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队长送死孩子是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晚秋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队长王兴章站在我们的窑背上连声喊叫我的名字，我从睡梦中醒来，急忙穿上衣服，冒着丝丝凉意来到窑背。队长一见到我就说：“昨天夜里我的娃没了。按咱这儿的习惯，得在天亮前把死娃送出去，而且不能是自家人去送。你能帮助送一下吗？”乍一听此话，我心里不禁有些发怵，可是没顾得想太多，随即就本能地答应了。说话间我从队长的怀里接过已经用谷草裹好的死娃径直向村外走去。走在路上队长告诉我，这娃才出生没有几天，最近总是发烧，昨夜，她妈累大了，睡着了压住娃娃也不知道，等一觉醒来娃娃已经没了。大概是担心天色大亮，我们的脚步显得很急促。在出村三四里远的地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圪崂，先将死娃放好，再用蒿草简单遮挡一下，便转身回村了。我就像有功之臣被请到队长家吃早饭。直到最近我才听说，当地有一种风俗，即十二岁以下的娃娃死了不装棺材，不土葬，一般是请没结过婚的老头儿把死娃扔到野外就完事大吉。我那次送完死娃以后，老乡还颇有微词，认为队长不应该让知青干这种事。回想起来，即使当时听到了这类传言，我也不会太多理会，权当助人为乐吧，何况王兴章队长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在黄河有惊无险的摆渡令我终生难忘。1969年12月，我们决定趁着冬闲回京探亲，这是我插队期间唯一一次探亲。由于归心似箭，加之囊中羞涩，大家选择了最短的线路：即顺着云岩河向东步行几十里，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吉县，然后搭长途汽车到襄汾换乘火车回北京。我们一行七八个人上午出发，黄昏时分才走到黄河岸边。这里是秦晋峡谷地区，开阔的河床足有五六百米宽，两岸是陡峭高耸的石崖，黄河流经此处更显得气势恢宏。我们在黄河岸边久久站立，无不心旷神怡、感到震撼。云岩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叫小河口，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有一条渡船停靠在岸边，船上已经有了几个人，我们上来以后就开船了。这是一条木船，船体不大，坐十几个人就显得满满的。船上至少有五六位艄公，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离开河岸以后，船冲着上游方向划去，在水流的作用下，渡船的轨迹基本正对着对岸。开始，水流比较舒缓，船有些颠簸，但是不厉害，我们有说有笑、兴致盎然。
可是没有多久，感觉水流越来越急，船开始摇晃，艄公摇桨的频率逐渐加快。快到河中心的时候，突然感觉船被一股激流猛地向下游冲去，只见一条明显的界限把流速相差悬殊的河面分成两部分。在舵手的带领下，艄公声嘶力竭地呐喊，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与激流搏斗。说是殊死搏斗也不算夸张，这里水流急、暗流多、浪头大，一旦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渡船就像一片树叶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上剧烈颠簸，船帮溅起的水花不时地打到身上，不停翻滚的浪花看得人头晕目眩，波涛声和呐喊声震耳欲聋、惊心动魄。我敢肯定地说，如果你不是身临其境，就很难知道什么是“黄河在怒吼”、“黄河在咆哮”。划了好一阵，船渐渐地驶离激流区，又进入了水流舒缓的河道，但是已被冲到下游很远的地方，完全看不见小河口了。船离对岸越来越近，我紧绷的心慢慢地恢复了平静。上岸后，顺着镶嵌在石崖上的小路不停地向上走去。望着对岸黑压压的石崖和脚下奔流不息、浑浊不堪的黄河，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恓惶凄凉的感觉。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简陋的旅店过夜，第二天按照计划直奔北京。
工地生活
1970年春节过后，我结束探亲独自沿着一年前的路线返回陕北，只记得从渭南到宜川坐的是敞篷卡车，一路上奇冷无比，浑身快要冻僵了。回村不久，县里要抽调民工修梅七线铁路，全大队一共要抽十几名民工，老乡都不愿意去，生产队也不想派壮劳力，于是四个队各派了一名知青和一群娃娃去凑数儿，我是其中之一。梅七线铁路是为开发铜川煤矿而建，从陕西省富平县的梅家坪到黄陵县的七里镇。在全线工地上，以县为单位组成民工团，以公社为单位组成民工连。宜川县工地在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瑶曲镇一带，这里是山区，工地顺山谷一字排开，团部设在瑶曲。云岩公社是五连，连长史荣恩原是公社主任，河南人，他心直口快、高喉咙大嗓门儿，一急就骂人，可是为人正派、受人尊敬；指导员张玉群原是公社书记，本地人，他行事稳重淡定，有大将风度。
全连共有七八个排，我一到工地就被任命为排长，还有三四位排长也是知青，其中我只记住了毛晓矛，因为他和我是人大附中高一年级的同学，又是一起从梅七线工地被招进延安汽车大修厂的工友，现在仍有联系。
一个排有三四十名民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全权领导这么多人。大概是因为农民天性淳朴、老实听话，加之自己干活不惜力，敢说敢管，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怵当排长，而且越干越得心应手，颇受连领导赏识。我们的任务是修建一座涵洞。采石场设在工地附近，打眼、装药、放炮由专业队伍承担，我们负责挖土方、破石、碎石、砌石。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我需要熟悉各个岗位的情况，常常作为“替补队员”出现在工地。为了服众，我有意识地干重活、累活、险活。为了把特别大的石头破开以便于搬运，要用12磅铁锤在石面上开槽、破石。干这个活儿，首先要有很好的臂力。开始，我不敢放开抡锤，生怕伤及掌钎的人。后来干熟练了，一口气抡十几下，一干就是一天。抬石头过跳板特别危险，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用粗铁丝将石头系在木杠中央，前后两人把石头从石场抬到涵洞工地，最后总要经过一段三五米长的跳板。跳板很窄，有弹性，空身走过都要格外小心，担着一两百斤重的石头则颤抖得更厉害，很难掌握平衡，不得不在旁边跟两个人当“拐杖”，扶着他们的肩膀或头顶借力通过，以防摔伤或砸伤。
工地的生活有滋有味，感觉日子过得飞快。全排人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简易工棚里，有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下雨。虽说住得条件差，可是吃得很好。那段时间，半斤的馒头我一顿能吃两个，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是我一生中体魄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有一次连里吃饺子，伙房负责提供面粉和饺子馅，以排为单位包饺子，我一个人擀皮，全排人包。后来我经常跟人显摆这件事儿，可殊不知，民工大都不会包饺子，半天也包不完一个。
由于我身先士卒、吃苦耐劳，能出色完成任务，加之有个好人缘，经过层层推荐，光荣地出席了“延安地区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在“文革”时期，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就相当于今天的劳动模范，是社会上的最高荣誉。大会在延安召开，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代表们都住在延安中学。会议送给每位代表一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大家别提多高兴了，我至今还珍藏着这本毛选。
1970年9月，延安地区第一次重点面向知青招工。当时，我在工地只顾干活儿，消息十分闭塞，对招工之事一概不知。一天，指导员在连部对我说：
“最近延安地区都在招工，主要对象是知青。咱们工地其实很需要你们，可是这里毕竟是临时性的，进工厂当工人对于你们来说是一辈子的大事。我和史连长商量好了，准备推荐你们几个表现好的知青参加招工。”由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听了之后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尽管我始终不相信真的在农村干一辈子，可是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结束插队生活。我再一次领略到，现实生活往往会在不经意中出现急转弯，这一次我显得淡定许多、自信许多。
我很快从工地赶回生产队打点行装，与老乡和同学们告别。临行前，我和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天仁、生产队长王兴章，以及没来得及共事的北京干部杨明强，还有朝夕相处的知青在公社照相馆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近20个月的插队生活被永久地嵌入我的人生画卷。
无怨无悔
离开农村以后，我进工厂当了工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我先在国企当了中层干部，后来成为中央机关的公务员，能有这样的人生历程，首先得益于陕北农村插队。因为插队让我不甘现状、自我加压，不停顿地谋事进取。当年，我们上午离开北京奔赴陕北，学校下午就传达本市招工事宜，留京工作的机会与我擦肩而过。在遗憾和羡慕的同时，更有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强烈愿望悄然而生。
坦率地说，在农村插队时，我有鲤鱼跳“农”门的思想，不甘心做一辈子农民；在工厂做工时，我不放过任何一次深造的机会，憧憬着大学生活；大学毕业分配在陕西关中地区工作，我不甘心留在陕西，盼望着早日调回北京；在北京的一家国企担任了中层干部，我又不甘心做企业政工工作，希望在更能发挥专业特长的部门工作。我常常在想，如果一开始就分到了北京工厂，可能会盲目地产生某种优越感和满足感，随之失去前进的动力和人生的精彩。
农村插队不光让我懂得了不畏艰苦和奋发向上，而且对日后工作也大有裨益。我退休前长达20年所从事的工作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农村插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的一笔无形资产，它让我零距离地认识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耕文化。加之有国企工作的经历，我在分析相关领域问题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时，有更多的感性知识作支撑，能够贴近现实、便于操作、容易被接受，屡次受到中央或地方领导的重视，为基层解决了许多燃眉之急。
弹指一挥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40年，它给后人留下怎样的记忆和启迪，对历史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今已是见仁见智、评说不一。但是，无论对它是褒是贬都已经不重要，作为一名亲历者和过来人，我只想说一句话：一个普通百姓是无法选择时代和历史，也不能阻挡社会潮流的，但只要勇于面对，不苛求环境，守好自己做人做事的底线，就一定能写好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生的历史。农村插队固然有得有失，但是我努力了、受益了、理解了，所以无怨无悔！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插队生活点滴
白英
上火
我们那批插队知青是1969年1月份到达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第二小队的，队长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孔窑洞，当时正值冬天，我又怕冷，所以在挑铺位时我要求睡在离灶台最近的地方。没想到初次用柴火做饭由于没有经验，柴火最旺的火头没有烧到锅底反而都烧到炕下边了，结果到晚上睡觉时炕被烧得滚烫，睡在炕上不断地翻身，就像烙饼一样，没几天我就上火了，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来，队里的高中男生会针灸，给我扎了一针，结果害得我晕针了，嗓子还是没有治好。给我们做饭的老乡瑞子发现了问题所在，教我们烧柴时把柴火往外拿出来一点儿，火苗正好舔到锅底，饭很快做好了，炕也不那么热了，我的嗓子过了半个月才慢慢地好了。
种麦
黄土高原上种麦子与平原地区不太一样，当地老乡们是把粪土与麦种均匀地搅拌到一起，用一个像簸箕一样的筐装上，用一条宽带子将筐挂在脖子上，撒麦种的人一边走一边用手一把一把地把麦种撒到地垄里，前边一个人赶着牛，用手扶着犁，在地上犁出一道10厘米深的沟，撒麦种的就跟在后面走一步撒一把。另外一组的人跟在后面犁另一条垄，有时老乡故意将牛赶得很快，我在前面一组撒种，后面的牛走快了，就会感到牛的两个犄角顶到我的后腰，我会吓得大喊大叫，老乡们觉得很好玩哈哈大笑，气得我直骂他们使坏，这时队长就会呵斥他们好好干活，不要瞎闹了。
驮水
黄土高原上最缺的就是水了，水土流失情况非常严重，种庄稼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我们平时每天的饮用水都要用毛驴到山下去驮，驮水要用两个木桶挂在毛驴背上的两边，木桶上有两个孔，往外倒水时，一个是进气孔，一个是出水孔，木桶灌满水之后要用玉米芯子塞住，以免毛驴在上山的路途中把水晃荡出来。
我们六个人轮流每人做两天饭，谁做饭谁负责驮水，顺便在山下水沟里洗洗衣服。我们一般都是和老乡结伴一起下山驮水，因为山上有时会有狼出没，我就看到过一只狼从对面的山坡上跑到山顶上，蹲在那里看着我们一行人，狼如果不是饿急了很少主动伤人。由于缺水，我们早上除了刷刷牙，洗脸只能将毛巾弄湿了擦擦脸。下雨了我们会拿出所有盛水的容器，放在院子里接雨水，这可是老天爷的“恩赐”呀！
养猪
我们下乡插队没过多久，队里就从集市上给我们买了一头小猪仔，说你驮水归来，白英（右）和薛凌在自己的窑洞前合影。
们六个人吃饭剩下的汤汤水水，再采一些野菜，磨面剩下的麸子和在一起就可以养活一头小猪了，到了年底还可以杀了吃肉。我们六个知青是轮流做饭，一个人做两天饭，其他时间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轮到我做饭时，我会将猪食煮烂了，再放上一小把粗盐，小猪可爱吃了。
每天天刚刚亮，小猪就会用鼻子拱我们的门，催我们快点儿起床，该给它开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