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事君是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如果事之无道，不仅难以升官，恐怕连头颅都难以保全。那么，应该怎样事君呢？
唐朝的宦官仇士良一生大得皇帝的宠爱，在他告老还乡时，他的徒子徒孙小太监们，专门为他举行隆重的送行宴会，虔诚地请求仇士良传授他们一点在宫廷里混饭吃的本领。仇士良说：“你们侍奉皇帝，要诀是千万不要让皇帝闲着，皇帝一闲着，就想读书，就想接待儒臣，就想讨论治国方略。如果是这样，皇帝就会变得明白起来，不再追求吃喝玩乐，也就不再宠信我们。因此，你们要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不给他留出一点空闲。这样，皇帝就不再留心学问，也无暇过问政事，反倒觉得我们十分忠心，也就只有靠我们去替他办事。这样，我们岂不就可以专权了吗？”一番话，说得小太监们一个个如醍醐灌顶，欢喜而去。
这是臭名昭著的太监说的话，非正人君子所为。那么，“正人君子”就一定不是这样吗？
【事典】
曹振镛在乾隆年间中过进士，做过翰林；到了嘉靖年间连连升官，可谓飞黄腾达，一直升为尚书、大学士；到了道光年间，他更是如鱼得水，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赐画像入紫光阁。曹振镛于八十一岁高龄去世后，谥赠“文正”。“文正”的谥号在清朝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对故世大臣的最高评价，还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臣子的高度信任。纵观整个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是有显赫的武功呢？还是有过人的才能？这两样他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历仕三朝，不仅没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反而愈老愈受皇帝宠爱，仕途越来越顺，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别人对他的为官之道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作为三朝元老，是怎样深受皇帝的宠信的。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只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对皇帝、对上司，要多表示顺从，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大概体会最深，不用特别解释。但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少说话并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傻子，少说话则是聪明人，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了。
曹振镛对此是深有研究。
清朝的前期还是政治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的生活相对有所改善，但到了乾隆以后，各方面的矛盾都凸显出来，逐渐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虽然自雍正实行新政以来，政治局面曾出现好转，但此时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过时之嫌，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在具体处理事务时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出办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有几大摞，道光帝实在应接不暇，搞得十分烦躁。但如果不看这些奏折，又会落得个荒废政务的恶名，这种烦躁的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
曹振镛经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围，又善于察颜观色，对此深有了解。他经过一番琢磨，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向皇帝“奏上一本”，为皇帝“分忧”。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如下的高论：
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无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博取直言的虚名，哪里是对国家尽忠！对于这些沽名钓誉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会蒙受拒谏的坏名声。依臣之愚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圣明与天威，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了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镛这一番奸佞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帝的下怀。此后，道光帝居然真的照着曹振镛的办法去做，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细枝末节的小毛病，甚至是字体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旨申斥，虽然没有杀人，倒确实使不少人为此丢官。
这种方法的确是效验若神，没多长时间，就弄得满朝文武官员谨小慎微，以致人人自危，不仅不敢轻易上书，就算真的发生了问题，也是尽量隐瞒不报。有时发生了大事，实在隐瞒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轻地说上几句，就此完事。这样一来，朝廷上下就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和粉饰太平的恶劣作风，结果使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改进，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酿成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前后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几乎使清王朝灭亡。
不仅如此，曹振镛还善于谗毁。阮元是清朝著名的古文学家，学问精深，著有多种著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镛的嫉妒。阮元与曹振镛都是清乾隆朝进士，且同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但曹振镛对阮元心存疑忌，一直寻找机会排挤他。
一次，道光帝与曹振镛偶然谈及阮元，道光问曹振镛说：“阮元年青时就中进士，刚及壮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后来又历任封疆大吏，镇抚一方达三十余年，他是靠着什么过人的本领才有这样的成绩呢？”曹振镛听后，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装出一副十分真诚而又佩服的样子说：“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还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于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对琴、棋、书、画皆有擅长，无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学问见长。”道光帝接着问：“阮元长年做官，哪有时间研究学问，何以以学问见长呢？”曹振镛回答说：“阮元现任云贵总督，当地百业待兴，政务繁忙，若是其他督抚，必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决无时间研究学问。但阮元不然，他爱好行文，每天都在总督衙署与一班文人学士谈论文章，考据古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学问尤好。”道光帝听后，十分吃惊，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后来还是受了曹振镛的影响，借故将阮元调为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评议】
曹振镛死后谥“文正”，在中国历史上，谥为“文正”的人并不多，如宋朝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谥为范“文正”公，意思是说范仲淹既懂文治，又中正无私，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然而，这个谥号，放在曹振镛的头上，怎么就那么别扭？也许，官方赠与的谥号本来就不那么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