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李淳风对唐太宗说：“明天北斗七星将要变成人的形状，到了时候您要请他们来作客。”唐太宗听信了李淳风的话，第二天派使者在指定的地方等候。不一会儿，从远方走来了七位僧人，他们从金光门进入西市的酒家，让人取来一石酒，在那里聚饮；饮完之后，又添了一些。这时，唐太宗的使者走上前来说：“皇帝请你们入宫。”这些僧人相顾而笑，说：“一定是李淳风这个小儿走漏了风声。”回头对使者说：“我们饮完了这些酒，便进宫，你不必着急。”喝完酒之后，使者在前面先走，等发觉身后无人，回头一看，僧人都不见了，只见座下放着二千银两。
关于星占的理论，起源也很早。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了《天官书》一章，后来的史书绝大多数都仿效了。他在其中把天空分为五官。所谓五官实际上是指把天空划分为五大区域，分别称为中官、东官、西官和北官。其实它的理论基础还是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据，即以四象的理论来划分，只是又多划出一个中间出来，称为中官，从而形成了五官。五官各有其对应物，但在具体的对应物上又没有统一的说法。虽然各有各的理论，但归结起来，也无非是把传统的四象变成五象、四兽变成五兽，使之更加符合阴阳五行的说法而已。司马迁在《天官书》中似乎试图将这些纷乱的说法归于统一，他将四方的四官对应四兽，中官定为北极。这样一来，东方的天象对应春天，南方对应夏天，西方对应秋天，北方对应冬天。
接下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分野。分野就是将上天的星座按照一定的规则划分给地下的某一个地区、州域和诸侯国，当天上的星象发生变化时，它相应的地区也就会产生感应。汉代郑玄在注释《周礼》时说：“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意是说，帝王在划分各个诸侯国的时候，也给他们分封了相应的星座。但划分星际分野的方法很多，如十二次分野的分法是按照岁星的运行规律，将天空划分为十二等分，以一年为单位，每一年岁星到达一个相应的天上区间，十二年之后岁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分野的基本方法是将这十二个天上的区间与侯国对应起来，哪一个区间对应哪一个地区（诸侯国）是由古代天文学的权威（占星的权威）决定的，并不是随便划分的。另外还有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分野、干支分野等等。
其实，古人早就不相信这一套了。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齐国的上空出现了彗星，齐景公感到非常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便请人去祈禳。
晏子去劝景公说：“这么做没有什么好处，只是自我欺骗罢了。上天有道，不可随便去讨好它，不能对上天的意旨怀有二心，既然如此又何必去禳星呢！况且天上有彗星出现，是暗示国君应清除污秽，如果没有了污浊的德行，又何必祈祷呢？如果德行有污秽，祭告鬼神能有什么作用？《诗经》上说：‘这位周文王啊，慎言行事，小心翼翼，事上帝心地光明，得来大福大吉，他不违背道德规范，掌握了天命。’大王没有违背德义的行为，各国诸侯就会前来朝拜，还怕什么彗星呢？《诗经》上的话难道不值得借鉴吗？从夏后到商，哪个不是因为淫乱失德的原因，使百姓最后流浪逃亡。要是真的违背德义，发生祸乱，百姓就将流亡他乡，即使祝史祭祀，也是无济于事的呀！”
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立即停止了禳星的活动。
古代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占星活动都与帝王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密切相关，甚至有许多“善行”就是根据对星象的解释而采取的。例如《晏子春秋》上记载，齐景公在位时，有一段时间，火星每晚总出现在天空中，过一年也没有消失。景公很奇怪，也很恐慌，就叫来晏子问：“我听说，人做好事，上天就褒奖他，要是作恶，上天就惩罚他。火星是表示上天惩罚之意的，现在总是出现于南方天空。这表示将由谁来承受惩罚呢？”晏子说：“由齐国承担。”景公听了十分诧异，他很不高兴地说：“天下大国有十二个，都号称诸侯，为什么火星昭示的灾难要齐国来承担呢？”晏婴说：“火星的方位正在齐国的地界，而且上天降惩，往往注重富强之国。现在的齐国，治政不采纳良策，颁布政令不能执行，贤才良臣被疏远，造谣生事的小人反而得势；百姓的怨愤已达到了极点，有的人在自己祈祷福祥，有的人以平庸的样子强掩着心中的不满，甚至有人已经失去信心，他们有了轻生的念头。所以天上的众星不按原有的顺序出现，明暗变化不定，也不遵循原有的规律，灾星显出光芒，大星逆转，不吉祥的妖星也在旁边出现。这正象征着有贤良而置之不用，国家怎么能不灭亡！”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问：“灾祸是可以消除的吗？”晏子回答：“当然。可以招致而来的东西，就可以使它离去，不能招致而来的东西也就不能使它离去。”景公又问：“我应当怎么去做呢？”晏子答道：“您何不清理冤狱，放那些受难的人回乡种田，把官府的财物散发给百姓，恤贫怜贱，敬养老人。大王如果这样做，所有的祸患都可以祛除，又何止一颗星呢！”
景公听罢，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说：“好！”他按晏子所说去做，过了三个月，火星便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晏婴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灾由人为，不在于天。汉代的晁错给汉文帝的奏疏《论贵粟疏》中专讲“劝农力本”才能国富民强的道理，他说：“圣明的君主身居王位，他的人民不受冻不挨饿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能够亲自耕种供给他们吃，亲自织布供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够开辟生财之道啊。所以尽管尧禹的时候，有连续九年的水灾，汤的时候有连续七年的酷旱，而他们的国内却没有被遗弃和枯瘦的人，那就因为其积蓄丰厚和早有准备的缘故。现在，我们天下统一，土地广阔、人民众多，并不亚于汤、禹的时代，加上又没有连年旱涝的天灾，然而积蓄赶不上汤的时候，为什么呢？就因为土地有余利，人民有余力，种粮食的土地未能充分开垦，山川水泽的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不劳而食的人未能全部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的缘故。”这难道说得还不明白吗？
【评议】
中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可惜的是，这不是出于纯粹科学的原因，而是由于古人十分重视星占术的缘故。这种阴差阳错，有时不能不令人感慨。
星占术是个十分庞大复杂的体系，各代都有不同，这里既无法详细介绍，其实也没有详细了解的必要，如果能知道一些关于星占术的常识，对非专业人员也就够了。
必须看到的是，古代的占星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预测家。他们占星的主旨是为宫廷政治服务的，所以他们不但要精通占星学，而且还要具有十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善于分析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动向以及社会发展的动态，否则就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古代的占星活动并不是民间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乱说的。其实，占星活动与其说是一项占卜活动，倒不如说是一项政治活动。古人认为，占星是一项非常重大凶险的活动，没有高超的才学和出众智慧是无法胜任的，如果随便猜测，不仅会给别人带来灾难，还会祸及自己；同祥，接受占星结果的帝王也是必须有一定德智的，否则就会变成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结果自然是自讨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