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光的一生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和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侈，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他明确指出：其一，不满于奢靡陋习。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大操大办。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接着，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祟“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
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都富裕多了。但我们才刚刚摆脱贫困，刚刚踏上富裕的台阶，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年轻家长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无度，这种无节制的浪费风气正像传染病那样在社会上扩散，已深深影响着下一代。“俭朴”是我们兴家繁国的法宝，挥霍无度必将祸害家业，殃及国家。所以，为了家业兴旺，国家强盛，我们必须努力培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勤劳、俭朴的高尚情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明天，我们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
7.叶圣陶教子写文章
我国大教育家叶圣陶在年近半百时，第一次做了爷爷。
叶圣陶动身去桂林前，1942年4月19日下午二时，大儿媳夏满子生下一个男孩。至善回来报告，说媳妇虽是初产，尚不困难，叶圣陶“闻之大慰”，他早已给这个大孙子起好了名字：“三午”。来由是他自己生于甲午，叶至善生于戊午，而1942年正是壬午，两代父子相差各二十四岁；又按阳历，至善生于4月20日，而三午生于4月19日，生日仅差一天。婴儿出生后两天，叶圣陶驱车去保婴院探望，见“婴儿颇秀美，浓发盖顶，五官端正，小手伸动”，心中高兴极了。墨林则按当地风俗忙着买来鸡蛋，染成红色，分送邻居朋友。
这一年，叶家三个子女开始跟着父亲学写作了。
当时，叶圣陶正主编《国文杂志》月刊，这是个帮助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刊物，需要登载一些中学生写的东西。叶圣陶当时已离开武汉大学，也不在中学教语文，中学生写的东西从哪里来呢？于是他就发动家中的三个孩子给《国文杂志》写文章。最初是女儿至美写了一篇，叶圣陶看了很高兴，认为就当时高中学生的程度来说，算得上是篇好作文，只要稍稍修改一下，登在《国文杂志》上一点也不坍台。于是，墨林就怂恿三官也写出一篇初中程度的好作文来。
对于写作，三官自小就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他还记得幼时看父亲写作时的情景：
“父亲坐在我那张大书桌前，手里握着一支大号派克自来水笔，橘红色的笔杆镶着乌黑一道边，看上去沉甸甸的。明亮的光线从窗口射进里屋，书桌上摊着带格子的稿纸……我推门进去，只见父亲侧着头，眼睛正好对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他准是看到我了，他会怎么样呢？我想。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仍旧侧着头，眼睛望着我推开的那扇门，不说话，也不动，好像并没有看到我，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去，不要去，爹爹在写文章呢！’母亲着急地低声把我喊了出去，随手带上被我推开的那扇门。”
“写文章？”
“写文章？”
“写文章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这样：有点神秘，有点神圣。”
这段话，生动地写出了作家的孩子所受到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官后来发现，父亲的小说里有许多就是写的自己、哥哥、姐姐、母亲，写的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学校里他不怕作文，尤其不怕自由命题的作文，他学父亲写自己最熟悉的事，很少为找不到话说而苦思冥想。这一次，姐姐获得的成功强烈地鼓动和引诱着他，他勇气百倍地开始写了。
三官最熟悉的事是集邮。从小学五年级起，到那时他已有四年的集邮史了，收集到的古今中外各种邮票已有一千多张。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来说，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经过多少钻头觅缝地寻找，费嘴劳神地索讨，掂斤播两地交换，这中间有欢乐也有苦恼，有梦想也有失望，既有丰富的知识，更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就写了一篇《集邮》。叶圣陶很赞成三官自己选定的这个题目，他将小儿子的作文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后，连同“叶至诚”的名字一起登上了《国文杂志》。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居然上了杂志，给了至诚莫大的鼓舞，他感到自信，甚至有点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