，一直苦于没有贤人从旁相助，你这次回来得正好，请你一定要留下来协助我，千万不要推辞啊。”
冉有见他态度恳切，言辞谦逊，只好应命。
恰好，鲁国的右司马不久前去世，哀公就任命冉有出任右司马。司马掌管兵事，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所以冉有欣然受命。从此冉有长期在鲁国做官。后来，孔子得以结束周游生涯，返回鲁国，就是冉有在哀公面前力保所致。
另一边，孔子一行抵达宋国国境后，颜回先去拜访了他的旧友子罕。子罕一听孔子已入宋国边界，立即奏明宋君。宋君之前也久慕孔子盛名，马上命大司马桓魋前往迎接。
桓魋这个人极为专横跋扈，他深恐孔子会受到宋君的重用，所以故意在宋君面前进谗言。一来二去，宋君信以为真，便嘱咐桓魋暗中留意孔子的行动。
有一天，孔子同弟子们到郊外游览，看到一大群人在雕凿一个石质的棺椁。棺椁十分巨大，那群工人个个疲惫不堪，却又不敢怠慢。
孔子好奇地询问一个工人说：“你们劳师动众造这么大的一个石棺椁做什么？”
“这是大司马命令做的。”工人回答。
孔子又问：“为什么要做这么大？”
工人四下看看，然后极小声地说：“他死后要许多人跟着陪葬的，所以棺椁当然是越大越好了。唉，我们命苦，被征来做苦役。前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被累死了。”
孔子长叹一声，说：“这真是人间惨事，千古未闻啊！”
很快，桓魋知道了孔子这一天的活动，自然也知道了他说的这句话。桓魋心想，孔丘不除，始终是个隐患。
有一次，桓魋当着宋君的面，奚落孔子道：“您在鲁国时，官拜大司寇，位高权重，怎么没能使鲁国臻于富强之境，称雄于诸侯呢？从这方面看，您似乎不及管仲和晏婴啊。您既然弃官离开鲁国，却不隐居山林，反而终日东奔西走，乞求别国的赏识和任用。从这方面看，您似乎不及伯夷和叔齐啊。”
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彼此禅让王位，最后为守节饿死在首阳山。儒家学派对两人评价很高，称其“能以国让，仁孰大焉”。桓魋拿此二人比孔子，显然是嘲笑孔子对故国并非忠心耿耿。
孔子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在鲁国做官时，主张君臣有位，长幼有序，致力于兴教化，正刑狱。鲁国后来人人知耻达礼，路不拾遗，执法听讼，无私无纵。以至于邻邦仰慕而前来观摩，络绎于途，这些想必大司马不会没有耳闻，我也不多说了。
“至于我弃官离开，那是因为鲁国的君王和宰相都沉溺于声色，我屡次劝谏，他们却充耳不闻，所以我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但我心里还是希望我离开之后，他们能够醒悟，从此远美色、亲贤臣。我虽然游历在外，却时时刻刻以故国为念，从来不敢忘怀。”
桓魋本想当众羞辱孔子，不料却给了孔子侃侃而谈的机会。在座诸人听了孔子一席话之后，都对他更加叹服。宋国的忠良之士，竭诚希望孔子能够久留宋国，改革政事、翦除奸佞，助宋国繁荣富强。
经此一事，桓魋对孔子可谓恨之入骨。他一方面开始从中作梗，使得宋君对孔子一直未予重用；一方面积极着手部署，企图杀害孔子。
那段时间，孔子闲来无事时，常常跟弟子们在所住行馆附近的一棵大树下讲学论道。
桓魋向宋君进谗说：“孔丘这个人心怀不轨，我听说他曾经告诉他的弟子们，宋是他的祖国，他有心篡夺政权。常有人看见他和学生们聚在行馆旁边的大树下，名义上是讲学，实际上是密谋造反，您可得小心啊。”
宋君一听，大为吃惊，问道：“这消息你怎么知道的？可靠吗？”
桓魋言之凿凿地回禀说：“是我派在行馆里的心腹探听到的，绝对假不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把他们赶走？”
“不行。如果直接赶走孔丘，您一定会受到别人的批评。这件事，交给臣去办理好了。”
“好，你看着办吧。”
桓魋领命回去以后，密嘱心腹，挑选几十名家丁，换上杂色衣服，准备趁清晨孔子和弟子在大树下讲学论道的时候，一拥而上，杀他个措手不及。
第二天黎明时分，几十名乔装成盗匪的家丁，埋伏在大树附近候命。
这时，天刚蒙蒙亮，且大雾弥漫，家丁中领头的那个人远远望去，由于大树枝桠甚多，看起来好像人影幢幢。他一声令下，一伙人扑杀过去，把树枝砍得七零八落，却不见一个人影。他们赶紧掉转头来，奔向行馆，里面却空无一人。
原来，孔子所住的行馆离子罕家不远，子罕深知孔子的处境十分危险，因此秘密嘱咐行馆里面的人要细心照顾孔子，不得有所疏忽。桓魋派家丁埋伏在大树周围时，孔子已经收到了子罕的通知，所以预先逃走了。
桓魋得到家丁的回报后，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发兵追赶。可是孔子早就走远了，已经追赶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