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折柴，驮水就容易多了，队里特意为我们箍了一对小些的木桶，开始和社员一起下沟，在他们的帮助下搭桶、吆喝牲口，自己再找找窍门，如驴站在水池边的石阶下面，我们站在石阶上面，这样搭桶会省力很多，不久，我们就能独立下沟驮水了。驮水没问题，用水成问题，由于泉眼水量有限，队里驴不多，每户用水都有定量。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下雨下雪就只能接雨水、化雪水用了。每次到公社，都可以在云岩河痛痛快快地洗一次脸，那个清爽的感觉太舒服了。吃饭开始由李风娥大婶给做，后来我们学会了就每天轮流做，缺油少菜，经常是吃乡亲们送来的酸菜，或是吃窝窝沾盐水喝米汤（粥），记得一次董燕湘给我们做了咸豆包，吃起来也别有风味。秋冬季还有些萝卜洋芋，其他时候只能是到公社赶集时买些背回岭上。吃肉只能在过年的时候队里杀羊分给各户。为了改善生活，我们效仿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养鸡、养猪，生活很艰苦，但我们基本没挨饿，队长时常到我们窑里看看问问，只要稍有欠缺，就从生产队的储备粮里拿，秋季分配时还上。
我们的到来，给沉静的岭上村增添了许多生气，田间地头、社员大会都有我们教社员唱歌的声音、读报纸的声音；和同龄人在一起的说笑声；串门子和乡亲们的聊天声；和村干部聊村里生产、引水上塬问题；和村支书聊当时的政策理论问题，我们总想多为乡亲们做点事。为了缓解村里缺医少药的现象，董燕湘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班。回村后，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她给扎扎针、开点药，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还在村里开了个代销点，卖个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饼干等，还帮助乡亲们收鸡蛋，够挑一担了，轮到谁管代销点谁担到公社给卖了，回来给卖鸡蛋的乡亲们分钱。还在代销点窑洞的炕上育红薯苗，省去了村里买苗的花费。我还当上了会计。
岭上村男劳力缺乏，3个大队干部除开会、到各村处理事务，在村里劳动时间有限。3个拦羊、1个拦牛、1个喂驴，又5人不能下地。真正干地里活的男劳力所剩无几。在当地，“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习惯根深蒂固，婆姨统称“屋里人”，很多技术活、力气活是不干的，如铡草、掏粪、耤地、耱地、拿粪等。对此，我们毅然加入了男劳力的队伍。
知青进村正好是冬闲时节，我们和男社员一起铡草，他们入草（技术活），我们铡。麦秸秆薄且细，一刀还能铡到底，干草（谷子秆）又粗又硬，恨不能使上全身的力气才能压下铡刀。我们没多一会就没劲了。队长看得出来，就让入草的社员多入麦秸，即便如此，一天下来手上仍磨出了好几个血泡，第二天早上醒来，不仅腰酸背疼，只要手指稍一动，粘连的皮肤被撕破，就钻心地疼，但谁也没退缩。
掏粪，就是把羊圈、牛圈、饲养室里的粪便掏出来。掏羊圈最刺激，羊粪又干又硬，一镢头下去，也就两三厘米厚，大都是男社员用镐刨，我们用老镢连刨带搂，氨味十分刺鼻，呛得人喘不过气，熏得人睁不开眼，跳蚤又多，眼见一个个小黑点乱蹦乱跳，毫无办法。收工后搂起裤子才发现两腿布满了小红点，奇痒无比。掏牛圈驴圈要比掏羊圈好得多，虽然牛粪稀糊，移动脚步有时要被嘬掉鞋子，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刺鼻味，也没有那么多的跳蚤。
驴粪又比较干爽松散，就更不在话下了。
送粪是播种前的准备工作，车拉、驴驮、人担。我们都担粪，两只粪筐，婆姨们只装了一半就让走，我们想担一次是一次，别白跑路，让她们装满。
婆姨们急了，说：“憨女子，不要挣命哩，做下病就瞎（哈）了。”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关心话，但从她们的眼神可以看出她们是真心爱护我们。满满两筐粪担起来腿有点打软，但硬是担到了地里。一天下来，肩膀红肿生疼，但仍坚持到送完粪。
麦收是一年中最忙最累的活，真是争分夺秒，收割晚了，成熟的麦粒会脱落，收割时间拖长了，又怕中间下雨，造成未收割的倒伏脱粒，已收割的在麦垛捂着发霉、发芽。因此，每天天一亮就下地，随着开行子的割麦高手撂着把子，你追我赶地抢割；捆麦的人麻利地扭着麦袎打着捆，车拉、驴驮、人背，马不停蹄地往场院运，吃饭都是把饭送到地里。太阳下山收工，每人还要背一捆翻沟越岭到场院，晚上加班打麦子，夜里还要派人看场院。一次我和沈明看场（知青坚决要求的，队里妇女不干看场的活儿）。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听刘锁喊：“狼！狼！多危险，狼就在地牮上圪蹴着。”待我俩从麦秸窑窑里出来，狼已经跑得没了踪影。天气好还要晾晒麦子，晒干后，我们和男社员一样，扛着麻袋（3斗）入库、缴公粮。人困马乏、筋疲力尽在夏收1970年春，高桦等和在谷堆坪大队沟口村插队的同班同学阎玮在云岩河畔。左起：高桦、阎玮、沈明、徐红。
体会最深。
在评工分大会上，社员一致说：北京娃娃好苦（能吃苦，肯干）哩，记10分（男社员的最高分），我们坚持按妇女的最高分8分记，队长对我们很无奈，因为记工分的权力在我手里。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劳动得到了乡亲们的充分肯定。我们知青小组曾多次被评为县、地级先进知青小组，并在1971年底参加延安知识青年赴京汇报团进京汇报。
走进心底的岭上，那里有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坚忍和乐观，有我们五个女生同睡一铺炕、同吃一锅饭、同扛老镢同挥镰，相互关心、协作默契的记忆。岭上，终生难忘。
衷心祝愿岭上村风调雨顺！丰稔连年！
祝愿乡亲们健康！平安！生活越来越好！
（后记）
我在1971年7月被县里招干留下，10月离开贺家岭村，先后在县知青办、团县委、党史办工作，于1987年8月离开宜川县。很遗憾，我没能和党史办的同事们一起完成宜川县革命史的编纂工作。宜川人民淳朴、宽厚、勤勉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为我做人做事打下了人生坚实的基础。在宜川的十九年，我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宜川，我的第二故乡，是你养育了我，培养了我，使我顺利地走完了我的职业路程。谢谢宜川人民！
衷心祝愿宜川人民早日实现小康！生活幸福美满！
由于时间紧迫，19年的宜川情怀不知从何处下笔，还好，参阅了《水南谣壶口情》《我的乡亲们》等云岩插友的文章和《难忘谷堆坪》的视频，又把我带回了当年，确定了写插队部分的思路。在这里谢谢大家给我的灵感和启发。感谢徐红、沈明在我写此文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皮头大队贺家岭村插队。退休前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海淀区支行工作。）忆陕北延安插队
王建中
1969年遵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
我和班上几名同学踊跃报名，怀着一颗赤胆忠心，踏上了奔赴陕北延安插队落户之路。
一
我们所乘的专列于1969年1月9日上午10点30分从北京站发车，10日下午1点到达陕西富平县，住宿一夜后便在第二天（11日）早晨5点钟改坐军用敞篷大卡车，只见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由于车内拥挤和颠簸，加之车外扬起的阵阵黄土，有人晕车了。我望着车外那连绵起伏光秃秃的黄土高原，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下午到达宜川县，从车里爬出来已是满头满脸的黄土。在县城又住了一夜，第二天（12日）的上午继续搭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了云岩公社。远远望去，见许多老乡守候在路边，扭着秧歌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名单公布完后，我们就被各村的老乡带回各自的村庄，行李由毛驴驮着，走了5里平路5里山路，终于到达山顶，进入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窑洞，那里面锅碗瓢盆一应俱全。这时只见一拨又一拨的大人小孩前来看望我们，不断问寒问暖。待散后，我们竟不顾4天的旅途疲劳，跑到村里最高点遥望远方。
每天的饭都由老乡来给我们做，晚上睡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浑身冒汗。
因农闲，到了晚上总会有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大姑娘、小伙子到我们的窑洞来，大伙有说有笑热闹非凡。那时村里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用水要用毛驴走5里路到山下去驮。尽管这样，大家还是很开心。转眼就到了2月份的春节，有人推荐我和另外一名同学负责春节联欢节目的演出。每天排练，吃的是猪肉炖粉条，馒头、小米饭，感觉伙食比家里还好。紧接着我们就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这时老乡们发给我们每人一件翻地用的工具。早晨太阳刚刚露头我们便走很远的路去干活，窑洞里只留下一个人做饭，填满的灶膛常常呛得煮饭人鼻涕眼泪一块儿流，做出的饭不是生就是糊。劳动了一天，浑身像散了架；去公社赶集来回要走20里路，待回到队里已是气喘吁吁。就在这时，得知班上有十几名同学参军，其他大部分进了工厂，不少女生被分配在仪表局工作。当时懊恼和悔恨使得我整天闷闷不乐，加上沉重的体力劳动，最后终于病倒。4月份经队里同意，我先去了在西安上大学的叔伯哥哥那里，后被父母召回北京看病。经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治疗，身体逐渐恢复过来，只好再次返回村里。
那时队里穷得买不起牛，耕地全靠人推手拉。看着同学和社员们那种艰苦劳动的态度，再看看因雨天路滑毛驴无法下山驮水，老乡从山下背着50多斤重的木桶给我们送水；想到毛主席的教导和当时的楷模人物邢燕子以及父亲来信中的鼓励，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头顶烈日下地除草、耕地，手磨出了老茧也不觉得苦了，无论上工干活，还是挥鞭赶着毛驴下山驮水，似乎也有了劲儿，每天哼着小曲唱着歌，感觉生活也不那么的枯燥和乏味了。
有一次起羊圈的粪，按当地习俗是不准女人进羊圈的，怕给羊带来不吉。
为破除迷信，我们率先跳进羊圈，又脏又臭的羊粪直往鞋里灌，一时真感不适。见到其他同学和老乡们毫不顾忌，照旧干得挺欢，此时我的耳边又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着牛粪，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也就不感觉有那么脏臭了。
在农村一年里也看不上一场电影，放电影的机器还要靠人用脚踏发电（似骑自行车），近两个小时的电影由几个小伙子替换着踩，否则片子就断了。
有一次我错过了村里放电影，当得知邻村要放电影，但要走5里路时，舍不得放弃机会，便下决心过去看。我深知别人不会同意我去，等收工后拿个手电筒独自上路了。邻居发现我不在窑洞，立刻报告了队长，队里特派了8个大小伙子四处寻找，还在广播里呼叫，又派两人到放电影的村子去找我，只因为我们住的塬上常有狼出没。第二天我得知此事，感到十分内疚，此事让我体会到老乡们对我们的关爱和温暖。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正值麦收季节，接连下了一个星期的雨，将那些已熟透了的、黄灿灿的麦穗打落了一地，有些麦子经雨水浸泡已发芽。麦子收割后，乡亲们只好将湿麦子倒在炕上烤干，将那些颗粒饱满、新鲜的麦子全部交了公粮，留下的全是已霉变和发芽的麦子，蒸出来的馒头既黑又黄，吃到嘴里黏糊糊的好像永远没蒸熟。这件事让我刻骨铭心，至今让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粮食的浪费！
1970年，村党支部决定“引水上塬”，书记亲自到北京购买水泵、钢管。
货到那天晚上，收工回来的全村老少不顾一天的疲劳，纷纷赶到山下将几米长的钢管扛起就走，连半大的孩子也不示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左右肩各扛一根。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圆又亮，整个山谷都笼罩在欢声笑语之中。水接通的那天，全村男女老少拎着水桶守候在旁，当甘甜的泉水从管子里流出来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从此我们吃水告别了人背驴驮的日子。这一举措曾轰动全公社，吸引不少人前来观光学习，也让我们村成了县里的典范。
为推动村里生产力的发展，县委决定将我们村作为重点，以点带面。一个由县长亲自带队的工作组，那时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村子。他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边干活边调查了解情况，晚上不是组织社员学习就是夜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时掀起了比贡献、比干劲的活动高潮。
许多社员天不亮就起来干活，谁都不甘落后。开大会前，队与队之间的歌曲比赛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劳动积极性猛增，当年秋收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工作组结束后，我就被抽调出来，顶替公社干部进驻其他村整顿领导班子。
工作组一般是由四至五人组成，分给我的任务是负责妇女工作，每月从公社领取30元钱，将队里粮食运到公社换成粮票，一天三顿吃派饭，几乎每家每户都把存留的数量不多的白面单独做给我们吃，我们盘腿坐在他们的炕上边吃边聊。白天和他们一起劳动，晚上组织他们学习，三天两头搞一次夜战。经常找人谈话了解队里的情况，处理队里一些棘手的问题。各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大队领导班子涣散不团结、集体贪污和一些常年未破的、错综复杂的粮食被盗事件。
自留地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被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