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将这三个相隔一千几百年的人放在一起，似乎有点滑稽的意味，仿佛关公大战秦琼一样好笑。实际上，他们三人正可作为对照，来看看用人的不同。诸葛亮自己有才能，但在用人上问题极大，所以才造就了蜀国缺乏人才的局面。而曾国藩则不同，他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本领，关键是他善于招纳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才挽救了清朝的灭亡，成为所谓的“中兴之臣”。
也许，对于诸葛亮，我们总是接受他的正面形象的一面，这样来评价他，一时不易令人接受。我们正是要透过世俗的观点来看到更为深刻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深刻起来。
【事典】
刘备是明君，诸葛亮是贤相，这一对明君贤相的典型形象，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明君贤相为什么最后不能统一全国，重续汉祚呢？为什么只能让后人空自嗟叹呢？杜甫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在惋惜和悲哀的背后，我们是否应该多一些理性思考？
毫无疑问，诸葛亮是人材，而且是杰出的人材。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以前，戎马半生，没有挣得落脚之地；而遇到诸葛亮之后，就能破曹操、驻荆州、取西川、建国号，其作用自然非同小可。然而，诸葛亮似乎总是一人在支撑大局，其手下也就是关、张、赵几员大将。讲老实话，就是这几员大将给人的感觉，也是勇气大于才能，这与曹操手下的谋士成群、猛将如云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难道真的是诸葛亮时运不济，不能像曹操那样“巧遇”人材吗？看来并不是这种情况。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诸葛亮有过许多人材，只是他不善于使用而已。因此，诸葛亮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材。我们谨举魏延和马谡的例子来说明。魏延，字文长，义阳（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国历史上留名，与其说是因为他作战勇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落了个冤死的下场。魏延是长沙的降将，诸葛亮当初就说他有反骨，在刘备的劝说下才没有杀他。但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历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魏延在跟随刘备的南征北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显露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将的才华。在刘备定蜀以前，魏延在蜀军中并无多大名声。到定蜀后，他的官职仅仅是个“牙门将军”。但善于识材的刘备看中了他，在刘备称汉中王时，魏延被破格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按照当时的情况，汉中是重镇，应当以名将镇之，大家以为此职非张飞莫属，张飞也自以为如此。结果刘备却委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担此重任，令“一军尽惊”，议论纷纷。
刘备也完全明白这种情况，他为了树立魏延的威望，特意召开群臣大会，让魏延在会上陈述自己镇守汉中的方法。
刘备问魏延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魏延的答语令“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他的气魄亦使三军折服，并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魏延是否言过其实呢？否！事实证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谋，在抗曹北伐的历次战斗中，曹操的著名大将张郜、王双、郭淮等，均为魏延所杀。要知道，这些人是连诸葛亮都畏惧三分的。
到了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升为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此时，魏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当一面一面的能力。那么，为什么他最终没能发挥才能，结果却以反叛罪名被杀而告终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魏延与诸葛亮的性格不合。据说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说魏延有点骄傲，看不上别人；而诸葛亮为人却是“一生唯谨慎”，对那些富有开拓精神、敢冒大险的建议难于采纳，对这样的人也一贯实行压制政策。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险的建议，如“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意思是说，魏延总是请求诸葛亮给他一万人，他要像韩信那样，从褒中出击，沿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可奇袭长安，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魏延的这个建议当时看来应该是十分正确的，远比诸葛亮步步为营的进攻方法要好，而这一建议也是建立在对敌情、路途、后勤供应诸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完全有可能实现。况且，即使失败，也不会动摇北伐的根本，伤亡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义可想而知。对于这种设想，诸葛亮“制而不许”，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在《隆中对》中所说的两路夹击进攻中原的设想。每次都是这样，魏延的积极性不免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因此魏延发些牢骚也是极其正常的。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等等。时间一长，诸葛亮对魏延产生了偏见。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魏延遭受了小人的谗言。在诸葛亮已经对他有成见、不信任他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人谗毁。而谗毁他的人与他又有极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与诸葛亮关系密切，最后又手握大权。此人便是杨仪。《费讳传》上称魏延、杨仪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长久，便背着魏延秘密地与长史杨仪、司马费讳、护军姜维等商量退军节度问题，作出了“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决定。诸葛亮这样安排退军，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杨仪，不接受其指挥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果然，诸葛亮死后，杨仪采取了“秘不发丧”的措施，当费讳去探听魏延的意见时，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如果向魏延解释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听指挥。结果是魏延与杨仪开战，使蜀军乱作一团。
在战略上谁是谁非另当别论，但由于杨仪护送着诸葛亮的遗体，又拿着尚方宝剑，自然成了“正义”的化身。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贼。如果看看杨仪对魏延的态度和日后的作为，也许就不难明白杨仪假公济私、实现个人野心的企图了。
当马岱将魏延的人头送给杨仪时，杨仪用脚踏着魏延的头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夷延三族”，才解了个人心头之恨。如果是“公仇”，何来这样的意气。杨仪杀了魏延之后，到了成都，“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得了一个“中军师”的不大不小的官。于是怒于声，竟然十分悔恨地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这哪里有一点忠于国家的影子！
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因一时冲动而忘了大局，是不应该的。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考虑论功行赏或是按律处罚的问题，而是说魏延完全可以不“反”，不听杨仪的话是不是“反”，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魏延不是被杀，而是打了胜仗再回成都，向刘禅交差，情形会怎样呢？问题在于诸葛亮没有安排好。岂止是没有安排好这一件事，整个魏延就没有用好。魏延认为自己在诸葛亮的手下是“不能尽才”，可谓切中要害。如果和曹操的用人比较起来，诸葛亮差得何其远也！
从马谡的被斩更可以看出诸葛亮用人的问题。我们在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节的时候，往往只看到诸葛亮执法如山而又极重情义的一面，更为他自贬三级的自责精神所感动，却很少想到他是不是可以不杀马谡？马谡初犯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斩？是不是可以让马谡戴罪立功？是不是有可能将马谡培养成具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大将？
扬长避短是用人的要诀，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马谡的长处在于参谋，而不是独当一面一面地指挥实际作战。对于马谡的谋略，诸葛亮也十分欣赏，有时两人一谈就是一通宵。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大兵南征，就是因采用了马谡的建议而七擒孟获、安定西南的。对于马谡的缺点，刘备看得最为清楚，刘备临死时，就曾谆谆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刘备当时驻兵永安，他把诸葛亮召到身边安排后事，并专门提出了马谡的问题，可见刘备在用人上的眼光要比诸葛亮强得多。但诸葛亮偏偏忘记了这一点，专门用其所短。如果诸葛亮不忘刘备的嘱咐，以马谡为“参军”，不把马谡推到主将的位置上，马谡的确可以才尽其长，发挥好自己的参谋作用。真是天才知道，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放着魏延、吴懿等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将不用，却偏偏"违众拔谡"，让马谡当了北伐的先锋官。这真是弃马谡之长而用其短，结果是“失街亭”。
仿佛诸葛亮是没有错的，三国时期只有“空营计”而无“空城记”，后人为了替诸葛亮遮丑，生生编出一个“空城计”来，盛赞诸葛亮的智谋。其实，即使真的有“空城记”，那诸葛亮也是“事后诸葛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