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国以后，佛教偶像崇拜的形式对儒教和道教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启发。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对于下层民众来说本来就非常具有吸引力，再配合以生动明了的视觉形像，更容易产生亲和力，也为广大百姓所理解。道家所谓的超越形体的“道”的观念，在“释迦摩尼”的形象面前似乎就显得过于飘渺了。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对孔子的祭拜之中，仅仅靠“神位”或者“衣冠”来想象其音容笑貌已经远远不够了。一位生活在唐代名为法琳的佛教僧侣在其《辩正论》中的一段文字被视为道教偶像崇拜出现的最有力的证据。引用了道教大师陶弘景（456－536年）的事迹：据记载，当陶弘景在南京附近的茅山创立他的宗教社团的时候，他同时建了两个“堂”，一个是为了礼拜道家的神，另一个是为了礼拜佛教的神。这段文字中有一句最关键的话是：“佛堂有像，道堂无像。”同道教一样，儒教也开始了自身的变革，包括从佛教借鉴偶像崇拜的形式，孔子的偶像崇拜出现了。
《三国志》记载，汉末三国时期，诸侯并起，生灵涂炭，就连在汉代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孔庙也很少有人按时祭祀了，从“四时不睹蒸尝之位”中的“位”的字眼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期对于孔子祭祀时多面对的对象，仍然只是传统神位，孔子的塑像还没有出现。
根据现有的材料推断，孔子塑像大约出现在北魏时。目前为止最早的有关孔子雕塑出现的记载应该是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钱钟书《管锥篇》全梁文卷六一引《全后魏文》《鲁孔子庙碑》说“圣容肃穆”，“似微笑而时言”；又引《洛阳伽蓝记》《永宁寺》记“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其状亦即‘左右受业’也。”东魏兴和元年（539年），魏孝静帝下诏修缮孔庙，“雕塑圣容，旁立十子”。兴和三年（541年），兖州刺史李珽“修孔子庙碑”有“既缮孔像，复立十贤”的记载。这个时期不但有了孔子的塑像，而且旁边还有“十子”、“十贤”的陪伴，这些人都是孔子门下著名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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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子”、“十贤”、“十哲”，指的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子渊、字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的合称。根据《论语》的说法，这些人当中，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最有德行；宰我、子贡的口才最好；冉有、季路善于从政；文采最好的是子游、子夏。
可是，不论是道家的老子，还是儒家的孔子，塑像出现的时间距离他们本人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近千年的时间，在没有早期画像或者塑像流传的情况下，汉魏时期的工匠们又是根据什么刻划他们形象的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老子和孔子的形象在少的可怜的史书记载的基础上，经历了许多史家、文人等的修改、发挥、润色，已经基本上没有多少可信度了。这在孔子形像的塑造方面表现的尤其明显，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儒生为了配合统治者宣扬儒学的需要，借用当时流行的“谶纬”学说，把孔子改造为一个有着奇异相貌的“神人”，甚至“面如蒙倛”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塑造孔子形像的基本标准。到了宋代，孔子的形像基本固定下来，主要表现为“七陋”的特征，即鼻露孔，眼露白，口露齿，头圩顶，耳重肩，手过膝以及身材不匀称等。
从此，随着我国宗教崇拜的日益兴盛，除了宗教绘画和书籍外，大型的泥塑、青铜或石制宗教偶像开始大量生产，宗教的影响开始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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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是中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古代很多统治者往往利用谶纬夺取政权或稳定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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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倛，传说中打鬼的方相，古代打鬼驱疫时扮神的人头戴的面具，脸方而丑，发多而乱，形貌凶恶。
山东曲阜大成殿孔子塑像（原塑于明代，清雍正八年（1730）年重塑，后毁于文革。今天见到的这尊孔子塑像是上个世纪80年代重修的）
佛教、道教和儒教（儒家也常常被视作一种宗教，与佛、道并称中国的三教）的偶像崇拜除了一部分为成本较高的金属或石制外，很多都是彩绘泥塑。从此，随着宗教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宗教性泥塑形像大量出现在官方和民间力量营造的寺庙、洞窟、学校等场所。除了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的形像外，三教中的其他泥塑人物形像也按照不同的比例、服饰和姿态等被制作出来供人崇拜，发展到后来，随着宗教的世俗化，不但许多佛教人物的容貌体态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也成为宗教题材泥塑中的组成部分，在佛像周围出现了不少的供养人的形像，他们都是赞助佛教活动的现实社会中的官吏或着豪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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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人，是指因信仰某种宗教，通过提供资金、物品或劳力，制作圣像、开凿石窟、修建宗教场所等形式弘扬教义的虔诚信徒。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形像用壁画或塑像的形式表现在佛龛壁画下方或局部二侧，衣着端庄华贵，举止谦卑，用以代表自身陪侍在神佛旁永世敬崇供养；这些供养人的身分，主要有王侯贵族、官吏将士、寺院僧侣，偶尔也有庶民百姓。
第三节莫高窟等地的佛教彩绘泥塑艺术
一、敦煌莫高窟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自古就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一位名叫乐洨的沙门途径此地，隐约中似乎觉得鸣沙山在一片金光中幻化为千佛之状，于是他下决心在留在敦煌修造洞窟，从此莫高窟日益成为佛教重地，洞窟开凿延续了11个朝代，至今尚存492个洞窟，历代塑像2400多座，主要是北朝、隋、唐、宋、西夏和元代的作品。以捏、塑、贴、压、削、刻等传统技法成型，用点、染、刷、涂、描等方法施彩。莫高窟是我国最重要的一处佛教石窟寺，在世界佛教艺术中也是独树一帜。
由于这里多为疏松的砾岩，无法雕刻佛像，所以采用了泥塑彩绘的形式。早期塑像制作比较简朴，衣纹的用刻划的线条（阴线）、单调的阶梯状或者贴泥条的形式来表现，人物表情是比较呆板的千篇一律的微笑，身体轮廓简洁，如第259窟结跏趺坐佛像，身披通肩的袈裟，结禅印，整个造型可以看出来自犍陀罗和西域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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跏趺，也叫“结跏趺坐”、“金刚坐”，因为是佛禅定时常用的坐姿，所以又称“禅定坐”。结跏趺坐，普通有两种：一为吉祥坐，一为降魔坐，坐法各不同。
承上启下的隋代莫高窟泥塑技巧逐步成熟，人物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性格特征，开始有塑像名手的名字见诸记载，唐代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说“隋韩伯通善塑像”。唐代则是莫高窟泥塑彩绘艺术的高峰，出现了像杨惠之这样的唐初雕塑名家，当时甚至与大画家吴道子齐名。中晚唐时受到张萱、周昉这些仕女画大师画风的影响，佛教塑像又呈现出体态丰腴的世俗化倾向。纵观唐代泥塑，形像在写实能力大大提高的基础上注意使用夸张、变形等浪漫主义手法，突出了佛的庄严典雅、菩萨的亲切端丽、弟子的容忍豁达、天王力士的勇猛威严、供养者的虔诚唯诺，描绘了佛国的理想境界。虽然这些名家的作品今天都不存在了，但仍然可以透过保留至今的唐代莫高窟泥塑窥见当时泥塑艺术曾经达到的高度。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民间工匠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用现实中的人物来丰富宗教题材，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生动感人的人物形像，使得这些宗教人物更加具有真实感和亲切感。而且，工匠们在创作泥塑时，充分考虑到了石窟的内部结构和壁画的因素，使得泥塑与洞窟、壁画相映成辉，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信仰的传播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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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惠之，苏州吴山（今江苏苏州）人，唐代最知名的雕塑家，活动于开元、天宝年间。《历代名画记》记载：“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僧繇指的是南北朝时著名的大画家张僧繇。据说他曾经与大画家吴道子一起学画，后来吴道子声名鹊起，杨惠之感觉自己无法超越他，便改学雕塑。泥塑技术的完善和千手千眼观音的形像据说都是从杨惠之开始的。杨惠之塑造的人物十分传神，据说他为当时的著名演员留杯亭创作的塑像，人们从背后看就能一眼认出是留杯亭。
二、甘肃麦积山石窟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公里处的秦岭西端，开凿于后秦姚兴时期（394－416年），历经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等各代开凿与重修，塑像以泥塑为主，共有三千多尊。其中，北魏麦积山石窟的鼎盛时期，前期塑像保留着宽肩厚胸的特点，给人以伟岸庄严的特点。北魏后期的塑像受到了当时南方晋朝汉文化的影响，逐渐由这种丰硕健壮的风格向秀骨清相转变，装饰性线条增多，人物修长，风度翩翩，宛若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模样。
第123窟塑造了佛、菩萨、弟子及男女侍童等多个人物，其中男女侍童的形像不但造型准确，而且极富天真纯朴的生活情趣，从面部表情到衣纹、姿态的处理都具有很强的写实能力，充分显示了民间工匠卓越的艺术才能。
甘肃一带的佛教石窟艺术到了宋代已经逐渐衰弱，为数不多但技术精湛的泥塑佳作在麦积山石窟保留至今。这些菩萨和供养人泥塑显示出泥塑艺人对于现实人物的敏锐观察和娴熟的工艺技巧。如第165窟的一尊女性供养人塑像，体形丰腴，杏眼柳眉，樱桃小口，举止优雅，表现的是一位生活富足、教育良好的上流女子形像。
三、新疆石窟寺院泥塑
位于天山南麓的新疆于阗和鄯善是我国最早传入佛教的地区。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和田的丹丹－乌里克和若羌县的米兰地区，清理出了被沙子掩埋的大约公元4世纪到8世纪的寺塔遗址以及里面的雕塑和壁画，其中有一尊天王泥塑像，从造型到彩绘都有着浓厚的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
今天的新疆库车一带在古代称龟（qiu）兹，汉代以后成为中国的领土。龟兹国同样热衷佛教，有大量的沙门去中原从事佛教活动，宣传佛法。龟兹有多处石窟遗存和一些泥塑遗迹，风格同样保留着犍陀罗艺术的面貌。
四、宋辽时期山西重要的宗教和纪念性彩塑
位于太原西南部的晋祠泥塑艺术很早就享有很高的声誉。建于北魏时期，本来是为了纪念周武王的次子唐叔虞的祠堂，到了北宋时期又开始崇奉他的母亲邑姜。晋祠圣母殿中的圣母像及42尊侍从像都是具有很高现实主义风格的精美泥塑艺术作品，尤其是其中的33尊仕女彩塑，体态优美，神情安详，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气质和风度。她们手持各种日常物品，动态自然，好像仍然在随时听从主人的使唤，。
平遥县镇国寺始建于北汉天会七年（963年），万佛殿中除了释迦牟尼的塑像为后世所做外，其余的11座菩萨、观音泥塑都是五代时期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唐代塑像的风格。
平遥双林寺的2000余尊佛像彩塑，大多属明代初期的作品，有圆雕、浮雕、壁塑和各种装饰性雕塑，其中尤以千佛殿和菩萨殿的悬塑最为著名，数以千计，姿态各异，风格独特。
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中保存了辽金时期的佛、菩萨等29尊泥塑像，造型端庄华丽，神情安详肃穆，让人叹为观止。同样是辽金时期的大同善化寺中有“二十四天”系列泥塑，艺术水准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