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主体性之一：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社会对称发展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内需不足，根本的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是客观上投资需求不足，而是决策者头脑中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而中国的环保建设、基本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陷于一方面有大量人口没事干、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没人干的悖境。走出这个悖境的关键，是使钱有事干——巨额的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有有效的投资渠道。这就是投资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的近两万亿外汇储备能有效花在再生型基本建设上，并通过其杠杆作用扶持全民创业工程，就业问题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上述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资本运作本来是促进生产要素的结合，使之转变为生产力。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直接投资增值、带动社会全面发展，还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投机或借给别人间接投资增值、赚更多的钱，不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执政观，在实践中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头脑中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观与正确的经济学范式是纲，上述问题是目；抓住了纲，纲举目张。
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苛延残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
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场灾难。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性，以知识主体性为主导、以金融主体性为核心、以资产主体性为途径、以产品主体性为归宿。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经济主体性，强调要树立自有品牌、拥有自己核心知识产权、控制重要资源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
应建立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如果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然而非全球化的，那么此次美国的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则不但是全球性的而且是全球化的——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美国的金融危机将通过其世界性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波及全球。这将标志着国际旧金融体系——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苛延残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中国政府应该自觉顺应这一趋势，用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应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只有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处理危机模式；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也并不必然以其它国家的金融安全为前提。如果以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为名，自作多情地把建立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捆绑在某些大国身上，对于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自觉地担负起救火队员的角色，而不是筑起一道自身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那么其结果，就是使危机变成机会，只不过是买办阶级、权贵阶层把我国金融资产拱手送人的机会。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舍本求末。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要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就不仅是靠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调控，也不仅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调控”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
“外部性”只是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来讲“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政治不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且是经济的一个环节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所谓“市场失灵”、“超经济力量”是对经济概念作了片面的、狭隘的理解。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是有没有超经济的力量，要不要超经济的力量，而是要什么样的超经济的力量，为什么要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怎样才能形成、发展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消除负主体性，解决“市场失败”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发展就是解决所谓的人类外部性问题、市场外部性问题。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越多，说明微观经济已经逐步宏观化了；必须改变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时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