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辅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回答说：“豫州人民有何罪！你统率三十万大兵来到豫州，豫州人缒城而出响应官军的人，成千上万！他们用的草绳被践踏成许多条绳路！可是，作为统帅的你，不仅不能约束部下，反而带头敲诈！豫州城内的冤气、怨气已经上达云天，我恨不能得到尚方宝剑，割下你的首级！”
狄仁杰义正词严，张光辅无可奈何。回到洛阳以后，他向武则天禀奏说，狄仁杰言语不逊。狄仁杰被下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
其实，在这次事件之后，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印象是更好了，她下贬狄仁杰，只不过是敷衍一下张光辅而已。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做了皇帝，不久，狄仁杰就被任命为宰相，就说明了这点。她甚至对狄仁杰说了这样的话：“你在豫州的时候，办了许多好事。可是，有人谗毁你，你知道谗毁者是谁吗？”
“臣不愿知道。”狄仁杰说，“如果陛下认为臣在豫州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请陛下指出，臣愿加以改正。如果陛下认为臣没有错误，那就是臣的幸福了，臣又何必要知道谁是谗毁者呢！”这样的态度博得了武则天的赞美，她对他的印象更深了。
姚崇——大唐帝国的“救时宰相”
姚崇(公元650-公元721年)，本名元崇，又名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东南)人，出身官僚家庭，少时任侠不拘小节，后来发奋读书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其明于吏道，机敏干练，很快得到了当时的女皇武则天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宰相，后在唐睿宗和唐玄宗时代都被任命为宰相。
唐玄宗开元初年，政治混乱，百废待兴，姚崇再次被委以宰辅的大任，他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开始整顿吏治、裁减冗官，禁绝佛寺道观的营建、裁汰僧尼，废除苛捐杂税，发展生产，使社会发展迅速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当时，山东发生了蝗灾，他不顾时人不敢捕蝗的陋习，一再倡导以火灭蝗，并遣“扑蝗使”分道督责，使灾情大为减轻，也破除了人们的迷信思想。公元716年，感觉已年老体弱的姚崇推荐宋璟代替自己为相，终老于林下。究其一生，姚崇数起数落，三朝为相且都得到了君主的赏识，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其简朴的作风、干练的处理政务的能力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峰开元盛世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才干出众，两登相位
张柬之、桓彦范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并挂有宰相的头衔，他恰好回到了洛阳，参与了这一事变，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封为梁县侯。武则天既已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很是坦然，他说道：“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发自内心的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昨天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刺史。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漩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为什么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的经历、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以及他对武则天的看法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武则天时，官做到了夏官(即兵部)郎中。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兵部的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朵里。武则天很是爱才，姚崇的才干，她很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这种知遇之恩，姚崇怎能不动心！武则天的器重，对姚崇也是一种鼓励，他的才干到后来又得到进一步发扬。他在出任宰相的时候，往往兼任兵部尚书，所以对兵部的职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他都熟记在心。玄宗初年，他做宰相，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制度职责分明，指挥灵敏。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还朝，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所以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姚崇做了侍郎，就可以直接参与朝政了。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武则天对朝臣们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到朝廷大臣，说是他们反叛；国家法律摆在这里，我怎么能够违反呢？其中有的我也怀疑有冤枉，是滥用刑罚造成的，就派近臣到监狱中去审问，及得到他们手写的状纸，都是自己承认有罪，我就不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就听不到谋反的事了，然而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了的呢？”姚崇曾在刑部任职，办案公道，保过不少人，故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对武则天也比较了解，他知道她也重用过一些坏人，滥杀无辜，然尚未完全被坏人控制，也任用一些正派人主管刑法，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他针对武则天提的问题，直率而又诚恳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垂拱(公元685-公元688年)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是冤枉，都是自诬。告密的人因之而立功，天下都在罗织人罪，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人到监中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于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遭到那些人的毒手。全靠老天保佑，皇上你醒悟过来，诛杀了坏人，朝廷才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现在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至此，姚崇与武则天的相知又更进一步。
过了一年，姚崇受任为宰相。后来，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位宰相，他就推荐了张柬之。以前，狄仁杰曾两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张柬之每被推荐一次，就升一次官，但始终未登上宰相的宝座。这一次姚崇再次推荐，张柬之很快就当上了宰相，时年已80岁。
清除积澧，以为己任
中宗时期，姚崇做过好几任州刺史；睿宗时，他也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或长史。在做地方官的时候，他政绩卓着，有的地方还树立碑刻，记载他的功德。然而这在姚崇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当时的大局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武则天的时候，姚崇做过相王府长史。相王就是后来的睿宗。睿宗立即任命姚崇为宰相。这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而且颇有势力。太平公主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长得也特别像武则天，一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她也要走武则天的老路，要当女皇帝。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与宋璟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去住，并将几个掌握兵权的王派到地方上去当刺史。昏庸无能的中宗竟如实地将这些话转告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慌了手脚，就争取主动，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应加惩处。于是，姚崇被贬为州刺史。
太平公主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玄宗再也按捺不住了，乃瞒着睿宗，一举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掉。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玄宗到新丰(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类似现代的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长官都得到行在(皇帝行营)去朝见。这时姚崇任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刺史，而且又得到玄宗的秘密召唤，是非去不可的。姚崇到的时候，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他从小就会，到20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所以人虽老还能行，于是就参加了玄宗的打猎行列。他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当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玄宗胸襟比较宽广，而且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所说的十条，大意是：第一，自你当皇帝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玄宗说：“我衷心希望你这么做。”第二，朝廷自在青海被吐蕃(古藏族)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玄宗说：“行。”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与公事，可以吗？玄宗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玄宗说：“我老早就立志要这么做。”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玄宗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是切齿痛恨的。”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他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玄宗说：“愿意这么做。”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尊敬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了，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第二天，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
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对姚崇的上述言论持半信半疑态度，所以只极为概括地提了几句，这未免有点过分拘谨。姚崇在武则天时，就做过相王府长史，早就认识相王的儿子李隆基，他在得到他的密召之后，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略加整理，并当面陈述，是完全可能的，不应当怀疑。而且前节所说他对武则天的态度，那主要是就肯定方面而言的，其实，他对武则天并不是一概肯定，而是也有否定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