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显现这一菩萨行过程之无所不遍、无所不到的种种经历和情景：“遍行一切三界之中”（《首楞严经》卷上，下同），“遍生诸趣道中”；上作诸大天王，中经刹帝利、婆罗门，下到恶鬼、地狱，无处不有菩萨之行，又“常能往来无量佛国”。以人间来说，既可现“作转轮王，诸彩女众恭敬围绕；现有妻子，五欲自恣”，也可以变现“二百天子”，满足“二百淫女”的性需要。当然，尽管“菩萨常于无量世界示现神变，于此三昧而不动转”（卷下），也不是为了利己，而是为了度人，包括使二乘归依大乘。
其三，也是这一三昧的主题，就是绝不“永灭”，“不毕竟入于涅槃”（卷上）。即强调，“涅槃”只是菩萨行中的一种示现，是示现给追逐“涅槃”的二乘人看的，决不是菩萨的目标，菩萨也决不能以“毕竟涅槃”为目标。所以说，“菩萨得是三昧”（卷上），一切都能示现，虽示现“入般涅槃而不永灭”（卷上）；“示入涅槃，三昧力故，还复出生”（卷下）。该经对于小乘果位，对于涅槃，深恶痛绝，以至于说：“人宁作五逆重罪，得闻说是首楞严三昧，不入法位、作漏尽阿罗汉……漏尽阿罗汉犹如破器，永不堪忍受是三昧。”“漏尽阿罗汉”相当于“涅槃”中的“有余依”，再进一步到“无余依”，就标志着“永灭”的“毕竟涅槃”。
“首楞严三昧”的意义，在于深入这充满种种有漏的世间，运用神通满足众生所愿，普度众生。一旦“永灭”，与世永远隔绝，所谓菩萨行以及一切佛教，也就全无用处了。
《首楞严经》的理论体系，大同于《维摩诘经》，它们应该是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都对于小乘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把入世的理论建立在般若空观的基础上，并以二而“不二”地将入世的实践同空观的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如经所谓：遍行一切三界之中，而于法相无所动转；示现遍生诸趣道中，而不分别有诸道相；善能解说一切法句、以诸言辞开示其义，而知文字入平等相、于诸言辞无所分别；常在禅定而现化众生；行于尽忍、无生法忍，而说诸法有生灭相。独步无畏，犹如狮子。（卷上）首楞严三昧就是要培养这种无畏精神。这无畏精神则来自“菩萨十力”，即：于菩提心得坚固力，于不可思议佛法得深信力，多闻不忘力，往来生死得无疲力，于诸众生得坚大悲力，于布施中得坚舍力，于持戒中得不坏力，于忍辱中得坚受力，魔不能坏得智慧力，于诸深法中得信乐力。这就是说，无畏来自信念的坚定性，对于众生的无限大悲，以及任何邪魔外道不可动摇的智慧。这些，都需要和可以在这一三昧中得到培植。
从“般舟三昧”到“首楞严三昧”，不论是佛还是所现佛的神通，就般若的理论上观察，都是三昧中的想象或幻想，是人自身的虚幻创造，不是实事，所以经文都理性地判定是假和空。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奠基于念佛和观佛，很容易以假当真，弄假成真，尤其是当佛徒们从纪念和怀念佛陀，转向崇拜和信仰佛陀的时候，观佛和念佛就成了制造偶像的心理条件和心理需要。
据竺法护译《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卷上记述，佛自身就是完美和吉祥的象征，只要有他出现，世界就会遍地美妙，人生就会变得幸福，人品就会变得高尚，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和谐：世尊入城，足蹈门阃，地则寻时六反震动，箜篌乐器不鼓自鸣，妇女珠环相敲作声，天雨华香，其下纷纷；盲视聋听，哑言跛行，病愈狂正，拘痹得伸，被诸毒蜇，毒蜇不行；裸者得衣，贫者得财，飞鸟走兽相和悲鸣。当尔之时，众生慈心，无淫、怒、痴；灭除贡高、猜、恚、恨、疑，合悦相向，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身如子，各各所喜。佛的现世会有如此伟大的功效，“天上天下无能及佛者”，那么，如果佛不存在了怎么办？
早在东汉译出的《作佛形像经》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据此经称，那时世尊，正在忉利天上为他的母亲说法，致使地上人心惶惶，感到孤独无依，后来格罗惧国十四岁的优填王即以此事问佛：“佛去后我恐不复见佛，我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之，后当得何等福？”佛不但允许他造像，而且说了许多造像可得福报的种种利益，所谓“作佛形像，后世得福，无有穷极尽时”。同时又讲了供养和礼拜佛像的许多好处：“人有出意持珍宝上佛者，皆非凡人”，“有人见佛形像，慈心叉手，自归于佛塔舍利者”，死后百劫不入三恶道，“即生天上，天上寿尽，复来下生世间为富家子”。这个故事显然是对《阿含》传说的加工。
问题是，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且遍身发光，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所造形象不可能与之相符；如果造像与佛身不符，是否是对佛的歪曲和亵渎？唐提云般若译《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下回答说，要做到全像是不可能的，做到丁点像也很困难，只要诚心诚意，做了就是功德无量，就能获得无量福报，直至成佛。造像使用的材料，从金银铜铁铅锡，直到或泥或木悉可；装饰物可以是真珠螺贝，锦绣织成，也可以是丹土白灰；形状大小亦无限制，“随其力分而作佛像，及至极小如一指大，能令见者知是尊容，其人福报”就是多多。因此，造像就是功德，而不在于像不像，也不管使用什么材料，以及规格大小。这对于大造佛像，推动偶像崇拜，推动佛教向民间信仰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促进了佛教造型艺术的产生和发达。
不过这里又碰到一个难题：与念佛能获无量福报一样，佛像崇拜如何与业报决定论调和起来？此经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若彼众生作诸罪已，发心造像，求哀忏悔，决定自断，誓不重犯，前时所作皆得销灭”，“一切业障皆得销除”，而且仍可获取其他福报。
这里最重要的是加上了“忏悔”，只有真正忏悔不再犯罪了，造像才能获得功德，使“如来常说善不善业皆不失坏”的因果铁律得以熔解，失去效用。这对于热衷于佛事而不一定忏悔的善男信女们，是一个重要提示。
五、 关于偶像崇拜系列和鬼神系统
关于提倡偶像的动因，不同的佛经有不同的解释。给信众创造一个可获福报的机会，满足某种贪婪心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起净化心灵的作用。《宝女所问经》卷三说：“众生见佛，瑕秽消除。”因而主张“瞻察如来，无有餍足”。礼佛的最大弊病是视偶像为真，执以为实，是故《无极宝三昧经》卷上说：“见佛像者为作礼，佛道威神”；佛“虽不在像中，亦不礼于像，但有想者谓有威神，观之了无所有”。意谓佛的威神实是礼拜者臆想给予的，但通过对这种威神的礼拜，反过来又会净化礼拜者的心灵。如果认定这些偶像就如所见的那样真实，那就是认识上的颠倒：“当知所观，但是倒见”（卷下）。
佛的偶像崇拜很可能源自菩萨的偶像崇拜，就是说，应该先有菩萨崇拜和菩萨偶像，而后才有佛的偶像崇拜。《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上解释所造佛像必为“坐像”时说：一切诸佛得大菩提，转正法轮，现大神通，降伏外道，作大佛事，皆悉坐故。按菩萨行指谓的范围，从得菩提到做佛事的所有环节，都是菩萨的事业，包括所谓“八相成道”，没有一项是佛的任务，也不是佛的形象。佛像所以要采取坐式，在于象征成佛前曾经经历过这种种菩萨行，所以崇拜的重点还是菩萨。佛的偶像化，在于菩萨的偶像化。因此在大乘偶像崇拜兴起以后，对菩萨的崇拜也越来越兴盛。
佛无限多，佛的世界无限多，那是因为需要救度的众生无限多，众生的世界无限多，当然，履行救度众生职责的菩萨也就无限多，所居的世界也就无限多。大乘经籍的结构特点之一，就是有以菩萨群为主体的集会作为佛说法的缘起，而且又大都通过菩萨的提问和菩萨的解答，阐发佛的思想，菩萨由此成为佛的实际代言人；也有一些经典记有诸多声闻弟子和阿罗汉参加，但或是作为被驳斥的对象，或是表明归顺大乘，用以反衬菩萨的高明。其于诸大乘经中有姓名可查的极多，那些名字又多与经的内容有关，所以往往带有个性化，像《小品般若》的“常啼菩萨”、《法华经》的“常不轻菩萨”等，就是大乘某一教理的表征。经籍中经常出现，影响民众信仰较大的菩萨，首先是弥勒、文殊师利、观世音、得大势（大势至）、虚空藏、普贤、宝积、药王、地藏等。其中弥勒菩萨以“与乐于世”的形象、观音菩萨以“救苦救难”的形象，受到范围普遍的崇拜；文殊表征“智慧”、普贤表征“行愿”，于佛教内部受到特别的尊崇。中国民间还崇拜地藏菩萨，称他是救度地狱的使者。海外有人把弥勒作为新的救世主，引入新时代运动中；观音则多作为国家或地方的保护神。总之，他们各有特性，依照信仰者的需要而被塑造着，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民俗文化和民众心理。
尽管佛菩萨崇拜在大乘崇拜领域内占绝对主导地位，但并不排斥为佛弟子和阿罗汉造像。在奉释迦牟尼为主佛的寺院里，阿难和迦叶作为佛的使者，仍然受到信众的膜拜；而罗汉们，或被置于专门的罗汉堂，或即围绕于佛殿周边安置，其数量可以多到十六、十八以至五百、八百，其中不但有说一切有部的大师们，而且还有中国产的“济公”之类，可以说是佛教崇拜系统中最可以自由发挥的区域。
大乘经典的另一个特色，是可以把佛安置于其想象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请他说法，而参与集会听法的众生，可以有种种神话、民间传说以及佛徒独创的天魔鬼神，这只要随便翻翻《法华经》的《序品》就可知道个大概。它收容的与会者，不但有千百万的诸天天王及其眷属和阿修罗王及其眷属，还有“紧那罗王”、“乾达婆王”、“迦楼罗王”及其眷属，以及“龙王”、“夜叉”之类。他们都变成了佛的信徒，同时也都成了佛的护法者。此中的梵天王居色界初禅天，原是婆罗门教中的造物主；忉利天王位于“六欲天”的最底层，居须弥山顶，王名“释提桓因”，略称“帝释”，亦名“天主”，也是婆罗门教信奉的大神。在大乘传说里，梵天和帝释都归依了佛陀，当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时，这两位尊神就是佛的左右侍者，因而也是佛教的守护神，受到佛徒的崇拜。中国的一般寺院都设有“天王殿”，供养“四大天王”塑像，他们原是帝释的部属，俗名“四大金刚”，跟着帝释也成了佛的护卫者。
四天王崇拜，在佛教信仰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昙无谶译的《金光明经》卷二说，四天王的部下，还有“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又统帅“二十八众”。他们不但护卫佛法，而且还能弘扬佛法，但最主要的职责乃是参与政事，救护世间。其《四天王品》中的四天王宣称“我等四王能说正法，修行正法，为世法王，以法治世”，所以自称“护世王”。这里所谓“以法治国”的“法”，就是《金光明经》讲的“佛法”。该经云：“若彼国土有诸衰耗，怨贼侵境，饥馑疾疫，种种艰难，若有比丘受持是经，我等四天王当共劝请，令是比丘以我力故即往彼所国邑郡县，广宣流布……令是等种种百千衰耗之事皆悉灭尽。”因此，当此“持经者若至其国，是王应当往是人所，听受如是微妙经典，闻已欢喜，复当护念恭敬是人……我等四王复当勤心拥护是王及国人民”，“灭其苦恼，与其安乐”。这段话就为比丘们假借天王名义护国安民制造了根据。
此经的《正论品》还说，国王生于“人中”，是名“人王”；但由于人王乃是三十三天给以的“德分”，其入胎和处胎时又受到诸天的呵护，“故称天子；神力所加，故得自在（指生杀予夺等权力）”。这也是一种“君权神授”论。在中国传统中，“天子”的“天”本来是个模糊概念，在这里则明确指定为“忉利天”，于是佛教的“天”就上升到左右地下君主的地位，大有取代中国传统的“天”的趋势。
《金光明经》也是流行很广的经典，尤其经过天台宗的弘扬；中国佛教对四大天王的崇拜，当与此经的宣传有直接关系。但就此经的本意看，它是想通过四天王护佑世人和王者的故事，求得国王和大众对佛教的支持，仍可以算做大乘佛教的“方便”法门，然而结果却是触发天王崇拜，反而冲淡了对佛的崇拜。
在历史上，四天王中以北方毗沙门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毗沙门是于阗的保护神，唐代曾以他的名字命名过西域的驻军。有说，中国神话中的托塔天王，即脱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