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张寒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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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到民间去(1)

52“回娘家”

三原县东里堡,这是西安以北地处“红”、“白”交界处的一个村镇,省委的交通员将在这里接应张寒晖。

一九四一年八月,张寒晖和刘芳按时来到了这里。东里堡离陕甘宁边区的挂子砭才数十里地,许多北上的同志,都是从这里越过封锁线进入边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封锁边区,削弱边区,进攻边区,在这里驻守着重兵,虎视眈眈地注目着边区。

东里堡也是张寒晖的老同学刘尚达的故乡。这时,刘尚达因肺病回家休息已四年。东里堡西门外有一所靖国小学,原址是一座大花园,幽静而美丽。刘尚达这时担任靖国小学的校董,就住在校内清幽的环境中养病。八月中的一天,张寒晖突然到靖国小学来找刘尚达,他身后跟着一位穿着蓝布衫、黑裤子的学生装束的姑娘。

老朋友的突然出现,使刘尚达又惊又喜,他们热烈地握手,拥抱。

张寒晖给刘芳介绍:“这就是刘老师。”接着又意味深长地对刘尚达说:“这是竞存中学的学生,跟我到军队上去搞剧团。”张寒晖用手指指北边,笑眯眯地盯着刘尚达的服睛。刘尚达早已心领神会了,也用微笑来作回答。

靖国小学当时是进步力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张寒晖在刘尚达的陪同下参观了这所学校,并结识了思想进步的韩校长和其他教员。应韩校长等人的热情邀请,张寒晖曾多次到靖国小学教唱《松花江上》、《矮子矮》等抗日进步歌曲。

张寒晖和刘芳在泵里堡等侯省委派来的交通,在刘尚达家里住了十余日。在此期间,张寒晖还为靖国小学写了一首校歌,给小学生们创作了儿童歌曲《日本鬼子我不害怕》。

张寒晖亲自去教学生们唱这两首新歌,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这两首歌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不几天,靖国小学的校内校外,东里堡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响起了孩子们目豪的歌声。

这酋《靖国小学校歌》的中心思想是勉励小学生们努力学习,掌握本领,“奋斗向前,把建国的责任一肩担。”歌曲结尾时反复强调应当珍惜少年的时光,奠定人生的前途。

这些歌曲因为是在去边区的途中创作曲,底稿都没能保留下来。但他们一直活在当年靖国小学师生的心上。

几天后,省委派来的交通员黄军来到了东里堡,他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腰系武装带,手持三民主义杂志,俨然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十军官。张寒晖与黄军,刘芳商定:他们都称是黄军的家属,刘芳与黄军兄妹相称,若有人要问起时,就说到封线馈那边去探家。

刘尚达看到张寒晖等人就要走了,不免流露出惜别之情,他对张寒晖说:“我们陕西把妇女一生分成三个阶段,先叫‘姑娘’,就是‘姑’且在‘娘’家,嫁后叫‘婆娘’,因为又住‘婆’家,又住‘娘’家,最后叫‘老婆’,就是‘老’在‘婆’家了。今天,你算是‘老婆’回娘家了!”

张寒晖郑重而又乐观地回答说:“总有一天,全国都会成为我们的‘娘家’一样的天下!到那时,咱们就永远在一起了!”

心急马行迟。张寒晖和刘芳总嫌走得太慢了!他们的心里感到紧张,担心在过封锁线的时候会出什么问题,他们又感到无比的兴奋,党啊,母亲!这回将要投入你宽广、温暖的怀抱,就象久别的儿女将要回到母亲的身旁。张寒晖从一九三六年起就盼望着进入边区,现在这愿望即将实现了!

年轻的黄军是这一带的‘老交通’了,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连封锁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里都有不少熟人。他沉着老练地引导张寒晖和刘芳经陵前到马额,绕过了反动派的碉堡,岗哨,趁着漆黑的夜幕,从山沟里闯过了小丘一带的封锁线,进入了边区。

啊!到了!边区啊,革命者心神响往的地方,这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一进入边区,他们都想坐下来舒心地松一口气,并且都感到累了,饿了。刘芳这才发现:一路紧张地走了几十里,脚上已打了几个血泡,现在已疼得走不动了。

手持红缨枪的边区民兵过来查看,他们都认识黄军,很快就将他们接到老乡家里,端来了小米稀饭、黑面馍,安排他们休息。第二天又赶着毛驴将他们一路送到照金。

边区的天空是瓦蓝瓦蓝的,边区的太阳是明明亮亮的,边区的大道是平平展展的,就连空气也是分外的清新,可以任人自由自在地呼吸。真的,与那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一样!

在关中分区,张寒晖到处听得到翻身农民以高亢、嚎亮的嗓音忘情地唱着:

槐树开花雪纷纷,

老百姓拥护八路军。

公鸡一叫天大明,

共产党来了大翻身。

豌豆豆花开结夹夹,

如今咱受苦人坐天下。

那豪放,热烈的群众歌声,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以后欢快的心情,这给张寒晖留下了极新鲜、极深刻的印象。

张寒晖于八月下旬到达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区地委所在地照金。从进边区起,张寒晖就改名为韩元。十月间,他又随省委机关迁往马栏。

张寒晖在白色恐怖下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艰苦的生活和敌人的迫害,摧残了他的身体,也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到了革命根据地后,他就不顾自己的身体,奋发地工作起来了。

照金有一个西北剧团,这是个唱秦腔、眉户,也演歌舞,话剧的综合文艺团体。张寒晖刚到边区时,省委负责同志知道来了一位艺术家,就叫他到剧团去讲话、辅导和教歌。因此,张寒晖常到西北剧团去教唱抗日歌曲,给他们讲表演和导演知识,并向他们学习秦腔,眉户和当地的民间音乐。他很快就与西北剧团的同志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革命的需要,就是一个革命者为之努力奋斗的工作。不久,张寒晖自觉地服从了党组织的分配,被安排在省委搞经济建设工作。

他看到:由于敌人的围攻和轻济封锁政策,这里药品奇缺,边区军民在患病或受伤时没有任何药物可用,照金、马栏一带又传染着伤寒、虐疾,疥疮等疾病,给革命队伍带来了很多困难。为了解决边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张寒晖成天背着筐钻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药,寻访当地老药农,学习采药和制药的经验,研究各种药材的药性,学习治病的方法,以解決边区军民的急需。他从山上采回几十种药材,经过初步加工,又在一向旧窑洞里搭起架子,分门别类地放置好,不久后,这个窑洞就成了一个收藏丰富的药材库。

当时,关中分区纸张十分缺乏,省委决定派张寒晖到黑牛窝创建纸厂。张寒晖接受了任务后,便采用纸坊街造麦草纸的经验办起了关中纸厂。但是,马栏当地不产麦子,麦草很缺。经过研究,张寒晖发现当地的马莲草可以代替麦草。

这种野草,长满了山沟和道路的两旁,也是取之不尽的原料。张寒晖不仅带领纸厂的同志们去割马莲草,还发动马栏的机关,团体群众一齐收割马莲草交售给纸厂。不久,关中纸厂生产的大批“马莲纸”,缓和了边区的纸张困难。

53边区文协

张寒晖在关中分区陕西省委负责经济建设工作,前后有半年多时间。

正当他忙于上山采药和创办纸厂的时候,延安的边区文协几次给陕西省委来电来文,邀请张寒晖到延安去工作。张寒晖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于一九四二年春离开关中分区。这时他由组织决定,已和刘芳结婚,他们俩兴奋地一路步行奔向延安。

呵,延安!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就座藩在凤凰山下,城东南有巍峨的宝塔山,城东北有秀丽的清凉山,蜿蜒的延河,在宝塔山下向东流去。在宝塔山的南面,就是边区文协所在地。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延安的春天来得虽晚,但是异常美丽。当张寒晖来到延安的时候,延河流水漾洄,岸边翠柳欲滴,迎春花、山桃花和丁香花正轮番开放,把环绕延安古城的条条山沟妆扮得分外秀美。

早在张寒辉来到之前,他的歌曲《松花江上》、《去当兵》、《夯歌》、《游击乐》等已经在延安的革命青年和八路军战士中传唱开了。边区文协的同志们以巨大的热情欢迎他。

文协负责人,著名诗人柯仲平紧紧拉着他的手说,“早就听说你这位大众文艺的实干家了!我要了半年才把你要到手。”

文协安排他住在延安城南新市场对面的文化山上,并让他担任了文协的秘书长和总支组织委员,后来又兼任文协大众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边区文协的全称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成立于一九四一年。这是在西北局领导下的文化工作部门,除了设有戏剧、美术等委员会以外,还领导着“民众戏团”,“边区艺术干部学校”、“杂技团”和“西北文艺工作团”等文艺单位。文协的同志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创造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而努力奋斗着,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了著名的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柯仲平、马健翎和张寒晖等同志代表边区文协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特别是当时边区文艺运动的经验。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只有通过普及和提高的正确结合,才能达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毛主席说:“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还指出:文学艺术的源泉来自生活,“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主席在讲话中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的过程。毛主席的讲话,深深地印在张寒晖的头脑中,他把短小讲话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和理论依据,对自己所走的大众化的道路更加有信心了。

一九四二年前后,正是边区经济十分困难,党中央提出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张寒晖看到文协机关干部和群众的生活非常艰苦,就主动争取担任领导文协开荒生产的任务。他对柯仲平说:“老柯同志,组织工作并非我的专长,让我来管文协的生产运动吧!争取搞好生产,让文协同志们的生活改善一些。”

“哦,不,不,”柯仲平拒绝了他的请求。他的口气是斩钉截铁的,‘敲锣卖糖,各管一行’,你是戏剧、音乐方面的专门家。当然,还能搞工业,搞造纸。但是我们请你来,是希望你把群众的戏剧、音乐活动领导、开展起来的!你管好你这一行就行了。”

“我可称不上戏剧家,音乐上懂得更少。现在延安已集中了大批的音乐专门家,在鲁艺和边区音协,他们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能够干许多别的工作,比如说:我能接近农民,能搞实业,能搞教育、宣传、新闻等等。不过眼下是生产运动最需要人,还是让我去搞生产吧!”

“你能行?你懂得种田吗?”柯仲平对他领导生产运动还不大放心。

“我小侯时摸过几年锄把子,种瓜种莱,春播夏锄,多少懂得一些。”张寒晖说话是留有余地的。

“你的身体能行?”

“你别看我又弱又瘦,可干起活来挺有劲。再说,活动活动筋骨,对我的身体更有好处!”

当时,边区文协的生产搞得不好,确实应该有一个得力的干部来领导此事。柯仲平终于同意了张寒晖的主动请战。

于是,秘书长兼任了文协生产委员会主任,信心十足地带领大家开展大生产运动了。

在某些人的眼里,生产可不如“革命”重要。当张寒晖正领导着文协的同志们全力投入生产运动时,延安的整风运动转入了“审干”的阶段。

康生是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的领导成员,他背离整风运动的精神,推行一套错误做法,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别出心裁地搞了所谓的“抢救运动”。他们大搞逼、供、信,把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大批党的干部,都打成了“失足者”,扣上了“派进来的特务”,“红旗党分子”等等反革命帽子,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的斗争。康生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七月十五日,康生变本加厉地抛出了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们扬言说:“现在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包围着我们,我们等待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再不坦白交代,我们是不会吝啬一颗子弹的!”一时,妖风毒雾四起,整个边区被捕得“特务”如麻,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