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志成是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清华大学高技术电压专业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当时清华大学很重视他，很想找个机会送他到国外开阔视野，刚好第一届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开始实施，经过学校推荐、考试、专家组考核，他被送去英国留学。
年已不惑的关院长，给我讲述了自己去英国学习一年多的收获：除了自己外语水平、科研能力有提高外，最大的收益是为中国和英国在这一专业上的交流打通了一个渠道。英国同行原来从没接触过中国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认为中国很穷很落后。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工作，关志成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扎实的科研基础和积极主动性，在当时实验室二十多个国家的研究生中，其表现首屈一指。
英国实验室的教授感慨：“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是能干的，水平是高的，有很强的科研能力。你再多介绍几个学者来吧！”
关志成回国后，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又陆续派了七八个自己培养的博士生到英国这个实验室，英国方面也派学者到清华大学访问。这对宣传中国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关志成很真诚地说：
“虽然，其后去英国这个实验室的七八位留学生，都不是用‘中英友好奖学金’去的，但是，我开了先河之后，他们都是拿到了不同渠道的英国资助。我相信，‘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去英国留学的1728名中国留学生中，不乏我这样的人，成为开拓和发展中英友好科学文化交流的使者。时间越久，越能品味出包先生当年提议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的意义深远，包先生为中国教育事业、中英两国友谊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中英友好奖学金”回归学者，现在都是高校领导骨干，包括北大、浙大、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其中不少担任各省市领导，都任重道远。2007年我到上海办一所中小学，遇上好几位政府人员，都是当时受益于这个奖学金的。
4.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1980年10月下旬，应爸爸的邀请，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偕夫人陈欣女士前往大阪，参加大阪造船厂为爸爸的环球航运集团建造的一艘新船——27000吨散装货轮“世欣”号——的下水命名典礼。
在热烈的掌声和鼓乐声中，柴夫人端庄地微笑着，从礼仪小姐送上的盘子里拿起银斧，砍断缆绳，一瓶香槟酒迎向船头撞去，船头的一个大彩球立即打开，数十只白鸽和彩色气球、彩带满天飞舞，另一块红色的绒幕“哗”地启开，显示出“世欣”号金色的中英文船名。
下水典礼结束后，爸爸请柴部长夫妇步入后舱，准备出席一个规模不大但自由、温馨的自助餐会。
柴部长端着酒杯向爸爸开口：
“包先生，我与夫人商量过，我们二人虽然收入不高，但现在没什么负担，我们死后将把生活节余全部捐给国家教育事业。
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但教育还很滞后。你包先生这么热爱祖国，为什么不给国家教育事业捐点钱？”
爸爸十分敬佩柴部长的为人，很乐意地表示：“你柴部长一句话，你要我捐什么，我就捐什么！”
“这太好了！上海交通大学是我们六机部的直属院校，你给上海交大捐一座图书馆或一座科研楼吧！”
爸爸问：“你讲要捐多少？”
柴树藩部长答：“1000万美元。”
原来，柴部长看爸爸在北京捐献1000万美元建饭店，又知道爸爸向来热心教育，便希望爸爸也能为上海交大捐资出力。
行前，柴部长与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商定：如果爸爸愿意帮助交大，就建议他捐资1000万美元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
爸爸当即表态：“我捐。”
“好！我知道包先生一贯重视教育，我先代表上海交大感谢你！”
爸爸脑筋转得极快，考虑问题一向超前，立即当面提出自己的要求，一是一，二是二：
“但我有三点希望，第一，新建的图书馆要适合学校的需要，经济实用，不必过于豪华，不要超出预算；第二，希望以我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第三，请柴部长赐墨宝一幅，以圆收藏夙愿。”
柴部长爽朗地笑了：“前两条都能办到，只是我的字写得不好。”
“柴部长不要过谦了，你第一次写给我的毛笔字书信，至今我还像珍藏情书那样保存着，请不要推辞了。”
爸爸的话俏皮、真切，柴树藩部长哈哈大笑，欣然应允。
我很有幸跟着爸爸会见过许多客人，经常留意观察，专注倾听，我最强烈的感触还是：爸爸真可谓才思敏捷、慷慨豪放、能言善语，魅力无穷。
1981年元旦过后，柴树藩部长与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前往广州，与爸爸会晤，正式达成了协定。
柴部长还将自己书写的苏轼的《赤壁怀古》赠送给爸爸。这里，再提一下爸爸捐助的上海交大“包兆龙图书馆”。北京的兆龙饭店、上海交大包兆龙图书馆，虽说是同样的名字，但进程却大大不同。
上海交大包兆龙图书馆的图纸设计了好几个，请爷爷和爸爸定。可能是太酷爱航海事业了，爸爸毫不犹疑地选中了那个像巨轮一样的图书馆造型。这也可能是因为爸爸对交通大学的航海系有很大期望，希望办得更好，能够配合中国海运业的发展吧！
图书馆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楼高18层，内有学术报告厅，各种阅览室，共有座位2400个，可藏书200万册，并配有电脑检索系统、复印设备、缩微片的制作及阅读设备、视听设备，等等。该图书馆是当时国内最大、设施最现代化的大学图书馆。
1982年6月10日，柴树藩部长和爸爸共同为“兆龙图书馆”奠基。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外交部顾问韩念龙、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冯直和来自英国的知名人士、交大校友、中外记者以及上海交大的师生员工共4300多人参加了奠基仪式。
多种报纸报道评论说：“一座高校图书馆的奠基吸引了这么多的中外宾客，恰恰证明了该事件的不同寻常。它首开中国高校解放后利用捐款改善办学条件之先河，更何况捐资者是手持英国护照、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其意义远远胜过了兴建此建筑本身。”
上海交大以此为开端，后来又吸纳了大量的海内外捐赠。
柴树藩部长有多年抓基本建设的经验，他深知基建中超标超支是司空见惯的，因此，在图书馆建造过程中，他再三强调：“整个工程要严格遵循经济、实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美观的原则；支出不得超出预算，不得追加经费，总体计划不要超过800万美金，预留200万美元以备用；三年时间完成。”
最终，包兆龙图书馆如期竣工，费用只是原计划的一半。节余的捐款在一年后，又在交大闵行校区建造第二座图书馆。
可惜，第二座图书馆开幕典礼，爸爸已云游天国，我决定用爸爸的名字命名为“包玉刚图书馆”。
开幕时，我和三妹陪丽、四妹陪慧带着爸爸的三个外孙（也就是与爸爸生肖一样，同属马的四个外孙的其中三个）一同前往上海参加开幕典礼。三姐妹和孩子在爸爸的铜像前合影。
当日，我代表家族发言，请求与会的人静默五分钟来纪念爸爸。他的在天之灵一定非常满意，一座包兆龙图书馆的钱能够建出双胞胎的包氏图书馆，建筑比兆龙饭店有效益，建筑材料质量好，而结构和装修简洁，既节省物料，也不影响设备的完整和使用者的阅读情绪。后来，北京的清华、北大及全国多所大学都派人来上海交大参观学习，吸收经验。
爸爸当年捐建上海交大包兆龙图书馆，是了解到人才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性，当时还没想到，这一座图书馆在中国大地上会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动，并引发了一场图书馆的现代化革命。
那时，爸爸已经感觉出，上海与北京地区的观念不同，因此将有不同的发展结果，他自己做了一些调整，也把自己的感觉先讲给卢家伯伯听，后来又告知邓小平。
虽然爸爸仙逝时，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讲话还没发表，上海还未成为一个经济开放的特区。但是，爸爸的看法是得到邓小平的赞同的，只是作为战略家，为了稳妥，邓小平只能把一直为中国挑重担、做大贡献的上海，放在改革开放的第二步而已！
一位作家朋友感动地对我说：
“包氏家族又一次当了世界船王，是在知识海洋里，为浙江宁波大学、浙江大学，为上海、为中国，打造出来一支新的，也是更辉煌的船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