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上走过来六个人，大步流星闯进红柳村。
沙英和广友在村头上放哨。沙英问：“你们找谁？”一巴掌打在沙英脸上。
广友说：“凭······”被一脚踹倒。
沙英一个旋风脚踢过去，但是经不住他们人多，就像捂蚂蚱似的，把沙英按住，拧住了胳臂。广友爬起来，也要打，同样被扭住。
连推带拥地把他两个带到会长家门口。只有会长的媳妇和闺女在家。他们闯进院子，一阵好砸，把会长家里砸得连一个酒盅都没有剩下。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叫会长到城里宪兵司令部接待处去一趟，如果不去，就要你全家的性命，把你闺女带去，让日本人米西米西。
几个人出了大门，把沙英、广友推到地上，又踢了几脚，扬长而去。
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会长悄悄地到了村外，掀开一个地瓜井，跳下去，里边有两条长枪，会长全都背上，奔蒙山城去了。
傍晚，会长从城里回来了，衣裳换成了全新的，戴着呢子礼帽，腰里别着盒子枪，枪上系一条红穗子，叼着烟卷，走起路来，比先前神气了许多。喝了酒，满面红光。
沙英、海龙在街头上看到一个人向村子走来，到近前，海龙说：“这不是会长吗？”沙英说：“是啊，怎么变成这个样了？他从哪里弄来的盒子枪？”
海龙想到会长家里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沙英说，别去，不大对劲啊。
从村外又走来一人，扛着铁锨。海龙截住问：“二叔，你看见会长了吗？”二叔说：“看见了，我在地里干活，碰见了他，吓我一跳，以为碰见了汉奸呢。”
沙英说：“你没问他怎么回事了吗？”
二叔说：“问了。说你管的着吗？我想怎样就怎样。说着，就要掏枪。我说，我自己的事还管不过来呢，我管你干什么？看这架势，是喝多了，不知道姓什么了，叛变了。这年头，人心难测啊。”
沙英和海龙想报告沙指导员，又不知道去了哪里，于是去找民兵队长。
常海正在家里剥玉米。沙英、海龙急急慌慌跑进来，说会长叛变了，我们亲眼看到的。穿戴都变了，阔起来了，盒子枪都挎上了，威风着哪。
常海说，不会吧，会长抗日挺积极的。人不可貌相，要了解清楚才能确定。当汉奸，这可不是乱说的。谁还愿意戴汉奸帽子？
沙英说，那天来的几个人，把我和广友揍了一顿，把会长家里砸的稀烂，说不定就是来威胁他的，他害怕了。
回想起会长原来就胆小，一听见说鬼子来了，腿就软了，跑不动了，常海也感觉到会长有叛变的可能。可是，又没有证据。不管会长叛变不叛变，都要小心。考虑到会长知道藏枪的地方，他们就想把枪支转移，免得发生意外，于是到了村外。
海龙下到地瓜井里，一摸，坏了，仅有的两条枪没了。
常海决定，赶快去报告沙指导员。
会长牵着一头牛，向红柳村走来。街上有闲谈的人们，会长牵着牛，从村中走过。
群众议论纷纷：
会长家有骡子，又买牛，会长真有钱。
只要当了汉奸，马上就有钱。
那咱也去当汉奸。
你去呀，去呀。
咱想当汉奸，还没有门路呢。
你去问问会长，是怎么当汉奸的。
你干脆跟他干好了。
只要给我一头牛，我就跟他干。
那你赶快去呀，让会长把那头牛给你。说不定那头牛就是专门给你买的。
我还要想想，八路军游击队要收拾我怎么办？
会长当汉奸，也没见收拾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那你怎么不去？
我怕落骂名。你只要不怕落骂名，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当汉奸。
······
夜里，海龙家。
沙指导员说：“根据情报，会长确实叛变了，封了他一个城南区情报处处长、和平建国军连长。这下可好，让他背走了仅有的两条枪，搅得人心惶惶，我们要想办法除掉他，消除恶劣影响。”
赵殿魁说：“收拾他容易，可都是街坊邻居，这事······”
沙指导员说：“这事还真费脑筋。会长做了不少抗日工作，帮了不少忙，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赵殿奎说：“我琢磨着，他还是想过安稳日子。鬼子来了以后，没有伤着他家里的人，对鬼子没有仇恨。他本来就胆小，没有抗日的决心，一吓唬，就动摇了。”
沙指导员说：“他现在还没有罪恶，又是老街坊，把他一枪打死，还真下不了狠手。”
常海说：“把他交给军事法庭，部队上不是有军事法庭吗？”
“有啊。可以审判他。不论怎么处理，都要先把他抓住。我再向上级汇报，研究了以后，看怎么处理。”
沙英说：“我们盯他好几天了，他不常回家，回家的时候，常常在傍黑的时候，手枪就别在腰带上，东瞧西望，生怕有人靠近，要害他似的。”
沙指导员说：“他肯定心虚，肯定害怕。当汉奸很不光彩，他也明白。敌人威胁他，他本来就胆小怕事，也知道我们的厉害。不论怎么样，先摸清楚他回家的时间和路线，把他抓住再说。”
海龙说：“他回家不走大桥，走浮桥，然后走小道，偷偷摸摸回家。”
沙指导员说：“抓会长要一次成功，如果抓不住，他以后可能就住在城里，不回来了。这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脑子，他如果做了敌人的暗探，咱们一时又看不出來，岂不更坏？咱们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