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河长唱知青歌
薛天云
2012年10月，云岩镇党委书记陈志胜把《云岩河的歌》一书的初稿给我，并说，应编者之邀，云岩镇党委的负责人为该书写篇《序》，因为他们年轻，对知识青年插队缺乏亲身体验，让我协助一下。我把《云岩河的歌》书稿一连读了两遍，伏案而思，感慨万端。读到许多他们对当年艰苦经历的描写，不由热泪盈眶，感同身受；读到他们对乡亲和第二故乡的诚挚感情，使我这个云岩当地人愧感有加，自叹不如；读到他们对那段插队经历的理性客观的认识、刻骨铭心的记忆、无怨无悔的表述，使人肃然起敬，感佩之心油然而生。知青的39篇文章，全部用事实说话，真人、真名、真地点，记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观点，都是那么活灵活现，都是自己真情实感的写照，让人读后觉得叙事实在，犹如身历其境。字里行间，言谈之中，无矫揉造作之词，更无哗众取宠之意。正因为这都是说真话、表真情的文章，才能沁人肺腑、感动读者。他们对那次上山下乡插队中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原汁原味地记录，已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而是记录历史的珍贵资料。这本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的久远而更加彰显其光彩。
读《云岩河的歌》时，过去的许多事情，一幕幕、一件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之中。从1966年上半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学校一直停课“闹革命”，该招生的没有招生，该毕业的没有毕业。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国务院下发通知，决定全国各类大学暂停招生，初中和高中学校的“六六”级、“六七”级、“六八”级学生于1968年底前全部毕业，是农村户口的学生回乡参加劳动，是城镇户口的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三届”的名称由此而来，也有了那次波澜壮阔、惊天动地，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9年元月12日下午，数辆大卡车把4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送到云岩公社院内，公社革委会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宣布了分配到各大队插队的名单，知青们就跟着各队来接的人连夜进村了。12日前几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云岩大地白雪铺盖，寒风刺骨。知青们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踏着吱吱作响的雪路，走着蜿蜒崎岖的山道，上山下洼，艰难地行进在云岩南北二塬的山山峁峁上。那时农村的道路都是二三尺宽的小路，并无现在的公路。他们中不少人穿着塑料底鞋，稍有不慎，便会滑倒在地。
最远的村，离云岩镇30多里，他们足足走了五六个钟头。他们在这几个钟头内，走了有生以来最长的山路、雪路，多数人也是第一次走了这样难走的路。对他们的第一场考验，竟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雪路漫漫！云岩人民看着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心痛难受，不少人为之抹泪。云河也记住了从冰上走过的知青，为他们的壮举吟唱赞行。我是宜川中学高“六七”级的学生，在1968年10月回村劳动，对他们自然是惺惺相惜、倍感同情。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回过头看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我认为那是“文化大革命”
的产物，给国家的教育进步、人才培养造成断层，使千百万家庭和个人遭受了苦难和折磨。但是，从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号召的本身动机而言，我们虽不能妄加猜测，也能清楚地看到，他是要让知识青年经风雨、见世面，历经磨难，提高抵御能力，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予这一代人身上。
毛主席曾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民家中“上农村大学”，并一贯注重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文化大革命”前就倡导上海等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锻炼。从孟夫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害怕人生遇到苦难的磨炼，而把这种“磨炼”看作天赐的人生机遇。毛主席本身就是历经苦难折磨，才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所以他很重视让青年人“吃苦、磨炼”。那次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在农村锻炼几年之后，大多数在国家招工、招干、上学中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极少数留在农村的，当地政府都进行了妥善安置。多数知识青年对自己在农村受到的锻炼，也持肯定态度，认为对自己一生是有益的。历史上任何一次千百万人的实践活动，都是伟大而复杂的，都需要根据当时留下的资料去评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劳动的实践活动，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教训，只有这个实践活动的主体——知识青年本人最有发言权，《云岩河的歌》就是切肤深刻的体会，中肯恰当的评论。云岩河两岸人民群众对北京知识青年历久不衰、弥足珍贵的记忆，对知识青年良好形象的高度评价，更是人间正道、千古评说！
我是回乡青年，有家有舍，有亲人关照，不需做饭，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对插队青年的艰苦生活没有身历其境、甘苦自尝的经历，自然体会不深，但我从自己接触知识青年的过程中，以“旁观者清”的方位，看到了他们的难处，体会到了他们的苦衷。知青来插队，首先要过“两关”，即“生活关”和“劳动关”。开始时，生产队派人给知青做饭、打柴、驮水，后来他们自己轮流做饭，自己上山打柴，下沟驮水，还要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做饭的活儿虽不重，但天天、顿顿做饭，却是人生很难的一件事，而且要把饭做得好吃，更不容易，许多人一辈子都办不到。进山打柴，那是农村最累的劳动，把柴边砍倒边拢到一块，就是农民要做到这一点，也得几年实践。把柴砍好后要捆起来，再从沟底背到塬边回村的路上，一般都得爬几百米的坡，背柴时肩膀酸疼、汗如雨下，不习惯的人一天也砍不回一捆柴。每次下沟驮水，来回要走几里路，碰到连阴雨天，就得把天上降的雨水集起来，用它烧水做饭。队里给的粮要在石磨上磨成面粉，小麦、豆类、玉米等粮食各有各的磨法，不然磨成的面粉便不好吃。磨面时，知青们请村里的大娘、大嫂帮忙，有些女知识青年也像农村的妇女一样，拢着头巾，浑身上下弥满了面粉。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天天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打交道，天天刷锅洗碗，我认为是天下最难的事，可许多北京知青却把这种生活过了好几年。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爱讲卫生，但农村的水来之不易，连烧水做饭都不够，哪有洗澡、洗衣服的水？他们就把衣服拿到沟里小河边去洗，等天热了到云岩河僻静处泡个澡。这样艰难的生活，他们大多数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习惯了，熬过来了。至于参加农村劳动，并不像体育锻炼那样轻松愉快，对各种农活都有一个学习、习惯的过程，像豫剧《朝阳沟》
中银环初学劳动的体验，北京插队知青人人都亲身经历和体验过，但是他们挺过来了，有的还成为庄稼活的行家里手。我们南海村有个知青程伟明，他的乳名叫“小毛”，乡亲都亲切地叫他小毛。小毛每天做三顿饭，天天参加三晌劳动，社员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年的出工数不少于农村的壮劳力。晚上还要看一会书，遇到有兴致的人和事，还要写诗作词，抒发一番诗意。后来他被调到南海峁生产队，我村人隔三岔五去看望他，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
在北海村插队的几个女知青，他们天天下地劳动，唱着歌上工，唱着歌下工，女知识青年童广兰还被社员选为妇女队长。后来我到县上参加了工作，下乡中每到一个小山村，总有那么几孔窑洞，糊着雪白的窗纸，窑畔上挂着几串红辣椒，门口放着几把锄头、镢头，看似普通的农户，实际是北京知识青年的住处。他们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过着和农民一样的日子。此情此景，让人感到由衷佩服，更有所思。
北京知识青年在过好“生活关”、“劳动关”，接受“再教育”的同时，很快和村里农民融为一体，农民夜校有他们的读报声，田间地头有他们矫健的劳动身影，农民炕头有他们盘腿而坐亲切拉话的场景，一些艰难险阻的关头有他们带头冲锋的英姿。他们理智地思考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公道地评说农村的是与非，虚心学习农民的善良品德，积极参与生产队和国家的各项建设。
他们敢为天下先，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他们有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艰苦创业于斯，奋发图强于斯。纵观北京知识青年在延安、在云岩插队纪实，我认为他们在以下几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知识青年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知识青年组织农民上夜校、学文化、读报纸，教农民唱革命歌曲，办墙报和黑板报，“万马齐喑”
的小村庄，顿时有了生气，活跃了起来。每年冬季，公社革委会把有文艺特长的知青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队，到各村巡回演出。知青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说村里事，演农民身边事。久违了的文艺演出，又来到偏僻农村，农民看完节目能议论好几天。知识青年成了党和政府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的骨干力量，起到了桥梁作用。
北京知识青年到云岩插队，为云岩大地带来一股强劲的新风，注入了许多新风尚，这是促进云岩社会进步、风气革新的一座里程碑式的显着标志。
他们穿戴的衣帽款式、平时的言谈举止、见人嘘寒问暖的礼貌语言，都成了当地人学习的榜样。在知青来插队之前，云岩本地人穿的衣服还是老样子，男女都穿大裆裤，女人多数穿右襟袄。到了冬天，农民穿棉衣时，里衬就只是一件背心、一件短裤，没有内衬的长衫和长裤；棉衣外也没有外套，棉衣一旦穿上，就得到明年换季时才脱下来。从农历九月底穿上棉衣，一直到第二年清明节前后脱掉棉衣，要穿五六个月，棉衣内外都很脏。家境好的，过春节时换穿新棉衣，有半数家庭无衣可换。这固然有经济落后的原因，也是一种老习惯使然。有些围着锅台转的妇女，棉袄襟上有一层厚厚的、硬硬的污垢，有的小孩的棉衣袖上也布满了污垢，可以擦着火柴。自从北京知识青年来插队后，这种穿衣习惯逐步得到了改变。先是年轻人跟着学，过了二三年后，老年人也改变了原来的习惯。人们棉衣内都穿长衬衣，棉衣外都穿罩衣，棉裤外面也穿罩裤，过上一个多月把衬衣和外罩洗一下，既卫生又美观。
原来的大裆裤换成了西式裤，年轻人把圆帽壳换成了军帽，妇女们穿上了对襟袄，很少见到穿右襟袄的人了。不要小看这生活习惯的改变，须知许多文明、革新是从吃饭穿衣这些生活细节上开始的；任何大改革、大的社会进步最后是否成功，要体现在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上，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穿长袍马褂的人不见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知识青年敢于破除迷信，开风气之先。许多云岩当地陋习是在北京知识青年插队之后逐渐消失的。他们在当地的生产活动、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邻里交往等事体中，注入了大城市的新风尚，使人们远离了不少陈规旧矩。
受到最大冲击的旧观念、旧习惯是“男尊女卑”。当时生产队掏羊粪时，不许女社员进羊圈干活，只能在外边把羊粪往地里送，说女人进羊圈不吉利。可那些北京女知识青年就敢破除迷信，挑战这种“男尊女卑”陋习，她们带头进羊圈掏粪，让男社员往地里担运，事后并没有不吉利的事发生。诸如此类“男尊女卑”的事例，自北京知识青年插队后就少了许多。
第二，知识青年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知识青年对农村各条战线的发展，都起了带动和促进作用。他们倡导引水上塬、修建公路、新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他们为引水上塬等事业购买材料、争取投资，带头参加劳动；他们创办幼儿园、当“赤脚医生”，有的还到农村学校任教；在大搞农田基建、平整土地、兴修水利事业中，更是一马当先，带头冲锋。有的知识青年还担任了大队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公社革委会主任等职，在战天斗地、改变面貌中带领群众前进。1973年，谷堆坪大队女知青殷丽丽担任了该大队支书。陕北的早春二月（农历），冰水依旧刺骨。为疏通谷堆坪村前的一条水渠，殷丽丽率先跳进水渠，挥舞着铁镐，大干起来。其他社员跟着跳下去，清理渠水中的石头、淤积物。两个多小时后，渠水畅通，使一片小麦田得到灌溉。
我国着名科学家钱三强的两个女儿钱祖玄、钱民协原在孟家塬村插队，后来调到云岩大队。云岩大队办了一个猪场，一年换了几次饲养员，依然没有起色，猪越来越瘦。后来大队就让钱氏二姐妹去办猪场，渐渐有了起色，越办越好。1972年我在宜川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工作，我们通讯组把钱祖玄、钱民协办猪场的事迹写了篇报道，曾在《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这个稿件的那天，钱三强同志正在“五七”干校劳动，他听到广播后十分高兴，因为稿子的开头语就是“我国一位着名科学家的女儿……”，他既为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这意味着他可以得到“解放”，又重回科研工作岗位上了。后来钱三强同志还给我们通讯组送了一套《马恩列斯选集》，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