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香港是爸爸走向全球化的起点
可能曾在银行工作，爸爸在年轻时，办事就已条理清楚。1948年，只有30岁的爸爸，拿着卢家伯伯给他的文件和自己平时积蓄的两万港币，一个人飞到香港，先找好一家人居住的房子，再回上海接妈妈、我和二妹。
爸爸带着行李，妈妈抱着不到一岁的二妹，佣人阿英抱着两岁多的我，二妹的奶妈没有跟来香港，全家一同登上飞机。当时的我，一点都不能理解爸妈为什么要紧锁双眉，更不懂什么是背井离乡的凄凉。
过了一年，阿爷和阿娘（宁波人称祖父祖母为阿爷和阿娘）和两位未婚的姑姑也来到香港。一大家人全都住在西摩道（在香港岛的半山区），共有四个颇大的睡房，两厅，加上两个工人房。我们一家大小住在一起，还算舒服，也非常热闹。
刚到香港生活，妈妈非常不习惯，她不是想念自己的爸妈，便是想念她的弟弟。爸爸则每天清早乘巴士外出活动。
我记得，有一天爸爸回家，兴奋地告诉妈妈：“秀英，我找到办公室了，在华人行有一间房，很好。”
我听到后拍着手说：“太好了，我要去看看，爸爸您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
爸爸摸着我头说：“陪庆，现在很忙，改天再带你去。”
妈妈无不担心地问：“那谁帮你呀？”
爸爸笑着说：“刚好潘家镠先生来香港，他答应帮我。当然，你得帮忙照顾一下潘太和孩子们了。”
妈妈笑着说：“当然了。想当年日本进攻上海，我们逃难去重庆时，一路上是我抱着裕国的嘛！那天，唯一的奶瓶也打破了，我只能用酱油瓶套上奶嘴喂他。”
我忍不住问道：“为什么潘妈妈不抱自己的儿子？”
妈妈告诉我：“潘妈妈也没闲着，她忙着照顾裕国的姐姐，小女婴身体瘦弱，加上当时医药缺乏，又没有营养食品，未到重庆，裕国的姐姐便过世了。”爸爸叹口气说：“陪庆，那时战争，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我们都被逼搬家到重庆，路途上很苦。而我又先去了重庆工作。妈妈便带着潘家妈妈和两名孩子逃难。”
战前，潘家镠的父亲是成功的商人，在国内曾帮过爸爸，现在他吩咐爸爸照顾刚到香港的潘家镠。后来潘家镠成为环球船员部的主干。到海文的年代，他儿子潘裕国是海文的副主席。裕国的儿子也是我们儿子的好友。
讲起“逃难”，妈妈经常提起日本人害我们中国人的事。我在学校也听过不少这样的故事，包括我读过的中学（英华女校）就曾经是集中营，所有英籍校长和英籍老师都曾被困。日本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坏印象。但爸爸只提过一两次他吃了日本人的苦头，他的个性强，从不埋怨人，也从不后悔。
爸爸初到香港时，一定有很多不习惯，一定也很想念老家，但从未听他说过泄气的话。只有几次，他回家告诉我们，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本地一些人往往被英国人利用，服服帖帖地替英国人干事、管理香港人。
我天真地说：“那爸爸您也可以帮英国人呀！英国政府也一定会重用您呀！”
爸爸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只会帮一个政府，咱们的中国政府！陪庆，你要记得，连台湾的政府也不是我们正当的中国政府。你爸爸是从不会和台湾做生意打交道的。你不懂，中国的事很复杂。”
确实，爸爸经常用许多具体的事例给我讲解中国历史，告诉我国民党如何腐败、黑暗，当年上海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
记得当时我不太懂事，有一次又追问：“爸爸，您看日本人对中国人不是更差吗？”
爸爸说：“对！但是如果中国人自己败掉自己的国家，那这个罪就更大。”
少年时的我，对国民党、日本人和英国人的看法，大部分是受了爸爸影响的。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爸爸带了我和两个妹妹（那时三妹也出生了，还不会走路）到他的办公室。我看见只有两张办公桌，便问爸爸有多少人在公司工作。
他说：“有潘伯伯（潘家镠，苏州人）、王伯伯（王汝曾，上海人）、姜伯伯（姜德怀，江苏人）、张伯伯（张微星），都是从上海先后来港的。”
我奇怪地问：“四个人加您，只用两张办公桌？”
爸爸说：“我们轮流出街，轮流办公，有时迫不得已，一人用电话，一人写字。每张桌有两边，共可以坐四个人呀！”
我问爸爸：“那您是做些什么？”
这时，三妹爬到桌子一角之下，爸爸一个箭步冲过去抱起她。舒口气后，他告诉我，公司是做出入口生意的。譬如，从南美洲买来黄豆、米粮等，再转卖给中国。
当时，因为美国对中国实行了禁运，而中国自己的生产能力又不够。
二妹很乖，一直坐在椅上不动。三妹太活泼，总在桌子下爬来爬去，又差点撞头了。不习惯看顾孩子的爸爸，显得好紧张，只有赶过去把三妹抱起来，然后带我们一同离开办公室。这是他立足香港起家的贸易公司。
初到香港的几年，爸爸星期天还算有休息时间，常带我们一家大小到屋旁的西班牙花园玩。这个花园位于西摩道，是一位西班牙教徒来香港传道时建起的修道院。对当时的我来说，花园算是很大，种满了棕榈树，当中还有一个喷水池，别有情趣。可惜后来卖了地，改建成高楼大厦。半个世纪过后，再去看看，原来那只是一块小得可怜的地皮。如果能保存下来，是多有情趣的点缀，能看到英国殖民地上也有一点点的西班牙风格。
后来爸爸决定投身航运业，一直很忙，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常出门到欧洲各地，我们简直见不到爸爸。有回我忍不住问爸爸：“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您很累，做少点不可以吗？”
爸爸感触颇深地说：“你还记得我带你们三姊妹到办公室吗？你三妹爬上爬下，多天真！你又问长问短，多动脑！我便想到你们三个是多么聪明可爱、天真无邪！为了你们姐妹幸福，我也要好好地工作，为你们创造一个好世界，不要再经历我小时候这样的辛苦——没有鞋穿，鞋子都是你祖母一针一线缝成的布鞋。”
那时，爸爸也会组织一些周末活动，跟同事们和他们的家人一齐郊游。爸爸公司里的同事都是来自内地，包括前文提到的潘家镠伯伯，他父亲在国内认识爷爷，来香港前委托爸爸照顾他儿子和孙子。潘家妈妈是典型的苏州人，很娇嗲。他们有两子一女，大儿子潘裕国，现在是自海文成为主席后公司里的大将之一，一直帮海文管理英国、新加坡等分公司。潘妈妈的妹妹沈惠琴也在公司工作。
吴家伯伯是北方人，在上海时住在我们家附近，他太太是一个非常高贵典雅有气质的女人，有两女一子。
姜家伯伯是江苏人，和姜妈妈是匹配的一对，个子胖胖，圆圆的脸，一口普通话，豪爽幽默，常常使大家捧腹大笑，他们的两子一女都大我们八九岁。
当然，爸爸的弟弟包玉星和四姑姐包丽泰也在爸爸公司工作。后来四姑姐回上海工作。叔叔包玉星的妻子常找麻烦，有一次甚至到公司投诉一职员把自己的女儿抢走，还有很多不愉快的事。爸爸很大方，因叔叔是他最钟爱的弟弟，便让了几条船给他独立开设及经营Regent Ship‐ping。同时借了些职员给他用。后来该公司经济遇上困难，海文把他们的公司买回来。
因为家中人多，爸爸把以前在上海的司机老李也请到香港，替我们开车。
我们一家和这些来自内地朋友同事们，每逢周末都一同去新界或香港其他有名的旅游景点玩。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很美。新界是荒郊野林，一片片的田地，种植了供香港人食用的菜蔬。现在说什么化学肥田料，当时都是臭臭的粪便！想不到虽然有臭味，也不美观，但菜十分天然甜美。爸爸和他的同事都很喜欢带我们到沙田行山，然后野餐。有时候，爸爸会请大家到沙田有名的龙华饭店吃乳鸽。在新界宽阔的原野上，哥哥们（张伯伯和姜伯伯的儿子）放风筝，我们女孩子们便跑来跑去凑热闹。
当时，虽然大家都不是很有钱，但都很有情趣，有空闲去消遣。大家毕竟都是来自内地，当时赤手空拳到香港打拼，又带着孩子们，一定很想大陆的家。能有机会聚在一起时，谈谈笑笑、吃吃喝喝，好像一个大家庭，什么痛苦和思念暂时都能抛诸脑后。
每年的圣诞节，都是我们孩子渴望的日子，几家人聚在一起，玩得很尽兴。我们在学校，大人在工作地方，周围都是讲广东话，只有和这班来自大陆的朋友聚在一起，才可以痛痛快快地讲上海话或普通话，充满浓浓的故乡情、家乡味。
过农历年春节时也非常热闹。妈妈和家中保姆们（那时我们有三个）忙着准备食物，自己做年糕、通莲心、煮茶叶蛋、杀鸡做醉鸡、做八宝饭、做宁波汤圆。爸爸最喜欢吃甜品，尤其是汤圆和八宝饭。而妈妈做的汤圆特别小巧玲珑，既不用猪油，黑芝麻又是自己磨出来的，自己又磨米粉，皮是薄薄的，馅料是黑黑的，用桂花茶煮的，香甜可口。
那时，香港很少有上海菜馆，除了家中准备的上海菜和宁波菜，在外面是完全吃不到的。后来在60年代初，我们搬到北角时，总算能买到较多的上海食品。
在年初一前，阿娘会洗她的头发。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一年才洗一次头发，而我们要每星期洗？那时没有淋浴，也没有热水器，洗澡和洗头要烧水，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而且当时香港供水不足，实行控制用水，隔天才供水一次，有一两年甚至一个星期只有两天供水。
妈妈不想对我长篇大论，就说：“阿娘是小脚，才可以一年一度洗头，其他人都要一星期洗一次。”
阿娘每天梳头的梳子很特别，阿姨要每日放很多棉花在木梳子上。
梳子上的齿也很密，可以把头发的污渍清洁，然后把脏的棉花扔掉。阿娘的洗头水是用很香的中药料煲出来的，但我总不明白这样黑的水如何可以洗净头发？她又没用什么洗发水或肥皂，难道这药水会使她开始白的头发变黑？但那时候，家里没有人可以解答我的疑问。
春节那天，一家大小都穿新衣，连内衣妈妈也准备了新的。一起床要向阿爷阿娘拜年，然后向爸妈拜年。我们孩子们可高兴了，有压岁钱，即香港人称的“利是”，也有很多好东西吃，妈妈做茶叶蛋（代表元宝）、莲子糖水（代表甜蜜），整天都有很多朋友和同事来拜年，人来人往，热闹非常。那时香港可以放鞭炮（后来因为太危险而禁止了），只要听到外面有人放鞭炮，我立即跟随着几个邻居的哥哥跑出去。我胆子大，还敢自己点呢！
妈妈也因是年初一，不打麻将（麻雀），因为爸爸整天在家。年初二、年初三也是假期，到年初三时，爸爸开始不耐烦，因为放假他不能工作。初三他已是迫不及待地到公司去工作半日。相信直至50年代，爸爸学会打网球，60年代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他才不再觉得假期是辛苦的日子吧！初四爸爸就开工，妈妈也开工，打麻将。
爸爸非常刻苦好学。在上海时，他就自学英语，因为他觉得总有一天用得着。到香港后，他不但有补习老师，继续学英语，还又自学法语，他真是个每分钟都舍不得浪费的人。
爸爸也有很大的好奇心，无论在事业上、友情上、生意上，他都喜欢接受新观念、新事物。他不断了解不同国籍人的生活习惯，尝试不同国家的食物。他看见西方人人高马大，便常常带妻子和女儿们到餐厅吃牛排，希望女儿们身体长得更健康。他自己还常去欧洲考察，了解和发现各种新的商机。
爸爸觉得贸易的发展前途有限。长远来说，如果内地开放，可以直接买卖，便无需经香港。他开始想做一门生意，资产是可以挪的。很多朋友劝他做房地产，他不干。因为房地产不能搬迁，万一如在上海一样，把私有财产都没收，那怎么办？这个所谓“难民的态度”，也是可以明白的。再者，房地产难以做大、做到全球化。
1954年，爸爸对船务生意产生兴趣，他开始收集航运的资料。船是可以搬迁的资产，而世界用品都需要运输，这个行业也可以来往世界各个角落，极合他的个性。
爸爸开始和阿爷商量这行业，阿爷起初反对，觉得风险太大，加上爸爸一点也不懂这行业。但后来见儿子不断用很理智的道理向他解释，他终于被说服了。那个阶段，爸爸日思夜想，我们吃饭时只见他默默无言；我们谈话时他也是无言入耳，仍是自己沉思默想，饭后则来回踱方步。
爸爸常和阿爷谈生意，他告诉我：“你阿爷很聪明，虽然一辈子没有干什么大事，他给我很多意见是可取的。做一门新生意，要思前想后。他给我的一些指导，很管用。譬如他说，凡做一门事业，必要做得大，才划算！”
爸爸曾多次飞到东京和欧洲，跟很多朋友和行内人谈过后，才决定了做船舶运输行业。21世纪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生意，爸爸在1956年已经开始策划了！
想不到的是，当事业全球化了，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爸爸常常在全世界跑，根本没有时间带自己家人出游，更不用说带公司里同事及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外出郊游。后来，我只记得爸爸常不在家，只有潘伯伯和姜伯伯还常陪着妈妈带我们姐妹四人出外玩。
爸爸开创新事业后，真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就算人在家里，也是身在心不在。全家一块吃饭，爸爸什么也听不进去，静默无言。那时妈妈和我们常抱怨爸爸不关心家人，后来长大成人，自己也创业后，才了解爸爸的心态：创立并运作一个自己原来一点不懂的船运业，一定是压力重重，要百分之一百五十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