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民有共同的行动，有共同的领导，而且有共同的纪律。纪律在不同的范围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对于全国的公民来说，这是法律；对于党、青年团或其他的革命组织，叫做纪律；在一些其他的范围里面也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准则。我们不仅仅有共同的道德准则，而且这种道德准则，还用共同的组织纪律把它物质化了。这样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比拟的强大的威力。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优越性，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前进得比资本主义快，一定能够比他们快。我们不能只看到资本主义在有些方面、有些时候进步得比较快，而社会主义在这些方面、在这些时候进步得比较慢，就得到一个结论，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还很年轻，它在生长的过程中间受过好些折磨，经历过好些曲折，就是这样，社会主义整个地来说还是发展得比资本主义快。现在社会主义没有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技术方面、劳动生产率方面、管理方面的水平，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起点太落后了，太低了。同时也因为除了我们犯过错误以外，有许多我们应该学会的东西还没有学会，但是我们一定会学会，而我们把这些学会了以后，我们当然能进步得更快，资本主义世界在过去的一些年份里，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快的进步。宦乡同志曾作过这样的讲话，说西欧已经走出了黄金时代。不仅仅西欧是这样，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现在正在经历着危机，现在它的发展速度已经降低，而且到现在为止还不容易找出一个走出这种危机的办法。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都预料，就是走出了现在的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过去有些国家有些时期有了比较快的发展，而相反的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不幸，就产生一种对于社会主义的怀疑。
参加新闻学会的各位同志们！你们是社会舆论的向导。社会舆论是靠今天在座的同志来引导的。我们希望，通过参加新闻学会的各位同志——在革命的报刊、进步的报刊工作的同志，大家来共同努力，宣传社会主义的各种为资本主义所不可能有的优越性。我们的国家经历过困难，现在还有困难，我们在座的同志要真正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帮助党中央共同迅速地克服这种困难。同志们所拥有的武器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同志们都是很善于运用手里的武器的，所以只要同志们决心这样做，决心来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的这些根本的、本质的优点——我们的社会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信念，有共同的道德，有共同的行动，有共同的领导，有共同的纪律——宣传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整个社会安定团结作出很大的贡献，就可以把现在还存在着的我们社会里面一些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大大地减少。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共同的东西，会不会产生一个问题：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要恢复到“舆论一律”了？我们就没有“言论自由”了？没有“双百方针”了？没有生动活泼了？这个问题在一部分同志中间是存在的。所以在末了，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说几句。“舆论一律”，并不是在任何的意义上都不需要。如果认为“舆论一律”是说在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具体的事情上面都要一律，那么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不合乎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合乎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不能由此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舆论在任何问题上，在任何意义上都应该是不一律的。比方说，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究竟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还是不应该坚持社会主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如果认为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也不应该有一律的舆论，在我看来，这样想是不对的。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我们是“一律”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也是不一律的，那么我们的步伐就要混乱。有人向东，有人向西，有人向南，有人向北，我们的队伍就不能前进。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把我们的力量团结一致，奔向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就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我们所主张的“言论自由”，是否包括反革命的言论自由？按照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刑法一百零二条，如果有人用标语、传单或者其他形式来宣传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应该判三年以上的徒刑。这是列在关于“反革命”罪这一部分的，这就是说，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刑法，反革命宣传是没有自由的。认为反革命宣传可以有自由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的报纸不应该发表这种错误言论，尤其是不应该为错误观点辩护！
有一种意见说，让反革命言论自由发表，“你跟他辩论嘛！用革命的言论去反驳那个反革命言论好了！”这个话似乎“言之成理”，可是这个“理”不是无产阶级的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这是资产阶级的理。如果我们让反革命的言论自由散布，然后我们再用革命的言论去打消它，作个比喻就等于允许人放火，然后我们派消防队再去把那个火给灭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百个人放火，我们该有多少消防队？要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工作？再比方说，假如有一百个人在一天里造了一千个谣言，得要有多少人把这些谣言所涉及的事实都调查清楚，然后来加以宣布，说这是谣言，不是事实，这要用多少时间？恐怕一万个人花十天时间也不够。况且老的谣言没有调查清楚，新的谣言又出来了，你怎样疲于奔命也不行，而且，就算你更正了谣言，你怎么能让所有听过谣言的人都来听你的更正，都能相信你的更正？所以为着我们国家能够有充分的力量并且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就不能够给反革命言论自由。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园，可以你这样讲，他那样讲，讲完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花也没有受伤，草也没有受伤，树木也没有受伤，然后大家走到公园外面去，各自回家。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我们绝不能够在这一类的问题上耽误这么多时间，消耗这么多人力。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刑法规定是正确的，不能够给反革命言论以自由。这对于我们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好处。我们为着要证明革命是正义的，社会主义是正义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需要请出这么多人来让他们来宣传社会主义不好，资本主义好，然后我们一个个去加以反驳。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那么，确实我们的社会就很难安定团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确实不容易充分发挥。我们的国家很落后，我们所以能够有把握有信心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当然不是很短）可以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我们有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这种优越性，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优越性丢掉或者丢掉一部分，不应该采取这种给反革命言论自由的方法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号召全国人民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为着我们的共同的理想，在共同的领导下面，按照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的纪律来进行共同的行动，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比较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否则，我们就还会落后。实行这样的主张，宣传这样的主张，不妨碍生动活泼。我们所要求的生动活泼，就是社会主义的生动活泼，我们不需要跟反革命分子辩论的这种生动活泼。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被迫要进行这种辩论，但是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方面来表现我们的优越性。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能够把时间消耗在这个上面，所以，我希望新闻学会成立以后，能够按照小平同志的报告所提出来的方针，团结一致，充分发挥我们手里的新闻工具的强大的革命威力。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一定会胜利。
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
胡乔木
中国史学会重新开始活动，这是中国史学界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大事。史学界的同志们让我来讲几句话。我想讲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历史学有什么用；第二，目前史学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应采取的措施；第三，有关历史研究工作的几个思想方面的问题。
历史学有没有用？这本来不成为一个问题，可是，在今天的会上，我们居然需要把它提出来，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曾讲过，历史这门课程根本就没有用。因此，就把学校中的历史课都砍掉了。历史课在60年代就已经被压缩了不少，经过“文化大革命”，更是遭到一场浩劫。现在初中、高中的历史课，都已开始恢复。小学现在还没有恢复，听说，正在研究把小学的政治课改为社会常识，在这门课程里讲一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全国高等学校的历史系都已恢复。历史系的学生，包括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师范学院的学生在内，共有1.2万余人。据说，这个数字现在不准备再增加了。因为如果再增加，就可能遇到毕业以后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分配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历史系学生毕业以后出路有限的情况呢？这说明我国历史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正在逐渐恢复它所应有的地位，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宣传历史学的重要性，还要答复这样的问题：“历史学有什么用？”
首先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事物的。谁要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有用，谁就要承认历史学有用。反过来说，谁如果认为历史学没有用，谁就要接受这样一个推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用。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曾经多次讲过，马克思生平有两个伟大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才真正成为科学。由此可见，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不难了解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都那样重视历史科学，他们都写过许多历史著作，不但有关于他们当代的历史著作，而且有关于欧洲古代的历史著作。在这方面，恩格斯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列宁对于俄罗斯近代史以及当代的世界史，都作过研究。斯大林也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他对俄罗斯历史、世界史以及联共党史，都发表过比较系统的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有的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很多都是非常宝贵的，到现在还是很有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学的兴趣，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对历史问题发表过许多有着重要价值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始终充分地估计了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很多重要的历史研究、历史著作的编纂和历史典籍的整理，都是在他的推动下开始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密切关系。
其次，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它拥有极其丰富的典籍文物，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消化，从中汲取营养。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它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跟世界许多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许多方面的历史。也需要了解我们同许多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发生过的不同意见、甚至争执。我们还要弄清楚我们同周围一些邻国或相距甚远的国家所发生的一些冲突，了解它们的历史真相。正因为这样一些需要，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特别重大。
第三，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刚才说过，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研究历史；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也就是说用历史的方法研究问题。如果对有关问题的历史没有相当的了解，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有说服力地对现实问题作出判断，并提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这不是说，不研究历史就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也可以解决。但是，要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解决问题，要提出有说服力的意见，就必须从历史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不可不首先弄清楚那个问题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当代的历史，即包括历史在当代发展的各个侧面。所以，我们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知识分子、干部、领导人，都需要研究历史。当然，各种人需要研究的历史是不同的，可是需要研究历史则是共同的。谁也不能说他不需要研究历史，恐怕只有无知的人或安于无知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不善于从历史上来考察他需要解答的问题，那么，他所提出的意见就往往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也不会有什么说服力，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包含这样的弱点，甚至是错误。这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分析，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不可理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