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有没有法制？有，也没有。说有，是因为法网森严，法制严酷，更有礼大于法；说没有，是因为皇帝家天下，嘴比法大，人情大于法。看看下面的例子，也许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法制为什么会混乱了。
【事典】
王恢是西汉的一名将军，因为不带兵出击匈奴运送粮草的部队，被最高司法机关逮捕，按军法应当处死。当时，王恢给丞相田蚡送了一千两黄金，请求田蚡替自己说情。田蚡是太后的同母弟，也就是武帝的舅舅，但他不敢直接向皇帝为王恢说情，就求援于自己的姐姐。太后把田蚡的话转告武帝以后，武帝在这件事上倒还是个明白人，他并没有赦免王恢，还是把他杀了。
西汉和东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比较多的时期。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一般说来，外戚干政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西汉文帝刘恒时，有人上告说，周勃想谋反。汉文帝就令最高司法机关逮捕了周勃。法吏对周勃很不礼貌，很不尊重，甚至还想方设法地侮辱他。 在刘恒当皇帝前，吕后一族的外戚专权。当时任太尉的周勃与陈平等人设计消灭了吕太后家掌权的人，周勃的功劳是很大的，他因功被增加封地，赏赐金帛。他把自己所得的赏赐全部送给了汉文帝的舅舅薄昭，当周勃被逮捕以后，薄昭就对他的姐姐——即汉文帝的母亲说了周勃送金给自己的这件事，要求她替周勃说情。太后给汉文帝说了这件事以后，周勃便被释放了。
由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汉代的母后可以干预国家大事似乎是十分正常的事，因此，外戚薄昭、田蚡等人才能够招权纳贿。这些仅仅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至于史书没有记载的，肯定还有很多。
宋哲宗赵煦即位时，年龄还小，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的叔叔高遵裕在带兵西征时违犯了军法，被罢官，宰相蔡确为了献媚讨好，请求太后恢复高遵裕的官职。高太后说：“高遵裕在灵武打仗时，违背法令，使上百万官兵死在疆场，神宗皇帝因此一病不起。他的罪过太大了，不杀头已是侥幸了。我哪里还能照顾私情，违背天下人的意愿呢？”高太后如此圣明，即使出现一百个薄昭、田蚡之类的外戚，也是没有用的。
宋神宗赵顼在位时，支持王安石变法。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气出现了多年以来没有的干旱，危害了农业生产。赵顼十分很着急，他认为是变法惹恼了上天，便想把一些变法法令废除了。王安石的性格是很固执的，他很生气，与神宗进行争论。宋神宗说：“最近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担心国家是否稳定，害怕继续推行新法将更加丧失人心，以至于向我哭诉，我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王安石说：“我知道，两宫所说的话都是外戚向经、曹修说给她们的，外戚的话是不能听的。” 这时，王安石极力推行新法，给人民带来了危害，向经和曹修能够向母后进献忠言，可以称得上是贤明的外戚，但他们的主意被王安石否定了。假如王安石遇上汉代的薄昭、田蚡那样的外戚，又会怎么样呢？
【评议】
外戚干政，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最自然最普遍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是“人情政治”，而外戚又正是因人情而连接起来的，所以，外戚干政特别符合中国的历史国情。至于人们认为外戚不得干政，道理也是再浅显不过的，那就是因为天下是男人的天下，外戚，总是通过女人联系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