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再生型、创业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发展是社会的发展、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生产力的发展，而非“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发展；发展的目标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经济学、管理学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过首先在哲学、然后在经济学、管理学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演奏第一提琴。经济转型为中国实现上述转化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认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把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演变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正确路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建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称的系统工程。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中国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的范式。
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
中国式经济，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的世界式经济。
如果说，中华文化的内核是中华优秀文化，那么中华优秀文化的内核则是对称文化。
中华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对称文化，中华经济最大的特色是对称经济。前者决定后者。
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德治与法治、出世与入世的对称。中国哲学范畴都是成双成对的、对称的。
对称经济：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对称、自由和法制的对称、个体与整体的对称。
中国“天人合一”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中国经济学，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一元与多元相统一、通过多元体现一元的经济学。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的世界式经济。“中国式经济学”是“中国式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升华，“中国式管理”是“中国式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与应用。中国的对称文化，是对称经济与对称管理的源头，也是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后来居上的文化底蕴。经济学真理的一元性，渗透在经济学真理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中。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存在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性、综合性，经济学的标准模本，很有可能就蕴含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中。“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人类一般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形式、体系、评价标准是对称的。诞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对称经济学通过扬弃迄今为止各个经济学流派，使之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学框架中，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关系，是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对称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就在于它的对称性：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有序与无序的对称，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的对称，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对称。
中国经济是主体经济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
渐进性改革与人的主体性
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的本性是人的主体性。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与本质属性的展开。社会关系（物质的精神的）应该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的展开。如果社会关系不利于人的主体性，甚至催化人的负主体性，那么这个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科学设计的制度就是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展开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是否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发展，是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直接标准。渐进性改革的“渐进”仅仅着眼于产权私有化的逐步进展，是线性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看渐进性改革是人的主体性逐步培植的过程，而产权明确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从产权明确到人和企业的主体性提高必须以创业为必要的环节。因此，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着眼点是创业工程，含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通过二次创业培育国有企业的主体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民主与法制，通过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培育我国国民的主体性。
开放性与主体性
人格平等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其中，个人与个人、国与国的平等问题似乎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问题，似乎成了被平等遗忘的角落。实际上，“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的基础上。
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的过程。因此，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是必要的，但不能排除必要的贸易保护，以保护、提升民族工业。要素禀赋、自由贸易，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市场是平面二维的，后者认为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通过国际贸易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自己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
全球化与主体性
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主流经济学用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增长经济学以“核心竞争力”为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以“经济主体性”为核心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