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艺术、文化活动对社区的影响和体育极为相似。Guetzkow（2002）题为《艺术如何影响社区》的论文考察了探讨艺术作用的文献，指出这些文献中出现的多种概念、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他指出艺术是如何“被人们认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人们宣称艺术能够在社区层面上给予居民区新的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刺激社会资本的产生，实现重要社区目标。很多机制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如作为艺术家直接介入，观众参与，或者艺术家、艺术团体机构的参与。Guetzkow从McCarthy（2002）的论文中发现三种广义的社区收益形式：经济形式、文化形式（如确立社区特色、身价，鼓励积极的社区准则，如多样性、宽容）以及社会形式（通过将人们聚在一起，邀请他们参与，使他们和组织联系起来，以增加社会资本）。居民区及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减少也被视为艺术给社区带来的一项收益。
Guetzkow对艺术的分析和其他分析者对体育对社区可能造成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与Coalter一样，Guetzkow提出了参与的性质以及获得利益的过程问题。虽然直接参与艺术活动比作为观众有更强烈的经历感，但观众分布更广，更有潜力获得共同的经历。Guetzkow同时也考虑到“专业的”和社区的艺术的不同影响。尽管专业艺术更有可能创造经济利益，但产生经济利益一般需要吸引当地以外的人，因此不太可能直接帮助社区成员形成共同经历。相反，“社区艺术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社区成员参与到一种有创意的活动中来”。
如同很多体育开发计划，社区艺术活动常常涉及某些弱势群体（如处于危险状况的青年、少数民族和贫民区的人），其目的在于增加社会资本、增进社区凝聚力。
很显然，利用艺术和文化活动使社区“受益”，与在目标人群中利用体育是相似的。
这些活动给社区带来的利益也有相似之处：
不管投入社会资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人们认为社区艺术活动能够建立社会资本，因为它们可以提高个人能力和参与的积极性。
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其性质似乎存在疑问。评估都集中在个人获得的好处上——与体育发展评估研究一样。这样，微观层面上的个人影响和社区集体层面之间的联系便出现了问题。这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把两者说成是因果关系的能力。
Galloway等（2005）根据相当广泛的定量数据对文化活动影响进行研究，但也强调了这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为了了解文化在社区层面上对生活质量的贡献，他们在方法评估中回顾了9项主要研究。考察的9项研究得出了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潜在的重要影响”，包括：
支持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
刺激经济发展；
优化环境；
提高地方管理；
改善公共安全；
保留文化遗产；
连接不同文化、民族、种族之间的桥梁；
传播文化价值观和历史；
建造群体记忆和群体身份。
实例有：“社区艺术文化建造工程研究（ACIP）”，主要运用定性方法，提出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不仅构成社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而且在社区内部，文化以及其他类型的组织和活动之间还存在复杂的关系。
“艺术社会影响工程（SIAP）”考察了费城及其郊区文化的作用，按时间先后记录了一连串文化数据，将它们和其他生活质量标志因素进行对照，显示了在居民区层面一些因素之间的关联：①文化组织存在一定时间以后，贫困程度降低，人口稳定或增长；②劣势居民区中，文化参与程度增高，青少年犯罪率、逃学率降低；③文化参与使人们主观认为社区生活质量“很好”；④文化组织存在一定时间以后，居民区“多样性”提高（包括民族多样性，家庭形式）。
SAIP研究人员认为，这足以证明社区文化制度“建立了社会结构，增强了社区能力”，并“为居民区贡献新的活力”（Stern &； Seifert，2002）。
“文化建立社区计划（CBB）”找到了“交叉参与”的证据。先前的研究认为这是文化有利于社区能力建立的一种关键方法。参与文化活动的人们更有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参与社区活动，最常见的方式包括宗教服务（50％的答卷人）、家庭与学校结合（33％）、娱乐活动（30）以及图书馆（28％），其中至少有10％的人参加公民组织、继续教育和特殊兴趣小组。文化参与和对社区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也有明显的联系。
“JohnS. &； JamesL.骑士基金社区指标项目”。此项研究发现，种族或民族对个人如何看待社区文化资源的可获得性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发现与态度有关的问题（“如果你正想找个文化活动参加，那么该活动是否能反映你的民族或种族背景的重要程度？”）有紧密联系。那些认为重要的人最不可能参加社区所提供的文化活动，却更有可能对他们所在地区的文化服务供给不满。
“代表丹佛表演艺术研究联盟（PARC）的城市研究院”在美国各地10个社区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对5个社区的家庭进行电话调查（丹佛，阿拉斯加，辛辛那提，匹兹堡，西雅图）。该调查对表演艺术所做的社会、经济贡献进行评估，包括一家之主看待表演艺术对个人生活和社区的价值的态度。调查发现，丹佛的居民认为艺术对社区比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更有价值。一半以上的答卷完全认为表演艺术“在大丹佛地区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有32％的人“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观点。
受过较高教育的丹佛居民、经常观看表演艺术的人以及家中子女已独立的人更有可能赞成该观点，而那些25岁以下的人可能性较小。调查还发现，频繁参加现场艺术活动和在社区组织志愿服务之间有很大联系。
关于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关联，证据不一致：从理论上来说，在艺术和文化活动的特性跟有效社区的特性之间有着良好的匹配；但是由于论证基础具有可变性，而且过于依赖“传闻轶事”信息，定性和定量研究在概念和方法上也有缺陷，因而备受批判；参与文化活动和这种参与对社区的有益影响这两者之间的某些“联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或不表明）因果关系，这一点受到特别关注；尽管如此，一些研究确实记录了调查对象感受到文化活动对社区产生的有益影响。
从休闲对社区作用的论证所得到的结论
综观大量论证，一些实质性评论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存在着强有力的理论观点，支持休闲拥有给社区带来利益的潜力这一看法，而且实证研究也表明，休闲可能会有助于人们实现许多期望的结果。但是，文献的主旋律是这类实证使研究者无法得出强有力的结论，因为大部分证据软弱无力，不足以使人完全信服。在监测评估方案的实证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在争论中关注的，不是能否得到证据，而是证据是否过硬。已经提出的批评包括：有一种趋势把休闲（或休闲的组成部分，如体育、艺术）视为具有统一影响的单个实体。与此相反，休闲自身是一种多样化的产品；不同的休闲形式对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有吸引力；休闲供给的质量各不相同，个人对休闲项目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对休闲介入的各种不同反映与这些项目的结构特点相关（尽管不能用它们来作全部的解释），包括项目的持续时间，其资金保证以及和其他机构、政策的整合程度。文化或体育活动或节庆如何组织、管理和运行，决定了参与者经历的特性或质量，反过来这也帮助决定了这些活动产生的结果（Galloway等，2005）。
不少批评都集中在方法论方面。Guetzkow尤其对依赖定性证据的趋势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评估研究的局限性存在于很多方面，但首先是因为：这些研究者为了支持自己提出的论点，往往完全依赖参加艺术活动的人们以及观众们的主观描述——简而言之，这些研究传闻轶事多，证据则显得不足（尽管也许有人认为大量的传闻不妨用作某种证据）。
但Galloway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提出反驳：对于文化的社会影响研究，最主要的批判是大量使用传闻轶事作为证据。鉴于主观看法在大部分生活质量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争论不在于自我宣传本身，而是自我宣传的数据是如何得来的。
证实因果关系这一问题受到特别关注。Jackson和Herranz阐述了试图在一个本身复杂的领域中建立简单因果关系所产生的问题。他们批判了过分强调单一因果联系的观点，认为应该探讨休闲与其他社会经济动力一起，共同促进特定结果产生的各种方式。
Galloway等认为，尽管各项研究显示出不同休闲方式和社会融合／社区健康有“联系”，但是现有的工作尚未提供因果联系的证据。专家们认为实际过程要比这一切更加复杂。Coalter始终强烈批判过于简单地看待因果联系，提倡把休闲与其他可能促进变化的社会关系、涉入因素及结构联系起来，考察休闲的作用。
也许对休闲与社区的研究产生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研究不足，会给政策领域带来潜在的损害。但是，已经强调缺乏证据本身并不意味着这种有益的结果没有发生，或不可能发生。所需要的是进行强有力的实证考察，以确定“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这种分析是针对休闲可能产生的好处进行的——究竟是否正确。
原理的总结
1.作为一种建制，“家庭”将个人定位于社会结构之中，使其与文化、差异及（不）平等联系在一起，又通过这一方法，把宏观层面的影响传播到微观层面的休闲机会和经历中去。
2.家庭生活中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不断变化，家庭环境的多样性不断增加，这都对休闲可能获得的实际及社会心理资源产生影响。
3.休闲是家庭生活重要的部分，是个人休闲期望、经历和能力发展的主要环境。
4.休闲也许是家庭成员最乐意参加的共同经历的活动领域。积极的家庭休闲经历对增进家庭和睦有重要作用，对个人、社区和社会也都有利。
5.家庭中的一部分或全部成员可能会有消极的休闲活动经历。这反映了不同成员之间休闲偏好之间、个人和集体需求之间存在冲突。这类紧张情况包括亲情中重新出现的性别差异所带来的矛盾。
6.通过广泛的休闲形式，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动（如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或偶尔利用娱乐场地），有规律或偶尔组织的活动（如有规律地参加休闲俱乐部，或一年参加一次当地的音乐会或聚会），休闲活动为社区交流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7.通过挑战或加剧差异和不平等状况，社区休闲机会可能对社区内部关系起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