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育是根本
爸爸一共有七兄弟姐妹，住在穷困的宁波镇海区。爸爸从小没有上过好学校，也没有上过大学，连中学未毕业就要出外工作，赚钱养家。
幸而，爸爸很好学，在香港时，不仅每天晚饭后散步听英文录音带，而且好问，连我这不懂事的女儿，他一有机会也要问我，尤其是关于英国人的习惯嗜好的日常英文用语。
爸爸在武汉时，除了上班，还上夜校学英语，读金融管理。如果不是年轻时好学，爸爸可能永远只会在祖父的鞋店里工作，不会从事银行管理，不会从重庆走到上海，又从上海跑到香港，更不会从事世界航运业，走向世界！
如果爸爸不重视教育，我们四姐妹就不可能都读完大学，我更不可能读完硕士。因为在那个十分重男轻女的时代，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宁波女孩子，能识几个字已经是不错了，最重要的是嫁个好丈夫，三服：服从、服侍、做衣服，和四孝：孝敬父母、丈夫、子女和孙儿。但爸爸常提醒我，要有学问才能自立，不要像你妈妈一样，她是旧一辈女人。
爸爸从事海运，完全是自己拼命自学出来的。他还首办了培养海员的学校，也曾捐助香港的专业教育事业。
所以，当他从卢家伯伯那里听到邓小平重视教育，对中国高教事业提出了一些果断决策时，显得特别高兴。
卢家伯伯告诉爸爸：
教育部组织了座谈会，邓小平每会必到，从没迟到早退，他亲自倾听每个人的讲话。他大部分时间是听大家意见，不做指导性的发言。
当时，武汉大学一位副教授发言可谓一针见血：“中国高校碰到很大困难，招进来的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像工厂里的产品，若不经过检验，不能保证好产品质量。由于1966年废除了高考制度。中学生觉得学习并不重要，有关系就行，社会上没有好的学习风气。如果不恢复高考，不能保证进校学生的水平，教育水平便没法提高。社会上大有人才，但不少人没有办法进学校受教育。”
该副教授讲完，大家纷纷回应，邓小平听得很高兴，夸奖他讲得好！
接着问教育部部长：
“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恐怕来不及了吧？”刘部长回答说：“还来得及！”与会的教授们也都说：“来得及，来得及！”
就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那么就今年恢复高考！”邓小平的果断决定，得到全场热烈鼓掌。
于是，1977年10月12日宣布恢复高考，高校重新走向正规发展。
邓小平虚心听取意见，关键时敢于拍板，果断扶正了教育的发展方向。
1978年6月，邓小平提出：增加派遣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在这方面多花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依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国派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共2000人，到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当时有人提出忧虑，派出去后不回来怎么办？
邓小平就说：不回来？回来一半也行嘛！
实际上，派出去的2000名留学生几乎全部回来了，都成了各个单位的业务骨干。
1984年10月1日，国庆游行，当首都科技队伍走到金水桥头进入天安门广场时，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一时间，广场上掌声欢呼声雷动。邓小平微笑着向游行队伍招手呢！原来，北大同学借此机会表达当代大学生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赞美，向制订这些政策的党中央领导表示敬意！
爸爸一直很佩服邓小平刚强不屈的性格，也不乏灵活和忍辱负重。局势不利时讲究策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需让步就让步。他更能灵活地根据中国当时的形势，作出最正确的决策，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不固守教条。
2.包兆龙包玉刚留学生奖学金，花落浙大
“英雄所见略同！”爸爸也早看出中国改革和建设，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才。每当爸爸得悉妻子、女儿对中国的种种批评，他的答案总是，因为中国没有好好地去培养下一代。
他首先想到的，是以爷爷的名义，向中国教育部捐赠了100万美元，成立了“包兆龙留学生奖学金”。
虽然与后来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捐赠的数目相比，100万美元不是个大数目，但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向国内教育部门捐赠的一笔款项，也是80年代初有着不同价值的100万。
如果按时间计算，爸爸以爷爷的名义，最早向国内教育委员会捐的100万美元，设立的第一个留学生奖学金，是“包兆龙留学生奖学金”，是在1982年前。
不久，教育部电传告知，在全国选派了21位优秀学生，成为接受包氏奖学金的第一批留学生，已经办理好出国手续了。教育部并发过来了留学生的名单及联络办法。
爸爸一向心细，他让秘书拨通其中一位留学生的电话号码，想联络一下对方，看看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自己帮助。然而，那边的回答太让人意外了：谁是包玉刚？我不知道什么包兆龙留学生奖学金，我只知道自己是公派留学生而已。
又拨通几个号码，回答雷同。
爸爸当然非常不高兴，由此可见，包氏留学生奖学金在教育部管理得并不严格。爸爸捐款从来爽气，但容不得一点浪费。他更担心的是，照此办理，只怕“包兆龙奖学金”的100万美金，连本带利，东支西支，稀里糊涂，全都用光，可到最后统计，竟然没有培养出一个中国留学生。不要说自己生气，倘若老父知道，岂不也要怪自己办事不力。
爸爸真是很不开心，但一时间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浙江大学韩桢祥校长从朋友那里听到了我爸爸对包氏奖学金管理不满意的事情，他能理解国家教育部工作千头万绪，要对每一笔奖学金管理细致恐怕是有困难的，但是，他更能体会事业如此成功的爸爸的心情，不能容忍有这样的疏忽。
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去争取把奖学金放到浙大来？
若能把100万奖学金放到浙江大学来，一能保证可派送浙大的优秀教师、学生出国留学，能大大提高学校教师的质量，二是浙大的校风一向是“实事求是”，只要学校领导重视，一定能管好这笔留学基金。
何况想到我爸爸是浙江人，刚刚向宁波捐了一所大学，现为浙江培养人才，他也一定会乐意的！
于是，利用在北京开人大的空隙，韩桢祥和当年的副校长路甬祥积极活动，去看望了卢绪章、柴树藩，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向我爸爸提出了这个建议。
爸爸接受了卢家伯伯和柴部长的这个建议。另外又增加了100万美元，成立了“包兆龙、包玉刚留学生奖学金”。并要求我介入这项奖学金的管理工作。
记得爸爸在世时就非常满意包氏奖学金的管理，其实，当时校长选出具体管理包氏奖学金的并非专职人员，是由研究生院办公室主任邹碧金老师兼职管理。为留学生办理一切手续，从护照、签证、换外汇、联络学校到国外困难帮助解决。开始都由她一个人从零跑起。浙大继任校长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路甬祥，也非常重视此项奖学金，每次与爸爸和我会面均报告详情。
选拔出国留学生的专家小组非常认真及尽职，爸爸原设定奖学金主要用作培养硕士、博士，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还是改为派高级访问学者更有效益，因周期短，花费少。于是，学校领导特为此给爸爸写了信。
爸爸很快让助理给浙大回了信，详见下文。
可惜爸爸仙逝太早，每次周年活动，唯有我代表爸爸出席。
1995年10月31日下午，浙江大学包氏奖学金回国人员座谈会在浙江大学举行，四十多名回国人员出席了会议。潘云鹤校长发表讲话。他说：“包氏奖学金创建以来，已成为该校重要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在该校人才成长中起了重要作用，我本人就是包氏奖学金首批1986年派往国外进修的。回国后，又根据包氏奖学金奖励条例，再次享受包氏奖学金参加国际会议。迄今为止，包氏奖学金的回国人员逐年增加，近五年的回归率已经达到81.5％。回归的人员，不仅给该校带回了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使该校的师资水平向上跨了一个台阶。”
如今20年过去了，包氏奖学金基金从200万美元，变成280多万，单用利息，已培养了近四百位高级访问学者，为浙江省，尤其是浙江大学培养了骨干，现在浙江大学数十个学院的领导和各级重要干部中，有44.6％曾用包氏奖学金出国深造。
浙江大学
路甬祥校长：
一月二十日尊函内所提各事，包先生有如下意见：
（一）奖学金基金理事会建议，将来派遣少量高级访问学者，出国作专题访问，包先生表示，如果这与国家政策无抵触，可以尝试实行。
（二）关于适当提高留学生之生活费用，包先生原则上赞同。根据理事会全体会议纪要，生活费调整已于今年元月开始实行。这是否纯属个别奖学金之管理范围，无需先与国家教育委员会联系？
（三）1993年奖学金创立十周年，包先生到时能否回浙大主持纪念仪式，因为期尚远，未能立即决定。稍后再算。
顺颂
教安
包玉刚先生私人助理梁正本
1991年4月3日
我于2004年与浙大签订了协定，再拿出100万美元加入包氏奖学金基金，专门用来邀请外国著名教授到浙江大学讲学用！
3.中英友好奖学金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两国关系并没有完全正常化，因为在香港问题上，经常有些不理解、不和谐的“音符”。
爸爸看得很清楚，他于1985年分别向中英两国领导人建议：由包玉刚爵士基金会和中、英两国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一项资助，命名为“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资助中国学者留学英国，目的是“为了向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中国赴英留学人员提供奖学金，使他们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发展作贡献”。在1987年至1997年的十年内，包玉刚爵士基金会为该项奖学金捐资1400万英镑，中国政府为本计划提供资金1400万英镑，英国政府为该计划提供资金700万英镑。该计划为1728名学者提供了奖学金赴英留学。
此举既可以增进中英之间的友好关系，又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为香港回归及中英谈判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
两国领导人均很赞赏爸爸的这一设想。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学术交流条约，也是数额最大的留学生奖学金，实属开历史之先河，意义当然远远高于协定本身。
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会见爸爸时，谈到教育，他感慨地说道：“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是很容易纠正过来的，但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是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当然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有了原子弹、导弹，同步卫星上了天。在高技术领域，我们也不能不搞一点，要急起直追。发展高技术，一是用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二是香港的人才也在内，还有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华裔学者。”
提到“中英友好奖学金”，邓小平大声夸奖爸爸：包先生为国家，不是光说，一直是在做实事。
爸爸则表示，能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子孙后代出点力，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如果从中更能促进中英的非官方来往，香港人能从中得福，那就更是一举两得了。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邓老和爸爸一样，重视教育并不只停留在嘴上。他和夫人卓琳，一直以来，每年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资5000元。2004年，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夫人卓琳将邓小平的80万元稿酬加上儿女共同凑起的20万元，总共100万人民币，成立了青少年科技奖学基金！
英国方面，首相撒切尔夫人也非常感谢爸爸帮忙英国。因为从1982年开始，撒切尔夫人削减了英国大学的经费，扣减给外国学生申请的奖学金。爸爸拿出资金，资助中国政府派留学生去英国学习，实际上也能帮助英国大学解决经费上的困难，增加英国高等教育的学位，促进两国教育的交流，也促进两国的沟通、了解和信任。因而，“中英友好奖学金”在英国举行签字仪式时，规格非常隆重。
1986年6月9日在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英国方面的撒切尔夫人由外相贺维陪同，还有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克里斯宾·蒂克尔爵士、罗杰·艾尔德尔博士等出席。中国方面的胡耀邦总书记、李鹏副总理由外交部副部长周南陪同，爸爸和我代表包玉刚爵士基金会，签署了这份友好奖学金的协议。这样，中英两方由香港代表从中拉在一起合力培育年青一代。这次的签名出席者都是两国领导人，也是中英谈判中的重要人物，彼此在爸爸协调下，谈笑自若，气氛融洽而庄严，从而使香港回归的谈判气氛得以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