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以美国人的视角还是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后来居上的斯坦福大学在很多方面都完全异于哈佛大学。硅谷精英遍地、经济学大腕云集的表面，其实隐藏了很多难解之谜：学校的历史会被误解和一个乡巴佬有关？外来精英凭什么掌握话语权？硅谷企业家独特的思考方式是怎么形成的？
第一节 为什么斯坦福大学的别名是“农场”
斯坦福大学校园有一种粗犷、开阔的美，大片的红杉和草池，红瓦黄墙古朴的砂岩建筑、优雅的胡佛塔，典雅的纪念教堂，罗丹深沉的雕塑群。在硅谷的海湾区，外来者往往会被某个“方言”词搞得一头雾水，比如在校友会这样隆重的公开场合，斯坦福校长约翰会问一个学生：“你在农场的日子快乐吗？”
一般人会以为这两位大概在探讨某次校外聚会的美好记忆，可能让你也跟着浮想联翩，直奔加利福尼亚州农场天堂般的画面：温暖的太阳、蓝蓝的天空、太平洋的清新空气、牛仔、小马和羊群……
实际上，就如同纽约被美国中西部居民叫作大苹果一样，这里的“农场”是斯坦福大学的另一代称。
初看这好像很“雷人”，孕育出硅谷的世界名校居然和农场搭上关系，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农场”这个代称的由来，不但和斯坦福的创建人阿马萨·利兰·斯坦福有关，而且同硅谷、美国的历史也有密切的联系。首先，让我们谈谈老斯坦福。
阿马萨·利兰·斯坦福的父亲是个东部农民，据说他的管账本事不错，很想培养小儿子做律师。1848年加州兴起一股“金矿热”，阿马萨的5个兄弟都赶到西海岸的“金州”创业，此时阿马萨待在密尔沃基的小城事务所工作，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父亲赠送了他当地最好的法学图书馆，妻子是本地大商人的女儿，26岁就当上执政的辉格党的区法律顾问—这很符合老斯坦福的想法。不过天有不测风云，1852年的一场大火让阿马萨变成了穷光蛋，他不得不让妻子寄居在父母家中，只身一人去投靠加州的兄弟们。
在加州的荒蛮地界，小律师阿马萨如鱼得水，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一样，他也从记账保管干起，不到两年就成了店主。阿马萨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无人知晓。不过他在矿场商店的伙伴—一个会计、两个五金师后来和阿马萨组建了萨克拉门托“四人财团”。这个财团后来修建了太平洋铁路。1861年，阿马萨依靠这些伙伴的强有力支持，出任加州第八任州长。
阿马萨“热心”图书馆公益事业，是治安糟糕的当地的一名“太平绅士”—要是稍微了解一点儿美国历史就知道，这是龙蛇混杂的西部的一种“另类”民间仲裁法官，当然也可以按照现代的法律标准说是介于黑白社会之间的灰色教父。阿马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口碑、起点也是从太平绅士和仲裁人开始的，这也成为他后来捐助建立斯坦福大学的原因之一。
所谓时势造英雄，从今天的角度看，老斯坦福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带着深厚美国历史烙印的人。一部美国早期西部史，也就是一部斯坦福家族发家史，更是一部斯坦福大学的前史。
100年前的硅谷和加利福尼亚州本是蛮荒之地，加利福尼亚州本不是美国的领土，1822～1847年美墨战争以前一直属于墨西哥。整个19世纪前几十年，该州的人口都十分稀少，除西班牙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之外，几乎少有东部移民。1848年加州金矿热以及北美铁路建设，吸引了大批美墨两国的亡命之徒、爱尔兰饥饿的移民和华人涌入，在此后的30年里，移民潮才带动加州人口第一次攀上百万大关。
在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工业革命中，加州自由资本主义冒险精神和殖民时代血与火的行径彼此呼应，缔造出一种“强盗大王（美国经济学奠基者凡勃伦所谓的早期垄断巨头）和牛仔”的怪物混合体。在当时的加州，不论是墨西哥还是美国一方，都信奉白人至上，同时热衷于资本扩张，为暴富不择手段，各种勾当无不涉及。
阿马萨·斯坦福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传言把他描绘成温情脉脉、穷酸模样的乡下农场主，与其所作所为的真实形象相比，实有天壤之别。阿马萨可不是一个木讷、勤恳的农民，而是流着“牛仔”血液的强盗大王，甚至以今天中美的标准来看，还是个“官商”。
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过程中，他控制着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利用其州长地位和权威，用各种手段击垮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整个北美铁路港口运输、邮件运营活动，还试图染指日本、中国的西太平洋航线，从而积累起巨额财富。到1861年，他成为加州乃至整个美国西部经济和政治上的头号人物。
老斯坦福的财富，说来令人咋舌。斯坦福大学里陈列的衣着华丽、贵族气派十足的斯坦福夫妇肖像，今天看来依旧是奢华得不得了，上面镶嵌的炫目的钻石和水晶价值连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葡萄园，属于老斯坦福的斯坦福兄弟酒庄；老斯坦福拥有的酒庄、农场、酒店个个规模大得惊人，如今的洛杉矶法院建筑不过是当年斯坦福不起眼的一家酒店而已。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贵族最主要的休闲活动是养马和赛马，老斯坦福也是这两项活动的爱好者。他在帕累·阿尔托乡下专门建了一个良种马场，这个农场因为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赛车混血马—标准赛车马—而闻名。今天国际赛马中的“标准赛”一词，就是从这种马演化来的，世界上第一张原始的数码照片—“马步瑞奇”奔马照片—也是从这个农场拍的。
1891年10月1日，老利兰·斯坦福和妻子简因独生子小利兰·斯坦福染病去世，决定捐出这个农场的8130亩土地。因为这个农场太有名了，人们提及斯坦福大学，都直接以“农场”代称。随着时间的流逝，贵族马场的辉煌雨打风吹去，农场的诨名却保留了下来。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学校面积太大，空地太多，新来的学生也的确会有空旷农场的感觉。
农场的大名流传至今，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老斯坦福的一份遗嘱。这份遗嘱曾意外而深远地影响了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公立大学受到联邦政府的大力扶持，可私立大学只能通过卖地和捐款筹集资金，经营十分困难，斯坦福也出现了资金问题。老斯坦福晚年曾提出一项法案，内容是联邦的货币发行应该建立在土地存量而不是黄金之上，因美国金融界的反对，这项法案最终未能通过。因此，老斯坦福的遗嘱规定学校的土地永远不准买卖，直到今天，学校的一部分还是斯坦福家族的墓园，可以说是校园主人意志的永久性象征。
别的学校可以卖地维持，斯坦福大学的土地多得惊人，却只能眼红干着急，好在一个叫特曼的教授对遗嘱进行了变通研究：不许卖，但是并没写禁止土地出租。以特曼的想法为框架，学校以租代售，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园区—斯坦福科技园区，也就是硅谷的雏形。
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停止兑付黄金，黄金和美元脱钩，金本位制度彻底崩溃，硅谷的土地却开始升值。目前，斯坦福大学的地皮是世界上单位租金最高的，在硅谷，用寸土寸金形容也许是不合适的，改成寸金寸土也许更合适，因为和老斯坦福时代相比，黄金已经大幅贬值了。
以今天的经济学观点来看，老斯坦福提出的法案并非毫无道理。因为黄金的稀缺性，金本位的体制才相对稳定，但是一遇黄金的产量起伏、战争和政策变迁，金本位稳定性就会大打折扣。土地相对于黄金而言更加稀缺，而且土地存量几乎不发生任何变化。而土地和生产效率没有什么关系，不像黄金生产和消费那样干扰货币运行本身。老斯坦福的土地政策，看来高明于美联储当年的决策。可以说，正因为老斯坦福给大学留下了农场的土地，才给硅谷和加州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没有这片广袤的农场，也许就不会有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如今的辉煌。
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把学校亲切地称为“农场”，也是对斯坦福大学的奠基者历史作用的一种尊重和纪念，正所谓“饮水思源”。
而中国人所熟悉的“乡巴佬富豪捐建斯坦福大学”的故事，一半是因为老斯坦福的个人发迹类似于洛克菲勒，另一半也许是因为硅谷的土地带来庞大的财富，土地的捐建人竟然如此慷慨，大约只有带着淳朴风气的老农民才做得到。美国华人聚集区以加州为最早，知晓事情原委的人恐怕不在少数，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戳穿杜撰的荒谬故事，恐怕还要到让人不愉快的种族主义的历史中去寻找。不过也正因如此，开头的那种让人糊涂的农场说法，又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第二节 “自由之风吹拂”是“德国化”的结果？
斯坦福的第一批学生里，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他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来自西部地区的美国总统。
胡佛的铁匠父亲是德国移民，母亲是爱尔兰移民，两人去世得都相当早。1885年，11岁的孤儿胡佛成为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叔父的养子。胡佛没有上过高中，他在夜校学习会计、打字和数学。17岁的时候，大概因为斯坦福大学不收学费，胡佛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
胡佛的淘金第一站选在了中国，1898年他来到天津，成为开平煤矿督办张翼的顾问工程师。1900年胡佛通过威胁自己的上司张翼签署了一份著名的阴阳合同，只用5万英镑就反向收购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煤矿—开平煤矿。
胡佛的慈善名言是“食物将赢得战争”。离开中国后，胡佛最主要的活动都是围绕巴尔干、苏俄地区和美国的食品救济慈善事业进行的。1922年他被《纽约时报》评为“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开创了美国官方慈善和救济活动的先河。
苏联作家高尔基给胡佛写信说：“您因为从死亡线上挽救数百万俄罗斯人的光辉事迹而被人类的历史永远铭记。”尽管胡佛在中国生活了15年，他会的词语也不超过100个。据胡佛夫人回忆，胡佛的汉语能力很有限。胡佛捐助创立的斯坦福胡佛所， 收藏中国和东方各国的文献历史资料，在美国研究机构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阿马萨·利兰·斯坦福说：“加州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老斯坦福的小儿子早夭，热心慈善和教育事业，大约由于他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斯坦福大学也很快产生了一批老斯坦福式的人物，不管怎么看，胡佛的家庭、个人奋斗历程，很多方面都像是老斯坦福的翻版。
老斯坦福的父亲出身农民，胡佛出身铁匠家庭，两个人都是自学成才，区别只是因为斯坦福大学的优惠，胡佛得以在免费的大学读书。老斯坦福在加州个人创业，只用了大约两年时间；胡佛从开平煤矿任职到成为百万富翁，也经过了大约两年时间。两人都竞选过美国总统。老斯坦福是共济会成员，而胡佛终生都是贵格会成员，而这两个美国宗教团体都带有强烈的自由风气和慈善教育传统。
这里特别拿胡佛和老斯坦福作比较，并把他作为代表，其实和斯坦福大学奇怪的校训有关，因为“自由之风吹拂”是17世纪德国的自由斗士贝玛士的一句格言，一个美国的大学，英伦传统强烈的传统外表下，怎么会用德国校训呢？
美国历史乃至斯坦福大学的建校历史上，实际曾有过一段疯狂的“德国化”时期。如今，美国被看作创新和发达的标志，但100年前美国盛行全盘德化，以至于今天德国文化的细节已渗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今美国家家户户都能见到的圣诞树、热狗、汉堡包这样的流行元素，都是德裔移民从本土带来的，斯坦福大学的校训则是另一个深刻的印记。
胡佛从血统上说，属于德国移民后代，而2009年美国社群调查的数据显示，德裔移民集团是美国第一大移民社群，大概占到美国人口的17%。这是德国化在人种上的社会标记。
胡佛上大学的时候，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头号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强国。德国的发达在欧洲大陆有口皆碑，逐渐和英、法等国拉开了距离，成为当时世界的新榜样。因国内经济发达，德国海外移民、投资也十分活跃。19世纪末，德国移民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美国，他们在纽约、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建立了人数众多的德语区。在这种情况下，偏居一隅的美国全盘吸收德国文化，甚至教育管理模式也是原样照搬。
老斯坦福在带着儿子游历欧洲的时候，特别关注德国的教育模式，而不是英法的模式。德国人的内燃机车已经开到了马路上，纽约大街上却还是马车的天下，在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上，美国落后得更厉害。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都是德国人，科学文献的标准语言是德语，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和著作都是从德国向外输出的。德国在不到30年时间里就赶上了老牌帝国的先进经验，对于铁路实业家出身的斯坦福肯定是个不小的刺激。
今天的斯坦福是世界商学院里的模范，但在胡佛的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世界上却没什么地位。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约翰·贝茨·克拉克，大学毕业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德国深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经济学术都还是美国的唯一主流，马歇尔那种英国绅士的经济学在美国并不受欢迎。在当时，学习德国是美国人的强国手段，德国人刚做一件事，美国人立刻就加入模仿追随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