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基数上，找到数十位老人进行采访，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格外困难的事，但事情做起来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这是因为，囿于我们传统观念的约束，老人们陷于“空巢”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指向对于儿女们的隐性谴责。实际上，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们除了抱怨子女对自己的忽视，更多担心的是——我说的话不会被他们知道吧？不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吧？于是，老人们便会积极地去为子女们进行辩解，仿佛自己如今的境遇，若能“不拖累”孩子，就已经是人生残年全部的正面价值了。个中滋味，我当然可以理解，但这种状况，有可能会令我采访到的内容有不少“伪饰”的成分，令我难以倾听到老人们内心真正的声音。
我甚至如此想象那位新闻报道中两度自杀的老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安然沉默着的，平和地思念着儿女，独自忍受着莫大的孤独，或许对邻里们提及子女之时，还是一派夸赞之情，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位福寿双至的老人。但是，他却向着自己的手腕举起了利刃。
因此，对于老人们的话语，我力图如实还原，但经过整理后的内容，一定又会有我的主观色彩。这样一来，对于自己的写作，我也不免担忧，我怕自己会误判了老人们真实的内心。本书以“非虚构”的写作要求为基本宗旨，但在某些段落，的确掺杂了我的某些想象。这种想象，其一是为了在行文中保持某种逻辑的连贯性，其二也使我在面对这个题材时，更能感受到其独具的魅力。我认为，只要本着恳切的理解，我就不会背离“非虚构”的宗旨，用心去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老人，我们便不会脱离上帝所给予的人类生命的边界。
访问对象中以女性老人居多，这不是我刻意选择的结果，其中只反映出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老年丧偶者，往往是女性多一些，先走的那一位，多是男性。而且，也许是我个人的推测——老年男性大概对这类打扰更加怀有抵触情绪。事实上，拒绝我们采访的，也的确都是些男性老人。这种现象颇为有趣，但已经是两性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也许，女性寿命长于男性的奥秘之一，便在于她们更愿意言说。诉说，如果成为人类延寿的奥秘之一，那么，空巢老人生活中的难以言说，便成了一个致命的匮乏。孤独，由此便更凸显了它有违人道的残忍。
作为一个整体，空巢老人的境遇大致相仿，几个规定性的指标便可以将其概括，但由于社会身份的不同，个体家庭的差异，又使得每位空巢老人的状态各不相同。因此，尽管空巢老人如今已蔚为大观，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现象之一，但找出能够均衡反应“空巢老人现象”的受访对象，却是极花时间极费思量的劳作。我力图用不同的侧面，尽可能地全面呈现空巢老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并且并不讳言由于困境的逼迫，部分老年人会成为社会秩序的扰乱者。但这些愿望无疑是难以悉数抵达的。我期望，这部书的读者们，能够从这数十位作为个体的老人的生命中，体味出某种更为辽阔的人类普世的况味。
这里所需要依赖的，只有每一个阅读者自己内心的情感了。
在技术上，鉴于保护老人们隐私的需要，我都做了相应的处理。我可以保证，在读者眼里，每一个老人都更接近于“书中的老人”。但对于我个人，他们却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之中的长辈。有些老人，尽管我们之间只有区区几个小时的交谈，但他们提供出的密集的、带着体温的生命信息，却不啻是向我这个倾听者交付了一生的秘密，由此，珍惜并且敬重老人们这样的交付，对于我就是一种必要的心情。我想，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写作计划的全部意义也将完全丧失。
这部书在我的写作中由此成为一个特例。它在某种程度上讲，不是一本我写给无数未知读者的书，它几乎就是我和这数十位受访老人之间私密的对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阅读到付梓后的这本书，但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却只能是他们。
这是我写作时的态度——在触碰一个宏观现象的同时，我在领受老人们个体心灵的交付。这种态度给这个工作增添了难度。成稿后两位老人拒绝公开发表——哪怕是以匿名的方式。既然老人说不，那么只能放弃。我自始至终想在这部书中坚持恳切与顺服，就像一个晚辈在长辈面前应有的那种态度，否则干这件事情的意义对我便会大打折扣。
这部书因孤独之名，所以我只能尊重每一个老人孤独的选择。
我力图收在这部书里的，完全是老人们本人自发的、积极的表述。不做过多的文字润色，不做诱导，不做勉强。对于我写作能力的考验，在这次工作中只集中于一点——如何才能原封不动地采用老人的话语并且做到使其容易阅读。
访问时，我最先需要了解的是老人们的基本人生背景：今年高寿几何，曾经做过什么职业，如今的身体状况，家中子女在哪里高就等。在老人的个人背景上如此花时间和占如此大的比重，是因为想让“空巢老人”在我这里成为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个人，而不愿意让我面前每位活生生的老人变成“空巢老人”这样一个泛指。这可能是一个小说家的天性在作祟，而另一方面，我对空泛的“整体”无法驾驭，也难以产生兴趣，只对每一个具体的、不能替换的“个人”怀有敬意。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时候，我都会忘记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空巢老人”。面对老人，我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地理解对方是个怎样的老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记录下来。
我想我采取的这个态度，或许对于完成这部书稿也是有益的。因为“空巢老人”这个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已经被我们广为知晓，而作为具体的“空巢老人”，他们的形象却因为屡见不鲜而显得轮廓模糊。在我面前出现的这些老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采访，连我都会将他们混淆在大而无当的概念里，认为他们就只是、也只是生活的本身而已，他们仿佛仅仅只被赋予概念的意味，我们极少能够有机会，甚或有耐心，侧耳倾听他们独特的声音。要知道，通过媒体，他们大体也是被同一种叙述范式所描述的。
无疑，老人们都是艰难的，这是自然规律使然，尽管程度各有不同。但我却必须将他们一一分别，让他们成为唯一的那一个空巢老人。在我眼里，让每一个人成为他们自己的，无一例外，都事关“孤独”。是“孤独”这样的存在，令人之个体彰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相较于肉体衰败这样的自然规律，孤独，就显得格外沉痛。因为前者不可逆，所以我们面对起来反而易于接受，而所谓孤独，似乎是一个可以人为调剂的情绪——尽管人之孤独，亦是不可辩驳的生命本质——所以强加于己的时候，才如此令人神伤。
对于孤独感的存在，老人们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几位生活条件不错、个性也颇为外向乐观的老人，如果不加分辨，从他们的话语中你几乎难以捕捉到孤独的阴影，但作为一个亲临现场的倾听者，我却能够从他们瞬间的语气或者神情中，感受到那无所不在的忧伤。
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个人猜度。
在这个写作计划整个的执行过程中，一首里尔克的诗始终萦绕在我耳畔——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但孤独得还不够
使这钟点真实地变神圣。
……
是的，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十里店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出现
——《蝌蚪》后记
这部小说肇始于习习的一篇散文。她在那篇散文的开头写道：十里店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出现。
因为是熟稔的老友，当日酒中，我跟习习说：这个开头，可以拉开架势，就此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此言或可归咎于一个写小说的面对一个写散文的同行时，那种毫无道理可言的自以为是——是不是呢？在这里我暂且不做剖析。我要说的是，当日之言，除了显而易见的浮浪，于我而言，也确有恳切的一面。
十里店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出现。
首先，从小说的方法论上讲，这句话千真万确，够得上是一个好的起势；其次，就这句话的内在况味而言，它还在一瞬间唤起了我那似是而非的乡愁。
在散文家习习笔下，“十里店”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实指。现在我想，当日我信口开河，不过是因了一个写小说的家伙，对于习习和散文拥有这种地理意义上的实指，并可借此言说，而产生出的羡慕忌妒恨。“十里店”对于散文家习习而言，可以视为故乡一般的立脚点，起码，在那块地图上找得到的巴掌之地，生活战斗过后，她储备了来日写作的一小部分资源，并且能够以一种“真”的“散文式”的态度来还原过往的经验。而这些，对于我却是宿命一般的阙如。不是说我从来御风而行，不曾落脚于某块“十里店”，这不符合逻辑；也不是说我胆敢轻视散文这一文体，认为其“真”可疑。是说，这世界之所以千姿百态乃至千奇百怪，恰是因为大部分逻辑针对大部分具体而微的生命时，往往便骇然失效，而这失效的一刻，小说捕捉起来却最为合宜。我的每一天都是在某块实在的“十里店”度过的（事实上，我一度栖身的那座学院，便与习习的“十里店”近在咫尺），但无论幸与不幸，在“十里店”或者“故乡”这个逻辑命题上，我就是被扔进了“具体而微的生命”中的一个。我没有故乡，不断被放逐与自我放逐。这就是我一切怕和爱的根源。对此，在这里我仍然暂且不做剖析。我想说的是，“没有故乡”，毕生面对的大多是逻辑失效的那一刻，才是我选择了小说这门艺术的根本动因。
我常常以己度人，认为小说家每一笔动人的书写，大约都该源于自己的“没有”和“失效”。因为“没有”，所以虚构；因为“没有”，所以严肃认真地自欺欺人，以此让盼望炽烈并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将爱写到极致的小说家，大抵应当是一个在现实中极度缺乏爱的人）；同样，因为经年在“失效”的逻辑面前肃立，小说家才动手在自己的作品中再造另外的逻辑，以此给自己一个“有效”的立场，让自己不再显得那么勉强和荒唐。这些看起来等而下之的选择，诚然确保了一名小说家所必须具备的那部分品质，但稍微慈悲的人都会明白，我这其实是在叹息。
回到那句话——十里店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出现。
有了方法论和内在况味的驱使，再有些小说家不甘于散文家之后的虚荣，酒后四散，我只有提笔写将起来。此一写，写下了我迄今最令自己喜爱的作品。
这部小说在我的写作中是个特例。它完全没有经历那番我几近“恶习”的不厌其烦的修改。对它，我有着某种无法说明的信任。让它自己长，让它自己跑，让它以一种逻辑上理应令人担忧的饶舌去实现令人费劲和惊讶的轻盈。它部分地满足了一次我对于自己阙如的“故乡”的杜撰，很大部分兑现了我对于自己天性中耻于示人的那一面的承认。在这块属于我的“十里店”，我得以顾盼一个少年的成长——他总是泪水汹涌，顽固地将羞怯当作是一种教养和美德，他永远活在不安之中，永远对自己不满，渴望爱和被爱，幻想着某一日心甘情愿地瘫倒在某双白玉般的脚下……当然，他就是我。当然，他断然不是我。当我以小说的方式勾勒出“十里店——兰城——岛国”这么一个递进而又循环往复的空间时，我充分感受到了唯有写作之事才能给予我的那种象征性的慰藉。于是，小说的逻辑建立起来了，徜徉其间，我宛如回到了故乡，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合理的人，一个不尴尬，跟谁都能交代得过去的人。
十里店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出现。
这句散文家写下的话，它所饱含的温暖与惊悚，所饱含的无论现实世相还是虚拟世相都无可躲避的纷扰与荒凉，在这部小说中，我已尽力放任，任由小说自己去自由地呈现了。那种对于“故乡”永难企及的自知，那种我实难启齿的对于安全感的缺乏，让我不惮虚张声势，用一种堪称一厢情愿的一往情深，如是展开了对于这块巴掌之地的描述：十里店被山环抱着……
而我，拉出山来壮胆，不过是想显得更理直气壮些，想将一切泡影写得更具说服力；不过是，想把饼画得更可充饥。因为我从来知道并且信赖，艺术所能给予人的安慰，正是在这样的辩难时刻。
此时是西安的盛夏。我在这座城市出生和成长，在这座城市开始了放逐和被放逐。它盛夏的酷热，永远对我有着现实与虚拟的双重意义。感谢此刻我身边的那些人，请原谅我常常将你们混淆进另外的一个空间，也许是我太在乎，才将大家时常地视为了小说逻辑中的存在。感谢老友习习，她以一个散文家的胸怀常常宽宥我的狂妄。感谢《作家》的王小王，她在原刊中写下了对于这部小说最具说明和善意的推荐词：这是一个让人惊喜的发现——《蝌蚪》因为努力游离出去，反而导致了汹涌的前来。
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刘晓东》序
2012年，我写了《等深》；2013年，我写了《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三个中篇，写作的时候，是当作一个系列来结构的，故事并无交集，叙述的气质却逐渐自觉。重要的更在于，这一系列的小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男性主角——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