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洪堡大学的教学方式在19世纪末十分流行，洪堡的理念主要是自由和平等。这种自由主要是说大学的学术和管理自由，如教授治校、独立研究等；平等，主要是提倡学生接受普遍的、实用类型的教育，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德国学校培养的学生，动手能力在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德国的学者同时就是大学的老师，完全靠学术地位和威望让学校自如运转，这种以个人魅力和能力为核心的方式与英、法是截然不同的。
相比德国国民的教育素质而言，美国牛仔遍地，识字率很低，根本不具备搞学术研究的能力。不过，在农场出生的学生，特别在意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他们的家长对此也特别上心。德国人的学术高标准没办法全部吸收，其他方面照葫芦画瓢，应该没什么问题。德国人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人口开始流出，美国才开始开头，美国的人口正在大规模地增加，就待教育人数来说美国更具优势。老斯坦福大概从经商中看出了自己搞德国式教育的比较优势，很快，以德国的洪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为模板，斯坦福大学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学校的原则和德国的也是平行的，比如宗教自由，学生们不必按照教义划分门户，比如男女同校和免费教育、平民主义等都是洪堡大学的一贯风格。为了看起来更加德国化、国际化，学校干脆采用了一个德国式的校训。这就是斯坦福大学会有德国校训的原因。
校训“自由之风吹拂”中的自由，并不是政治口号里的自由，甚至压根和它没关系，反倒是有点儿中国人理解的工科男的实用主义的意思。
胡佛这样的德裔移民对斯坦福大学的德国教育方式自然感觉更为亲切。尽管纽约的报纸不太看好新建的斯坦福大学，但开学的第一天，斯坦福大学就招收了500多名学生，而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德裔移民。
像胡佛祖先这样的德国移民，他们嘴里的自由，鲜明地体现在不参加不义战争和宗教冲突上，早期为了抵制征兵，这群人特别喜欢各种工匠和技术行当，很有点儿理工科分子不问政治只问技术的意思。以胡佛的资质，本来做一名律师和法官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出身于斯坦福大学，选择一个从容的养家糊口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
今天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甚少参与政治上的活动，而是醉心于技术和经济运行的完美过程。虽然他们也利用政治给自己贴金，但更注重实际和应用，经济和技术的传统丝毫不曾改变。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者中，很少有人看重政府顾问这样的职位。对于他们而言，远离政治，在经济上求得自由恐怕是更重要的，这仍然同校训的传统一脉相承。
第三节 为何外来“牛人”说了算
◇ ◇ ◇ ◇ ◇
以下是关于常春藤盟校和斯坦福大学换灯泡学生的笑话：
假设常春藤的学生碰到实验室的灯泡坏了，需要几个人去换灯泡呢？
普林斯顿大学：2个，一个准备调酒，另一个找电工。
布朗大学：11个，一个换灯泡，另外的站着观看，以便下次也能动手换灯泡。
达特茅斯学院：没有，因为汉诺威镇上没有电。（达特茅斯学院没有实用的工科课程。）
康奈尔大学：2个，一个换灯泡，另一个踩碎坏灯泡。
宾夕法尼亚大学：只有一个，不过他要为此找6个证明人。
哥伦比亚大学：76个，一个换灯泡，50个为不换灯泡的权利抗议，另外25个做前面50个的对抗者。
耶鲁大学：没有，纽黑文镇在黑暗中看起来更美。
哈佛大学：1个，不过他换完灯泡以后全世界都要围着他转。
斯坦福大学：1个，不过肯定是从东部来农场度假的家伙。
前8所大学构成美国的常春藤盟校。上面的笑话大概是对精英教育最有意思的讽刺，8所大学重视学术、保守的风气通过笑话表达得淋漓尽致。斯坦福大学，并不属于常春藤盟校，相反，斯坦福虽说是名校，却明显带有和精英唱反调的意思。因为笑话里斯坦福大学是唯一的西部学校，学校的名称还是农场。
八大名校构成的常春藤联盟，一直以来就是北美精英教育、一流学术的代名词。不过事情总有另外的一面。这八大名校，就学校风气而言，几乎个个都有点儿古董的味道。直到《阿甘正传》的主人公阿甘上大学的时候，这8所大学有7所都不招收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许多中国人不太理解这样的剧情：智商为75的福瑞斯·甘考上了大学，他爱的姑娘珍妮却只能待在女子学院里，原因就在这里。常春藤大学的历史和教会的联系比一般的美国大学要浓厚得多，一直以来都是白人男性精英教育的最高象征。
当然，这其中康奈尔大学始终是个例外，这所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关系，可以用“父子关系”来形容。在老斯坦福聘请教师的时候，尽管他很有钱，许多名校教授却不乐意按照种族、性别、宗教平等的原则执教。最后，斯坦福大学的一半教师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包括校长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
这个历史的基点，事实上还造成了日后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特别是经济学教育的一个奇特现象。处处同精英理念对立的斯坦福大学，却成为常春藤盟校优秀学者的主要工作地。斯坦福大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8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完全在斯坦福完成所有高等教育的。
斯坦福似乎还存在一个更加让人诧异的现象。尽管斯坦福大学人才济济，掌控经济学学术方向的却往往是外来的“牛人”。比如，斯坦福大学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尼斯· 阿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罗伯特· 霍尔，则是斯坦福商学院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
对“近亲繁殖”现象十分明显的北美学术圈来说，这是异常惊人的。按理说，自己培养的学生，留在母校工作，薪火相传，应该对于学术传统更有优势。像哈佛这样的名校，毕业生的就业要看地域和学校威望，本校的学生占绝对优势。
后来，到斯坦福任教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乔治·斯蒂格勒调查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60%的学生都在东部的大学任教，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就是斯坦福大学的邻校55%的学生都在西部执教。从生源的分布来看，哈佛的博士大概90%都是本科毕业于哈佛的，其他大学也基本如此。不过，斯坦福大学显然是个另类，在调查所有斯坦福大学这一相关的现象后，你会发现要得出近亲繁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
斯蒂格勒分析认为，像哈佛一类的学校和圈子，因为历史、学术观点、偏见等，“近亲繁殖”体现出一种学校地方保护主义，这证明精英教育市场存在不完全的竞争和歧视。
另类的斯坦福大学，没有了保护主义的羽翼，教学和职业完全竞争，用反精英的方式，在北美高校中长盛不衰，不但在教育市场上立足，甚至构成对常春藤盟校最强有力的竞争。
斯坦福本身缺乏基础性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办法就是靠引进其他名校的师资力量办教育。在教师和学校之间，必然是一种纯粹的交易。教师和研究所、学校是一种普通的雇佣关系，除去这种交易外，学校当局无权干涉教师的所有行为，包括讲课的内容、去留问题。
因为缺乏资源，导致各种历史的、非学术观点的、偏见的影响总是很有限，自然圈子的基础立不起来，最后这种关系和市场上的平等如出一辙。教授获得斯坦福大学教职的唯一途径就是学术能力，争取教职全靠纯粹的学术竞争。由于摆脱了关系的束缚，对于那些有才干的年轻学者来说，公平竞争的手段无疑也就更有吸引力。竞争必然是优胜劣汰，久而久之，就出现我们看到的外来“牛人”多，外来“牛人”说了算的经典现象。多种经济学观点、资源的竞争，必然带来学术上的繁荣。
单就课程而言，斯坦福大学教程具有极高的重叠比率，常常是两门不同的课，选用的教材却是一本。在这个提倡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氛围的地方，却又有大批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学派的经济学家同台授课。这大概也是美国大学里难得一见的现象。
比如，本书要提到的几个斯坦福经济学牛人，托马斯·索维尔和保罗·巴兰是斯坦福大学的这种特性的标志性人物，他们讲的内容，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交集。另一派的人物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肯尼斯·阿罗、约翰·泰勒则被看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绝对象征。可是为什么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哪怕是在现在的美国新一代年轻人看来水火不容的两派都在斯坦福大学里出现，其实这都是因为自由竞争的观点。
甚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很多年前，前者和后者曾经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在斯坦福的环境读过同一本书。比如斯坦福的教授上课的时候，可能让你回家翻翻《资本论》，了解一下卡尔·马克思。夸张地说，如果卡尔·马克思晚些去世，估计斯坦福大学也会很高兴地给他发经济学教授的聘书。
第四节 为什么教授和硅谷企业家都抱怨创新不足
当年的美国理解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勇于冒险。出生在这样的时代，是我的幸运。可如今整个国家越来越看重短期利益，我跟其他许多科学家、商业人士和家长都认为，我们的下一辈将不再拥有我们当年碰上的大好机会。面对这样的转变，我想要尽些绵薄之力，于是写下这本书，与读者诸君分享心中的想法。
—思科公司前首席技术执行官、斯坦福毕业生朱迪·艾斯特林
模仿别人，不做发明，不交学费，大部分成功的高科技公司都是源自这个模式，有人认为微软当时也是走这个路子。这取决于组织的接收能力够不够强。有一些公司，自己做一些基础研究，但是做基础研究主要目的不是寻找和激发新的点子，而是确保在偷取别人技术的时候具备一定的接受力。—斯坦福商学院教授詹姆斯·马奇
以上两段话，前者出自朱迪·艾斯特林的畅销书《美国创新在衰退》，字里行间表现出对美国创新乏力、急功近利毁灭创新的担忧；后者是斯坦福商学院教授詹姆斯·马奇和中国用友软件公司考察团的交流谈话，老先生对于一些垄断大公司的模仿、剽窃和坐享其成深为不满。
只要随便浏览一下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报纸，以前字缝里的创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听一听国会议员们吵吵嚷嚷，“创新”从蚊子般的声音瞬间变成了扰人的雷声。
与政客们不得要领的口舌之争不同，朱迪和詹姆斯作为企业家和斯坦福的创新专家，他们对于硅谷和美国创新的忧虑，与那些“二手行家”们的想象完全不同。
从奥匈帝国破产流亡到美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懂“创新”和“硅谷发生了什么”的人。
“微软是个垄断帝国，比尔·盖茨像个暴君。”微软的对手讽刺道。其实熊彼特很早就说过：“大企业的跟进创新会制造更多的垄断。”
“创新竟然也是有周期的，我们好像已经进入创新低谷了。”熊彼特说，“我提出创新就是为了说明经济周期的。经济有波动，创新自然也会有曲折和起伏”。
确切地说，朱迪和詹姆斯担忧经济创新的同时，美国绝大多数人，包括总统和格林斯潘（他是熊彼特的学生之一）却在台上唱着不着调的美国创新繁荣论。直到今天，许多美国人都忘记一点，朱迪女士现在已经不是思科公司的技术官了。
朱迪女士1981年和丈夫创办了一家叫“大桥通信”的小网络公
司，那时候，这位女士认为“自己真正的激情和长处其实不是跟机器打成一片，而是跟大伙儿一起合力将新技术推向市场”。但到了2000年，朱迪女士在大型的垄断公司思科工作，她认为“硅谷变了”。从前大家饶有兴致地创造新技术，解决有趣的问题，而今这股热情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优先考虑即刻的财务回报，创办恒久的企业反倒退居其次。“我想回头经营自己的公司，但不希望公司只围着产品转，陷入业界急功近利的疯狂热潮。”尽管她十分不满她的新公司彻底远离了技术，实际上却大做根据财务报表孵化小企业的“包装设计”买卖。
朱迪其实还是朱迪，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在1981年后和2000年后，分明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创新阶段：第一个时期，热情把技术推广到市场阶段的状态，熊彼特称为创新一阶段；第二个时期，那种大公司模仿跟进，在市场上搏杀的状态，熊彼特称为创新第
二阶段。
这两个阶段后是长期的创新衰退，衰退时间的长短，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基本上取决于第一阶段复活的早晚。如果大企业没工夫做第一阶段，那么很可能创新的周期就会无限延长。熊彼特当时发现，小的创新周期需要3～4年。按照这个标准看，美国显然被拖进了一个更长的模仿周期，如果按照悲观经济学家的看法，美国如果进入20年“库兹涅茨周期”（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发现的一种经济周期现象，每20年循环一次），那将是美国的一场噩梦。朱迪和詹姆斯真正的抱怨，肯定不是他们说出来的那么简单。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创新危机的讨论并不是今天才有，事实上至少有两次全国规模的大讨论，影响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