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上，所有的生产和生活的难点就集中在一个“水”字上。吃水要到沟里去驮，没有牲口时，就要靠双肩下沟去担。农业生产上纯粹是靠天吃饭，天一不下雨，人们就唉声叹气，担心没收成。我们到村里不到一个星期就明白了这种困境，赶上那年村里遭了灾，牲口缺料乏瘦，老乡也不时人工去担水。大家自觉地放弃了每天的大规模洗漱，改为下沟时洗漱，还自我解嘲为“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礼拜天休息”。我有一天睡觉时梦见我们窑洞前的沟里，满满的都是水，一直连到天边。醒来说给同学们听，逗得大家大笑了一阵。水之外的一个难题就是缺柴烧。旱塬上不像林区，没有那么多柴火，只能到山洼上折一些蒿子秆作燃料，也是靠天烧火。不仅我们知青，缺水和柴的困难是当地每一家人天天都要解决的难题。
由于缺水和卫生条件差，不出一个月不论男生和女生的衣服上都出现了虱子，一到晚上就瘙痒难耐，身上经常抓破皮。我们队的女生就到公社卫生院去找医生请教，医生教了一个办法，用中药百部煮水浸泡衣物可以杀灭虱子，大家就照办了，果然有效。尽管如此，由于水土不服加上无法及时清洁，不少同学都皮肤过敏，特别是几个女生身上挠破了，秋衣都粘在身上脱不下来，只能一点一点撕下来。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个情景，我们都还为那几个女生的坚毅和顽强感叹。
在农村缺医少药是长期以来的普遍现象，就是在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去插队的时候，医疗条件几乎为零。老乡生了病第一个办法就是扛，任由病情自生自灭。第二个办法是找些传统办法，吃点偏方土药，也能解决一些问题。如果还不能好转，那就只有采取花钱的办法，去公社卫生院或者县医院看病。也有请巫医看的，也叫跳大神的来看病的，这类病人通常是小孩、妇女和老人。和去医院一样，请巫医也是要花钱的。我们去插队时大家都对看病不方便有一些准备，同学们都带了一部分常见病的药品备用。还有几个人买了那时下乡必备的热门书籍《农村医疗卫生手册》。到了村里，才知道这里的医疗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离村最近的公社卫生院要走30里山路才能到达。卫生院基本就是一排窑洞，几个医生，一个听诊器，还有一个简单的药房和注射室，不具备另外的检查手段。知青到了村里就隔三岔五有老乡来寻医问药。最使我们震惊的是1969年夏天，我们村一个叫让子的小伙子，不满30岁。一天听说他病了，几个知青一起去他家看望。那天只看见让子躺在炕上喘粗气，说是得了重感冒，发着高烧，大家问了病情，让家人及时喂药喂水就出来了。
第二天下午听说让子去世了，我们赶到他家，家里人说是发烧一直没降下来，转成大叶性肺炎去世了。这样一个健壮的小伙子转眼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太让人不可接受了，所以以后大家有空就拿着《农村医疗卫生手册》学习。还有几个同学自学针灸，一些小病还能自己处理。大家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治病，起码应该能及时看出可能是什么病，及时送到医院去。不过也有让我们很为难的时候。一次我们队一个叫奎子的小伙子生病了，自己到公社卫生院去看了病，把青霉素针剂带回来，请我帮助他打针。我长到20岁只被别人打过针，从来没有给别人打过针。我为难了一下，觉得让奎子发着烧再跑30里山路去打针是不可能的。但自己又没把握，就跟奎子说我也没打过针，你要一定找我打就别怕死，奎子一口应承了。我就开始忙活了，先把注射器放到锅里蒸，然后翻开《农村医疗卫生手册》查了打针的程序和要求，同时努力回忆过去在医院看病时护士给病人打针时的操作方法。就这样手忙脚乱地把药品化开抽到针管里，对奎子说，你别害怕，你如果害怕的话就别看我。奎子躺到炕上用被子蒙住脑袋让我打。在那一刻不仅奎子紧张，我也紧张，一只手在他的臀部找下针的地方，另一只捏着注射器的手也直冒汗。就这样在紧张的气氛中完成了注射，打完针后奎子掀开被子竟然一头大汗。一回生二回熟，以后的几天就自如了。以后想起这事来我还是有点后怕，万一出点儿事简直不可想象，放在今天没人敢做这件事。
山区的农业劳动很繁重，春种夏收秋收秋种，加上冬季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土工活，其繁重程度现代的人难以想象。耕地播种，背拿粪壳勒算轻的，塬地拉车送粪，洼地吆驴驮子送粪，牲口乏瘦不能拉犁时还要人力拉犁，拉车往30里地外的粮站送粮，这都是精壮劳力才能干的活儿，一个家庭要是缺了壮劳力，真是只能望田兴叹了。我们几个男知青不到一年就成了队里的精壮劳力，除了摇耧等一些技术要求高的农活，一般的农活都学会了。当然因为我们年轻，那些重活总少不了我们。我印象里最辛苦的活儿就算每年夏收后到公社粮站去交粮了。一车准备交公粮的小麦，有800到1000斤，两个男劳力一车，两辆车一组。六月天热得能把人晒成干儿。为了躲过中午的大太阳，送粮的队伍早上三四点钟就出发，互相帮助推上坡，走30里山路到云岩粮站。上午九十点钟能到云岩粮站。大概是为了预防洪水，这个粮站修在好几十米高的石崖上，顺汽车路上去要多走一里上坡路，所以一般情况大家都是把拉粮的车停在石崖下，然后肩扛装满小麦的口袋，沿着石崖上陡峭的台阶一步一步扛到粮站院子里。这几十级台阶就是在石头上凿出来的大小不一的台子，有的地方刚能放下一只脚，下面就是几十米高的的石崖。所以没有把握的人是不敢从这里上去的。几个送粮的人轮流把两车粮食扛到粮站才能站着歇一会儿。上到粮站院里还不算完，交粮之前要先检验，没达到收购标准的粮食不能收，要马上摊在粮站的水泥地坪上晒，晒两三个小时，经验收后才能去交。交粮的过程也很麻烦，要先扛着粮食爬梯子走上风车，把麦子徐徐倒进风车的漏斗里。经过风车把粮食中的土、草棍和麦壳扇掉，重新装袋以后过秤，过完秤的麦子要顺着粮库的梯子扛到粮库顶上的放粮口，倒到粮库里，最后才是结算。交粮不顺利的时候，有时从早上天不亮就走，交完粮再走30里山路，天黑才能回到村里。队里对这一天劳动的报酬就是记十分工，每个送粮的人还可以在云岩街上唯一的饭馆里吃一碗三毛钱的大烩菜。
这碗烩菜里有几片肥肉，这可是那个时候在村子里半年都吃不到的。
在农村，男人有力气总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一次我们队的几个同学都去云岩赶集了，留我在家做饭。下午快收工时队里在场上分玉米，分到各家的玉米马上就要担回家去。我因为急着回去做饭，就用分玉米的大老笼装满玉米担回去了。第二趟回到场上再接着担时，被队长叫住，说你不能这样担东西，会把身子压坏的。说着就拿过秤来把装满玉米的大笼称了一下，竟有105斤，这样算一担就有200多斤。我听了吃了一惊，也奇怪刚才怎么挑走的，很多老乡也在说我不能再这样担玉米了。自己也觉得再挑这样重的担子恐怕会受伤，就换了一个小笼把剩下的玉米挑回了宿舍。事情过去很多年，当年的王兴章队长还记得我当年一担挑了200多斤的事。
除了干活出力，摔跤大概也是老乡衡量是否有力气的标准。1970年春，有一次几个年轻后生在一起干活，说起摔跤，当地叫“掂跤”，有几个人就想试试我怎样，抱住我非要让我和他们摔一跤试试，我摸了摸对手宽厚的脊背，心里没底，可又无法推脱，就抱住他开始用力。我发现这小伙子只会用干劲儿，拼命想把我抱起来放倒，灵机一动就在他脚后使了一个绊儿，上身往下一压，就把他压在身下了。这一下轰动了，几个年轻人大叫老聂了不得，会掂跤。村里一个叫徐兴子的小伙一定要和我摔一跤，这个比前一个厉害，据说能搬起场上石碌辘。可我不发怵，心里有底。这些年轻人不会使劲，我肯定能拿下他。两人一交手，我就感觉不一样，这个更有劲，必须动作要快，在他发力之前放倒他。我抱住他一使劲，脚下一个右绊儿，一下子就把他摔倒了。大概这小伙子感觉自己丢人了，倒在地上不肯放手，满脸通红，拼命要翻过来。我明白不让他一下他是不肯起来了，就放松了，被他翻身压在下面了。其实周围的人早已看清楚了，尽管我们的摔跤结束了，我把徐兴子摔倒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自此经常有人要和我掂跤，我也出手不凡，赢的机会较多。很多人认为我有力气，其实我知道，比起一些壮实的人我差远了。
40多年后我们回村时还有人向我提起和我掂跤的事。
1970年春，周总理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知青插队工作座谈会”，提出北京市要对口支援延安建设，帮助延安建设“五小工业”，派北京干部帮助延安工作，协助教育好北京知青。这是在全国第一次把安置知青工作和加强安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一起解决。1973年周总理陪同外宾到延安视察时，又进一步提出延安地区要“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这些在延安地区的农村都是家喻户晓的事，我们最初是从延安报上知道这些消息的。我们把延安地区领导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的文章讲话在干活休息的时候和晚上开会的时候念给老乡们听。北京支援延安建设的消息和“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口号，不仅我们知青听了高兴，老乡们听了也很兴奋。开会时一贯只听会不发言的老乡们也开始议论纷纷，年轻人更是摩拳擦掌要把村里变变样。一些青年人提出要在村东面的大沟里打坝淤地造田，由于这时春耕已经开始，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了，就放下没有开展。当年应知青的要求，找了些小麦良种种了一片试验田，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这片试验田也没有结果。
到1970年冬季，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就开始了，主要是平整土地，公社书记还逐村来检查。1971年春我离开了村里，这项建议就无人提起了。在村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老乡们对1958年搞“大跃进”时的一些做法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我们和老乡一起去延长县的雷赤镇赶集，那里离我们村有30多里路，过了二里半村的塬顶，下去就到了雷道河，这也是一条黄河的支流，水量比较大。“大跃进”时集宜川和延长两个县的力量修了个雷道河水库，由于预先规划没做好，当年过大的洪水一下子就把尚未完工的水库冲毁了。自此这个宏伟的工程就扔在那里没有再修。老乡们说这个工程：那是瞎想呢，胡闹呢。更有意思的是对那时宣扬的“点灯不用油，耤地（揭地，即耕地）不用牛”的共产主义美景，老乡们编了针锋相对的顺口溜：“点灯不用油——黑猫（摸）呗”，“耤地不用牛——镢掏（用镢头挖）呗”！可这一次大打改变延安面貌的翻身仗，有中央和北京市的支持，各级政府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部署也比较实在，老乡们的干劲儿确实不一样了。
陕北的老乡十分淳朴厚道，我们知青和老乡的关系十分融洽，看到我们知青没有菜吃，时常有老乡端一碗酸菜，或者提几个萝卜送来。婆姨女子总是热心地教我们做饭做家务。每逢出门或回家探亲，回到村里遇到婆姨娃娃老汉们，问候你的第一句话总是“你几时回来”。这是老乡们在心理上把你当成自己人的问候。听到这样的问候，我总是心里暖洋洋的。我曾在多年前写过一篇《珍贵的回忆》的文章，记述了与村里老乡之间的深情厚谊。其实还有不少人值得我去怀念。郭天仁，一个中年汉子，是我们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我们村三个出去当过兵的人之一。他淳朴稳重，善于思考，坚持原则，处理事情公道正派，在村里很有威信。作为大队支书他基本不脱产，除了外出开会都在队里劳动，哪怕上午开完会，下午也要去参加劳动，大队里开会经常安排在晚上。不像后来一些地方的村干部，成天不下地还照记工分。
村里老乡很尊重他，说到他时直呼其名“天仁”，从来不加官衔。天仁对我们知青一直很关心爱护，知青们也很信赖他，经常有搞不懂的事情去找他请教，天仁也会耐心的告诉我们他的想法。说实话，知青刚到农村时有很多事情不理解，总是想凭着一股想当然的热情去做我们认为是革命的事。比如农民中存在的那些小农意识，经常被我们认为是自私自利、自发的资本主义，要去割尾巴。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天仁的耐心说服，我们会办出很多傻事。天仁对我们知青是很支持的。1970年县里搞村村户户通广播，没有人会搞，大队里就让我来负责这件事。我到公社广播站去学了半天，就回村干起来。其实通广播也是个复杂的工作，从踏勘线路到计算需要的材料、人工，天仁一直和我一起从西回峁到大队的各个村逐一算计。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数量到公社广播站拉回各种材料。正式施工时，我在电杆上捆扎电线，郭天仁带着几个人在地面铺放电线，还要在电线上杆时把几十米长的线拉直。四五天的时间主线路建成了，我们又挨家挨户安装喇叭。广播开通的那天，全村的老乡不知有多高兴。我知道这里也有天仁的一番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